敦煌学领域一个“长期”“超大”项目的经验与启发

——《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1至15卷出版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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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1至15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2018年出版

  我受邀出任《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编委和承担审稿工作,时间虽然不长,从2014年第13卷开始,到目前的第15卷,加上第1卷修订本,仅参加了四卷的工作,但本书策划兼主编郝春文先生从2001年第1卷出版就开始给我赠送样书,一直没有间断,每次新书到手我都要翻阅一遍,故仍感慨良多。

  本书原本只是“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这个巨大工程的“第一编”。这个巨大工程,据郝春文先生本书《前言》介绍,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萌生设想,到90年代中期付诸实践,仅酝酿就用了十年。原因很多,条件和时机固然是一方面,但更重要的,我以为是难度。这个难度,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文献释录本身的难度,一个是整理团队构建的难度。

  我是从事出土文献整理的专业工作者,出土文献五大门类,我参加或主持过除金文门类外的甲骨、简牍、文书、墓志四大门类的整理工作,深知出土文献整理工作之不易。出土文献整理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例称“整理与研究”,实际具有由低到高三层含义。第一层含义:先整理后研究。这一点大家都懂。文献只有先整理出来,而后才能进行研究。第二层含义:整理含有研究。这一点也不难理解。对文献没有深入的研究,是做不好整理的。第三层含义:整理难于研究。这一点知道的人就不太多。实际上,整理与研究是两种性质不同的工作。研究具有选择性,自己不懂的可以回避;整理没有选择性,自己不懂的也必须面对。因此,我一直坚定地认为:只做研究,没有做过整理,这种研究不太可能完整;只有做过整理,做研究才有可能真正全面掌握文献披露的信息。

  郝春文先生对这个工程的难度,具体而言是对敦煌文献整理的难度,是有充分思想准备的。他在本书《前言》中先说本书的编著“决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接着用了很大篇幅谈敦煌文献整理的难度,譬如说:“对敦煌文献进行整理、释录,不同于一般的古籍整理。由于敦煌文献绝大部分是写本,相当数量残缺不全,释录者不仅需要辨认手写文字,还要确定文书的性质、名称、年代等。辨认文字一方面需要查阅大量的工具书,另一方面更需要长期工作经验的积累;而对文书性质、名称、年代的考证,不但是正确使用文书的前提,也常常是正确释录文书文字的必要条件。”还有很多关于难度的举证,这里无须一一引述。因而他认为:敦煌文献的整理释录是“一项十分艰苦的创作性劳动”。为此,郝春文先生从图书资料着手,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西哲卡西米尔·法布尔说:“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因而一旦条件和时机成熟,这个工程就非他莫属了。

  我们知道,做任何具有一定规模的项目,都需要构建一个稳定的团队。这一点是常识,无须多说。但这只适用于三年、五年的短期一般项目,长期超大项目就未必了。本书属于长期超大项目,计划整理出版《释录》三十卷,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运作,2001年出版第1卷,2018年出版第15卷,工作完成一半,已经用了二十多年。在这种情况下,想构建一个稳定的团队,几乎不太可能。而对此,郝春文先生也是有思想准备的。他的办法是将整理工作与研究生培养相结合,所谓“教学相长”,既能完成整理工作,又能培养一大批敦煌文献整理人才。这个设想,应该在1996年本书1至3卷被列入北京市培养跨世纪理论人才的“百人工程”项目时就已形成。但仅有设想是不够的,还需要有配套措施。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十五卷图书,每一卷的参编人员几乎都不一样,除了郝春文先生是“铁打的营盘”,其他都是“流水的兵”。那么,用什么保证参编人员变,而书的质量不变?无疑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郝春文先生想到的配套措施,就是在《凡例》上狠下功夫。本书的《凡例》,是我见过的最为细致详尽的“凡例”。大型工具书《辞海·凡例》和《辞源·修订本体例》都是十四条。《吐鲁番出土文书》释文本《凡例》十二条,同书图文本《凡例》十五条。《新中国出土墓志·编辑凡例》仅八条。《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凡例》也只有十五条。而本书《凡例》从第1卷起就多达二十条。整个《凡例》用了将近一千八百字,相当一篇短小论文,其中第七条交代释文格式就多达将近二百字,逆书、行间文字如何释录也都交代得清清楚楚。我们知道,有的重大图书编修工程,为了防止编修者随心所欲,特别设置“规定动作”和“自选动作”,“规定动作”多,“自选动作”少,以限制编修者的没有必要的发挥。而本书通过《凡例》设置的都是“规定动作”,几乎没有“自选动作”。这样,在保证全书体例统一的同时,也保证了本书参编人员变而总体质量不变。这是值得从事长期超大项目的专家借鉴的。

  此外,本书在编著方面,有着很多特点,实际也是优点,值得肯定和推广。

  第一个特点是按原编号顺序整理。十几年前,关于馆藏敦煌文献,究竟应该按原编号顺序整理,还是应该全部打散分类整理,曾经有过一些不同看法。我是赞同前者的。因为馆藏敦煌文献的原编号,学术界已经沿用了百余年,早已约定俗成。而分类整理对研究者使用虽然方便,但除四部书外,其他文献操作难度之大,实在不足与外人道。我们以前整理《吐鲁番出土文书》,最初就是想仿照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资料室编辑的《敦煌资料》(第1辑)分类整理的。但《敦煌资料》是选辑,《吐鲁番出土文书》是全辑,二者没有可比性。因而分类工作进行到一定程度,就分不下去了,最后还是回到按墓葬整理。本书也是全辑,选择按原编号顺序整理,是很明智的。

  第二个特点是尽可能地拾遗补缺。本书《凡例》第一条就说:“本书系大型文献图集《英藏敦煌文献》的文字释录本。”既然是《英藏敦煌文献》的文字释录本,那么,按照《英藏敦煌文献》公布的图版做文字释录就可以了。但郝春文先生并不满足于此。本书对《英藏敦煌文献》由于种种原因漏收的文献,做了大量的拾遗补缺工作。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新增收的文献,不乏具有重要价值者。譬如:S.36唐咸亨三年(672)《金刚般若波罗蜜经题记》十二行,不仅对于研究唐代写校佛经制度非常重要,对于研究唐代《金刚经》信仰也颇为难得。S.3054五代后梁贞明四年(918)《观世音经一卷题记》四行,不仅对于研究敦煌报恩寺的发展具有价值,对于研究五代观音信仰和弥勒信仰也很有意义。

  第三个特点是多与原件进行核对。我们知道,《英藏敦煌文献》公布的都是高清图版,对于文字释读一般没有问题,但对于笔迹和纸张等的判断就存在困难了。为此,项目组成员会经常带着问题赴大英图书馆核对原件。为了1至3卷核对原件,郝春文先生就曾在英国伦敦工作过一年。当然,收获也是巨大的。譬如S.76,两面均写有文书,一面是《食療本草》,一面是七件杂文书,传统认为《食療本草》是正面,七件杂文书是背面。但经与原件进行核对,发现全卷是由四种不同的纸粘接而成,各纸的时代、书写地点、内容及书写者都不一样,背面杂文书的时代早于正面《食療本草》,原定的正背实际应该倒过来。此类收获很多,这里无须赘举。可以看出郝春文先生对整理工作的认真。

  此外,本书每件文献的定名、释文、说明、校记,大都做得十分简明精致。每件文献最后还都附有“参考文献”,实际就是该文献的短小“学术史”,也十分有用,可免研究者的检索之劳。

  本书第1卷出版之后,胡同庆写了一篇《〈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第1卷)评介》(《敦煌研究》2002年第1期,97~100页),认为本书“极有价值”。孟彦弘也写了一篇《〈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第1卷)简介》(《中国史研究动态》2002年第5期,28~30页),认为这项工作“会对‘敦煌学’产生很大的影响”。我以为都十分中肯。孟彦弘认为完成本书恐怕“将要持续近三十年”。从目前进度看,应该远不止此。我一向主张“慢工出细活”,认为精品图书尤其应该如此。我希望剩下十五卷,比前十五卷做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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