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后出转精的杜诗选本——评莫砺锋、童强撰《杜甫诗选》 – 国学网

一部后出转精的杜诗选本——评莫砺锋、童强撰《杜甫诗选》

20180725_007

《杜甫诗选》,莫砺锋、童强撰,商务印书馆2018年4月第一版,39.00元

  杜甫作为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诗人之一,历来备受读者尊崇。其中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在后世关于杜诗的各种注本十分宏富,“千家注杜”的洋洋大观,是中国文学史上除杜甫之外其他任何诗人都未曾享有的殊荣。诸如王嗣奭《杜臆》、钱谦益《钱注杜诗》、浦起龙《读杜心解》、仇兆鳌《杜诗详注》等,都成为古代诗歌注释的典范。现代以来,人们对于杜甫的热爱仍一如既往,陆续产生了一些高质量的杜诗注本。全集校注如近年来谢思炜教授之《杜甫集校注》,萧涤非、张忠纲二位先生领衔之《杜甫全集校注》等。尤其是后者,其编撰时间长达三十余年,历经几代学人接力,可谓是新时期杜诗注释的一部集大成之作。杜诗的选注本则首推两部,一部是萧涤非先生的《杜甫诗选注》,另一部是聂石樵、邓魁英先生合作的《杜甫选集》,两部选注本篇幅适中,注释简明扼要,堪称经典的杜诗选本。

  最近,笔者读到莫砺锋、童强二位教授合撰之《杜甫诗选》,在与《杜甫诗选注》和《杜甫选集》进行仔细对读后认为,这是一部后出转精的杜诗新选本。

  第一,该选本体例更加完备。与前两种杜诗注本相比,《杜甫诗选》在体例上最大的特点就是增加了评赏部分,更加完备。众所周知,杜诗具有高超的表现艺术,无论是在细节的传神刻画,还是在艺术形式的精心选取等方面都有很多精彩之处,但因受到注释体例和篇幅的限制,在《杜甫诗选注》和《杜甫选集》中,这些精彩之处往往只能点到即止,无法详尽分析。而《杜甫诗选》在新增加的评赏部分则可以相对从容地予以展开,从而充分抉发杜诗的魅力。

  宋代诗人王禹偁尝言“子美集开新世界”,杜甫及杜诗对后世诗人的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后代诗家在构思立意、句法、语词等方面有意无意地受到杜诗的沾溉。如杜诗名篇《羌村三首》中“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二句,就以其“婉转周至,跃然目前”(明人王慎中评语)的艺术效果影响了一代代诗人。《杜甫诗选》在评赏此诗时征引了中唐诗人戴叔伦《江乡故人偶集客舍》“还作江南会,翻疑梦里逢”、司空曙《云阳馆与韩绅宿别》“乍见翻疑梦,相悲各问年”、北宋晏几道《鹧鸪天》“今宵剩把银釭照,犹恐相逢是梦中”等三处受杜诗此句影响的显例,来说明杜诗在后世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力。

  第二,该选本注释更加准确。相较于前两种早出的杜诗选本,《杜甫诗选》在注释方面具有后出转精的特点,对于以往注本所注不确之处间有纠正。兹举二例以作说明。第一例,关于《北征》中“狼藉画眉阔”之释义。此处注释涉及当时女子画眉究竟是以细为美还是以阔为美的问题。萧注在引张谔《岐王美人诗》和张籍《倡女词》后,指出“汉和唐,女子画眉都以阔为美”。聂注《杜甫选集》则征引刘绩《霏雪录》和张籍《倡女词》,同样说明“唐代女子以画宽阔的眉为美”。而《杜甫诗选》在注释此处时,除引《霏雪录》中的材料之外,还引了白居易《上阳白发人》一诗来说明这一问题。白诗中说:“小头鞵履窄衣裳,青黛点眉眉细长。外人不见见应笑,天宝末年时世妆。”既明言“青黛点眉眉细长”为“天宝末年时世妆”,这就表明在与杜甫此诗创作差不多同时期的天宝末年(《北征》创作于至德二载)是流行细眉的。笔者认为,《杜甫诗选》此处引用白居易诗句来注释“狼藉画眉阔”,相较于旧注笼统称唐时女子画眉以阔为美,是更准确和接近历史事实的。

  再举一例,关于《北征》“那无囊中帛”一句中“那”之释义。萧涤非先生《杜甫诗选注》对此字未注,聂石樵、邓魁英《杜甫选集》则注为“犹‘奈’”,并以杜证杜,援引杜诗《奉送郭中丞兼太仆卿充陇右节度》中“渐衰那此别,认泪独含情”为例以为证明。然而仔细推敲句意,此处将“那”释为“奈”却明显地于理不通。因为从下文“粉黛亦解包,衾裯稍罗列”两句句意来看,诗人历尽千辛万苦回到家中并非两手空空,而是带着粉黛、衾裯之类物品的,所以若把“那无囊中帛”解释为“奈无囊中帛”(意谓“无奈行裹空空,并没有绢帛之类的物品”),显然是与下文自相矛盾的。《杜甫诗选》注者此处将“那”释作“岂”,“那无”即“岂无”。当诗人历尽险阻回到家中,看到子女们衣衫褴褛的情状时,他仿佛是在反躬自问:“难道我的囊中没有衣帛吗?”于是才有了接下来“粉黛亦解包,衾裯稍罗列”的举动,这样一来上下文的句意就变得顺畅了。从上下文的句意连贯来看,此处将“那”释作“岂”,显然比释为“奈”更加合理。

  以上所举的两例当然都是很小的问题,但见微知著,从两个例子足可以看出,《杜甫诗选》作者在作注时的态度是十分谨严的。

  第三,该选本系年更加科学。对于杜诗之系年,历代注家都十分重视。作为一部后出转精的选本,相较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早出的两种杜诗选本,由于新材料的不断发现和近年来研究的不断推进,《杜甫诗选》在充分借鉴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相关作品进行系年,所得出的一些结论更加科学。如关于杜诗名篇《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之作年问题,历代注家多根据《旧唐书·韦济传》中“天宝七载,(济)又为河南丞,迁尚书左丞”的记载,将此诗系年定在天宝七载。如仇兆鳌《杜诗详注》即引黄鹤注曰:“公以天宝六载,应诏赴毂下,为李林甫见阻,由是退下。诗云‘主上顷见征’‘青冥却垂翅’,当是七载所作。”后来注者亦往往沿用这一结论,如萧、聂二选本即持此说。而《杜甫诗选》作者则根据晚出的韦述所撰韦济墓志铭,其中有“天宝七载,转河南尹,兼水路运使,……九载,迁尚书左丞,累加正议大夫,封奉明县子”的记载,得出此诗应当作与天宝九载或稍后的结论。这是借助后出的墓志铭补足正史记载语焉不详之处后得出的新结论,应当说是可以信从的。

  最后,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杜甫诗选》作者对于杜甫思想的深刻认识。关于杜甫的思想,前人多着眼于从忠君爱国、“人民性”的角度加以论述,这固然是不错的,但却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杜诗的思想深度。本书作者之一的莫砺锋先生早在二十多年前写作《杜甫评传》时就对杜甫的思想有过细致的剖析。在本书导言部分,作者指出杜甫“身体力行地将儒学原理付诸行为,从而在儒学发展史上作出了独特的贡献。不但如此,杜甫还用他一生的实践、行为,用他的整个生命,来丰富、充实了儒学的内涵”。在对一些具体作品进行分析时,作者也贯穿了这种认识。如《哀王孙》一诗,今人选本大多不选,或因诗中颇有歌颂帝王之语。但是在本书作者看来,“杜甫的仁爱是一种深广博大之爱,本无需区分对象。安史乱起后诗人对无辜百姓的深切同情,以及对落难王孙的关切,都是其仁爱思想的具体体现”。这种认识无疑是十分深刻的。

  

Comments are clos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