竭诚为读者服务——写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成立九十周年之际

  倏忽而逝。今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喜迎90华诞。爱生活、好读书、求新知,人生中最美好的三件事,在这里汇聚。

  栉风沐雨。1932年7月,邹韬奋、胡愈之和徐伯昕等人在战火硝烟中创立生活书店。1935年,钱俊瑞、徐雪寒、华应申等创办的新知书店开张。次年,李公朴、艾思奇、黄洛峰等人把读书出版社的书送到第一拨读者手中。旨在传播知识、开启民智的三家书店,在接下来的1948年,合成一股强力,竭诚为读者服务到今天。

  白驹过隙。这块历史悠久的文化阵地,已经以优良的传统、强烈的社会关怀和浓厚的人文精神,发展壮大,俨然成为中国的一个文化符号,在读者心中扎下根,在作者心中铸下魂。

烽火中举旗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古老的中国千疮百孔,百姓生灵涂炭。诞生于国土沦丧、民生凋敝之时的生活、读书、新知三家书店,克服艰难险阻,出版进步书籍和杂志,宣传先进思想理论,传播科学文化知识,推进民族解放和人民民主运动,成为中国现代进步出版事业的楷模。

  语言学家周有光曾与邹韬奋有同学之谊。在他的记忆中,抗日战争之前的30年代,邹韬奋对中国文化界的启蒙运动发挥了积极作用。邹韬奋是中国现代新文化运动的前辈,他的进步思想和高尚人格,代表了抗日战争之前中国的一代知识分子。

  新中国成立之前的钱锺书和杨绛,寓居在上海。钱杨寓所附近的一家生活书店,是他们每天下午四点后经常光顾的,看书看报,在那里还会碰见很多朋友,店里的工作人员也像老熟人一样。他们和当时的许多知识分子一样,每期《生活周刊》必读。杨绛生前回忆讲,生活书店是我们这类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

  新中国成立前,三店共出版图书2000余种,先后编辑出版期刊约50种。包括《资本论》《大众哲学》等在内的书刊,在当时产生过巨大影响。生活书店出版的萧红的《生死场》《回忆鲁迅先生》、陈白尘的独幕剧集《后方小喜剧》,以及“创作文库”里老舍的《小坡的生日》、巴金的《沉默》、臧克家的《罪恶的黑手》等,使无数青年从中接触了进步思想,提高了文学素养,受益终身。

  在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时期,三家书店先后在上海、汉口、广州、西安、香港等地开办过百余家分店。三家出版发行机构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立场一致,战线统一,互助合作,并肩战斗。

  新中国成立之前国内共出版“红色读物”400余种,而三联书店前身的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和新知书店就占了近一半。三家书店从事的绝不是一般的文化出版事业,他们一方面团结进步的作家、翻译家,向广大读者传播抗日救亡思想;另一方面以启蒙为号召,动员广大民众,特别是青年读者走上革命和进步的道路,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至关重要和无可替代的作用。

三联出精品

  在读书人的心目中,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是崇高的。在学者的视界里,能在三联出版自己的专著,好比获得一项荣誉。数十年来,这也成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不成文的标杆。在学者们的眼中,三联书店是代表中国学术和思想的窗口,占据引领风气之先的地位。大家都知道,三联出精品。

  新老一辈叫得出名字的学者,从陈寅恪到周有光,从季羡林到钱锺书,从王世襄到黄苗子,从陈来到李零,从陈平原到茅海建……响当当,都是三联书店的作者。

  钱锺书、杨绛夫妇在新中国成立前就是生活书店的常客,当他们的《钱锺书集》和《干校六记》《我们仨》要寻“婆家”时,理所当然地要交给这个可靠的“老朋友”。在杨绛的眼里,三联是“我们熟悉的老书店,品牌好,不官不商,有书香”。

  太多这样的学者,最初由三联的读者变成朋友,最后成为三联的作者。所以,三联并非一个孤零零的出版社,她更像是一个文化人的乐园。

  90年来,三联书店就是这样把四面八方的文化人聚在一起,以出版高品位的人文学术图书,赢得了学者的信赖,赚取了读者的口碑。

  当年,董秀玉在选题会上必问的一句话是:这本好书好在哪儿?为什么适合三联出?就是这种坚持,使得三联的品牌和特色日渐叠加,成就了自己的风格。今天,董秀玉仍然欣慰地说,三联的书小而美,重印书多,书品一流。

  学者陈乐民当初一到书店就能辨别出哪本是三联出品,“一看就知道是三联的书,洁净、素雅,看着舒服,有三联味”。在季羡林看来,这三联味,就是清新、庄重、认真、求实。

  翻看三联书店的过往书目,可以看到,很多书都占据着那个领域执牛耳的地位。

  1986年初夏,由陈来等一批中青年学者组成的“文化:世界与中国”编委会一行,到刚恢复独立建制的三联书店洽谈“现代西方学术文库”和“新知文库”等丛书的合作事宜。很痛快地,三联就接受了这一大规模的出版计划。那一年起,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被中国读者钟爱。时至今日,译丛里的很多品种仍是畅销书,有些品种销量近十万。改革开放之初,中国读者有幸读到萨特、本雅明、亨廷顿等外国学者的名著,皆因三联人的文化意识与学术眼光不同寻常。

  集眼光、胸怀和气魄于一身,是三联人一贯的特点。他们在为“大家”“锦上添花”之时,不忘给出书难的年轻学者“雪中送炭”。 

  1994年,沈昌文和董秀玉抱着开拓进取的想法,开始与哈佛燕京学社合作,出版以青年学者的原创学术著作为核心的“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心同此念的,当时还有北京大学的季羡林、厉以宁和中国社科院的李学勤。几位中国资深学者组成的学术委员会成员,代表各大学科,负责对丛书的遴选、修改与出版。三联的许医农和孙晓林两位女编辑,一前一后,像跑马拉松一样,连续十多年,跑赢了这次中美合作。迄今,“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已经出版百余种,始终保持着优秀的内容和过硬的品质,从“40后”到“80后”,很多当代学术领军人物的第一部著作或代表作都曾入选这套丛书,它也见证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四代学人的更迭与成长。

  在大众出版方面,三联以“金庸作品集”和“蔡志忠中国古籍漫画系列”赢得了普通读者的芳心。有一段时间,街头巷尾大家谈论的话题绕不开黄蓉和郭靖,《射雕英雄传》和《天龙八部》一时洛阳纸贵。当初引进“金庸作品集”时,董秀玉也曾心里打鼓,一向以高品位的学术出版见长的三联是否适合出版这类通俗读物。“‘金庸作品集’是不是好书?”“当然是好书。”“是好书,我们推荐给大众阅读就没有错。”30载过去,这个文学殿堂级的出版项目,在读者心中仍然占有很重要的位置。

  进入新世纪,以2001年起刊行的“钱锺书集”和“陈寅恪集”为标志,三联书店有意识地开始对20世纪前辈大家、名家的重要作品进行遴选和整理出版,陆续推出“钱穆作品系列”“黄仁宇作品系列”“张光直作品系列”“冯友兰作品精选”“金克木集”“王世襄集”“费孝通作品精选”和“宿白集”等。

  为加强当代原创学术著作出版,陈来、李零、茅海建、陈平原、荣新江等一批当代重要学人的作品,也陆续以系列形式被三联推出。

  在“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之外,“文化:中国与世界新论”“文史新论”和“当代学术”等原创学术丛书,成为三联对中青年学人关注和支持的重要体现。各个书系有不同的定位、功能和影响力,但又互补共生,相互阐发,成为三联有广泛涵盖力的原创学术图书的“矩阵”。

  学术传薪,三联书店90年不曾动摇。

读者的家园

  1978年,改革的春风徐徐吹起,开放的帷幕缓缓拉开。春风化雨,三联书店的学术和文化“基因”开始萌动。与时代同行,在社会发展大潮中搏击的同时,三联人致力为改革提供更多有价值的思想、文化、学术资源。这种良性的互动,自《读书》杂志创办起,一直延绵不绝。

  1979年,《读书》创刊号以《读书无禁区》开篇。一路开拓,《读书》成为改革开放40多年来几代读书人的精神家园。

  回想起当年读研究生时的青葱岁月,刘统犹记得同学们在一起聊天时的很多话题总是起于《读书》,终于《读书》。每期《读书》上激动人心的好文章,给予他和同学们太多精神上的愉悦。

  超豪华的作者阵容,是吸引年轻学子的根由。当年董秀玉的一句“你的存稿只有一篇了”,至今令太多的学者言犹在耳。一个一个专栏,成为架在读者和学者之间的桥梁。葛剑雄开辟读史系列,吴敬琏发表经济学文章,刚从哈佛毕业的赵一凡一篇接一篇地贡献哈佛读书札记……关注时代前沿话题、拓展思想文化新领域的一篇篇雄文,令读者如沐春风。当年,《读书》上金克木的“无文探隐”、吕叔湘的“未晚斋杂览”等栏目,以及王蒙置于“欲读书结”专栏下前后数年写下的六七十篇文章,在社会上形成了浓厚的人文气息。

  这份由陈翰伯、范用、陈原、倪子明、史枚、冯亦代等老一代出版家和文化人合力创办的杂志,从创立伊始到其后的岁月中,在知识界产生了无可替代的影响力,聚集起一批优秀出版家、知识分子作者队伍,成为改革开放以来最重要的思想启蒙读物之一。与此同时,《读书》的创办,也为三联书店此后30余年间的佳作频现,厚植了一块文化沃土。

书店是灯火

  2014年4月23日上半夜,三联书店的老顾客唐风拎着一捆刚刚在店里买下的12本书,兴高采烈地走回书店北面的居民楼家中。延长营业时间,对于像唐风这样的读者而言,能有更多时间读孔子、读巴金、读《这边风景》,真可谓“他乡遇故知”。

  这一天,恰逢第19个世界读书日,三联韬奋书店正式启动24小时运营模式。这一天起,每一个夜晚,当窗外的喧嚣慢慢消散,书店里的阅读热情渐渐升腾,身着时髦服饰的年轻人、拉着行李箱的过路客、晚饭后消食纳凉的长者,在这个你我的夜书房各得其所,各寻其乐。

  不多久,三联书店三里屯店开业,潮流青年在时尚的三里屯多了一处打卡地。薄薄的书页、淡淡的墨香、暖暖的灯光,吸引他们慢下来,静下来,沉淀下来,体味宁静、安心和美好。

  当城市进入午夜,书店就成了灯火。灯火,带给人以光、以亮、以温暖。作为传播文化的重要场所,书店是我们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我们所生长的地域的万千记忆。

  时间倒回至1996年。那时三联书店的员工终于要结束长达十年居无定所的“流浪”生涯,在美术馆东街兴建业务楼。然而,在香港三联书店工作过多年的董秀玉,胆识与眼界并存,主张“把原来设计的办公楼中的一部分开辟出来,做成书店,摆上开放式的书架,让读者自由挑选,打破以往读者要隔着柜台、举着望远镜或眯缝着眼睛,还要看售货员的脸色买书的传统”。那一刻,三联书店率先开启了内地超市型书店的经营模式。

  那时,董秀玉还想利用书店空间,给当时住房条件普遍窘迫的知识分子提供一个“能喝茶聊天的地方”。于是,北京的书店里第一次有了咖啡厅。时隔多年,董秀玉回忆起当年三联员工对兴办书店的支持,依然十分动情:“我跟大家说可能还要艰苦一点,办公室不可能很大,只能是一个个小格子间,我们要腾出地方办书店。哇,三联员工真的太好了,大家真的心很齐,一致支持,把最好的地方留给了读者。”

  从打造城市书房到24小时书店的开门迎客,董秀玉和三联同仁深知,他们的初衷是为爱书人提供一个心灵的栖息之所和精神的激扬之地。

  一盏灯,照亮天南海北的夜读者。在这里,唐风们享受到了三联人的暖意,更感受到了三联人给予他们的尊重。他们在《傅雷家书》里读到了父爱如山,在李零的《我们的中国》里进一步认知中国、热爱中国。

志同道又合

  指缝太宽,时光太瘦。90年,几代人。

  在一代代作者的心目中,一代代的三联编辑以独有的学术眼光、胸怀和气魄,成其为三联。一如一代代作者的豪华阵容,三联一代代的编辑同样“豪华”,自生活书店的创始人邹韬奋,到后来鼎鼎大名的范用、沈昌文,精明强干的董秀玉、吴彬、孙晓林,以及现在年轻的一代,在出版界和学术界都享有极高的声誉。对读书人的热情和亲切,对出版的追求和执着,是三联编辑们共同的品质。

  90岁的三联拥有一种独特的人文气息,这与几代三联人的文化品味、眼力以及敬业、爱业的精神分不开。

  在季羡林当年的记忆里,邹韬奋是民主斗士,他出版的书,都充满了新精神,催人向上,推人革命。

  夏衍曾说,范用出的书,可以叫做文人写给文人看的书。一语中的,范用的特点正是热心知识,广交天下贤士,以书会友。

  在王蒙的印象中,沈昌文博闻强记,多见广识,三教九流、五行八卦、天文地理、内政外交,什么都不陌生。“他广交高级知识分子,各色领导干部,懂得追求学问珍重学问,但他不搞学院派,不死读书、不搞教条主义门户之见。”一辈子自称“知道分子”的沈昌文,确如王蒙所言,是出版界的奇景。

  “你的存稿只有一篇了。”董秀玉当年对黄裳和太多作者那温婉的一句,大家都心领神会,不得不赶稿子了。而学者们愿意与三联合作,也多是道义之交。

  诚如刘梦溪所说,三联的味道就是文化的味道,这个味道体现在三联人的身上和他们的行事方式上,这使得我们把三联当成自己的家。

  90年,读者、作者和编辑,相濡以沫、志同道合,殊为不易。

  (本报记者 刘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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