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窗风雨》书写中国情怀

  《心窗风雨》为马来西亚婆罗洲诗人黄国宝1995年主编的一部旧体诗词集,由砂拉越“诗巫中华文艺社”出版。书中收录了16位诗人的诗词创作,计词70首,诗30首,其中以黄政仁与侯越英的作品为最多。黄政仁,1948年生于诗巫,参与创办诗巫中华文艺社并担任主席,热心推动古典文学的发展。侯越英,历任该社副主席及主席职,工作之余开办诗词研习班,并亲自授课,使学员得窥古典文学之门。他们二人本身深谙填词作诗之道,并亲自教导社员创作古体诗词,对发扬婆罗洲古体诗词贡献良多。

  中国传统文化对婆罗洲华人文化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旧体诗词上的表现尤为明显。这本旧体诗词集不仅记录了20世纪80年代婆罗洲诗人在文艺社的青春岁月及情感历程,作品的字里行间也流露出中国情怀与婆罗洲本土色彩的矛盾与复杂情感。

  砂拉越位于婆罗洲的西北部,是马来西亚在婆罗洲领土上的两个行政区域之一,也是全马面积最大的州。自华人落地生根之后,此地就弦歌不辍,从联语到诗钟,从俚句到南洋诗,从抗日新诗到反殖新诗,且关注现实人生,弘扬中华文化。据刘子政描述,福州人南来砂拉越开垦土地,先种植稻、番薯、蔬菜,而后大量种植树胶。南来的福州人,各种人才都有,有些“满腹经纶”“学富五车”的读书人,在南洋热带地方从事体力劳动。换了环境,辛苦劳动,不免对工作起了怨言,把对南来的苦况,编写成诗,缕述由福州动身到南洋的经过,写成“南洋十怨”“南洋诗”等。这些诗,每句都押韵,读来朗朗上口。

  而作为砂拉越地区的第二代华人移民,《心窗风雨》的大部分诗人都是生于斯长于斯,对自己土生土长的土地无限热爱,也因此创作出了很多歌颂乡土的诗篇。“榴梿”“长屋”“大红花”“鹅江”等南洋意象经常出现在他们的诗词作品之中。如王美玲的《忆江南》:“鹅江好,风景永清幽。两岸常青春不老,青山长在水长流。能不再重游。”黄政仁的《浣溪沙》:“拉让江流落几回,洪波依旧逐潮归。有情如水意多违。  暮雨经宵愁入梦,晓风无力柳丝垂。一怀幽怨寄阿谁。”“鹅江”即拉让江,是砂拉越的母亲河,砂州人民的生命线,也是马来西亚最长的河流。拉让江川流不息的江水一直以来是砂华文学不可缺少的写作素材。中国有大型音乐组诗《黄河颂》,砂拉越亦有改编版的《鹅江颂》。两者有个共同点,即表面上歌颂江河,实际上却是歌颂中华民族的英雄气概,字里行间流露出诗人对于家乡的热爱与向往。除了歌颂“鹅江”外,热带雨林的物象如大红花,及砂拉越特有的景观,如长屋,也常出现在《心窗风雨》中。如宋志明的《内陆行》:“怪石翠嶂连,扁舟滑浪尖。水花身溅湿,长屋立山前。”侯越英的《大红花》:“巫城处处大红花,浓艳缤纷赛晚霞。若使生香更妩媚,应教羁客不思家。”以及黄国宝的《大红花》:“疏篱弄影澈年春,夜落朝开露笑颦。红粉丽姿香独欠,惺惺蛱蝶乱驰神。”“长屋”是砂拉越原住民的文化图腾。它往往沿河而建,依山傍水,与自然环境融为一体。因为它的独特性与特有的自然景观,它在砂华各种文体中被反复运用。而以“大红花”为题的七绝,则是借物抒情,以马来西亚国花“大红花”的妩媚姿态,抒发诗人思家的惆怅情怀。

  研究马华文学史的很多学者认为,马华文学在早期原本就属中国文学的一个支流,因此很长一段时间以来,马华及砂华文学作品中有意或无意中流露出的中国情怀便成为一种非常普遍的创作特征。在《心窗风雨》中,以缅怀故人的“清明节”为主题的诗词最能体现诗人们内心深处的中国情怀。如王政贤的《江南好》:“清明节,细雨又纷纷。山北山南皆碧塚,漫山遍野锁愁云。个个断肠人。”李文昌的《忆江南》:“清明节,微雨倍伤神。古俗长存追远意,千家扫祭忆先人。争趁甲朝辰。”

  “清明节”是海外华人除了农历新年外最为重视的一个节日。它承载着中华五千年厚重的历史文化,即慎终追远的意义。婆罗洲旧体诗词中,以“清明节”为主题的作品数量颇多。诗人往往通过清明节追思祖先,来传达时光一去不复返、生命有限及人生无常的哀叹。这种感叹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漂移海外的移民的忧患书写,它书写着诗人们对那个时代变迁的辛酸。此外,中国诗歌传统中的“伤春悲秋”主题,也很自然地融入作品之中。如王政贤的《减字木兰花》:“鹅江堤畔,把酒送君魂欲断。江水悠悠,话别于今又一秋。  半生漂泊,更那堪清秋冷落。昨夜梦中,旧日斜阳残照红。”林才意的《忆江南》:“秋已尽,花落见孤枝。纵使翌年花又发,秋光依旧事全非。空待独徘徊。”

  上述作品既有砂州本土性的场景刻画,如“鹅江”“江水”等,同时又融合传统伤春悲秋的伤感情怀,如“清秋冷落”“秋光”等意象,带出人生易老、青春不再以及功名未就的惆怅,继承了中国古典诗歌“感时伤物”的精神旨归。砂华诗词中的本土色彩与中国情怀完美地融合在一起,这是砂华作家的书写特点,同时也表达了他们对祖辈文化的认同。《心窗风雨》中有些作品亦承载了老一辈作家的文化乡愁。因为对祖辈文化的认同,因而才有深沉的乡愁感,去乡越远,乡愁感也越深。他们眼里的“故乡”,不仅仅是一个地域概念,还具有文化的内涵。如陈瑞麟的《客中年》:“异地迎佳节,客中怕过年。蜡鼓声撼里,怦忆故乡缘。”侯越英的《无题》:“端阳过后是中秋,月未团圆草未稠。万种情怀谁与共,夜深独自望牵牛。”

  “新年”是海外华人最为重视的一个传统节日。对老一辈的移民客而言,寄寓着阖家团圆的农历新年,总会让他们涌起“独在异乡为异客”的思乡愁绪,越处繁华闹市,内心就越显得孤独落寞。而在这类诗词中弥漫的“乡愁”,不仅成为婆罗洲华人的情感寄托和精神共鸣,更为重要的是它也承载着一个民族共同的文化记忆与情感认同。

  《心窗风雨》的书写风貌勾勒出20世纪80年代婆罗洲作家的南洋色彩及中国情怀。这些作品有步前人屐履或图另辟蹊径的,有直抒胸臆、浇心中块垒、悲天悯人、感时伤物的等等,辞藻或华丽或朴拙,随作者性情及学养炼铸。尽管在书写手法上,这群作家对旧体诗词的写作技巧掌握尚不娴熟,但他们的诗词读来全不媚俗,也无谄媚之言,诚如编者于《心窗风雨》后序中所言:“文艺创作不应沦为酬唱、恭维或胁肩谄笑之工具。”故该选集中的诗词作者皆严持此道。更为人称道的是,他们作品中的本土色彩代表了对婆罗洲这块土地的热爱;而中国情怀的流露则寄托了一种深层的寻根意识和文化乡愁。

  (作者:林良娥,系马来西亚拉曼大学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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