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戏曲背后的政治与社会—读《文化中的政治:戏曲表演与清都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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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是戏曲大国,宋元时期即发展出成熟的戏曲文学与表演。今天我们在山西仍可以见到元代遗存的古戏台,还有洪洞县明应王殿的元代戏曲壁画。金末元初散曲家杜仁杰留下的【般涉调·耍孩儿】套曲《庄家不识勾栏》,生动活泼地描述了一位庄稼汉进城,“见一个人手撑着椽做的门,高声的叫:‘请!请!’,道:‘迟来的满了无处停坐。’”历史告诉我们,从这个闹哄哄的“勾栏”到清代的“茶园”,戏曲为背景各异的看客提供了娱乐。戏曲也成为群众情感与思想交流的媒介。可惜我们不能回到历史现场,一一采访观众,理解个人如何在戏中寻找各自的诉求与满足。如果可以,或许能写出一部引人入胜的中国情感史。

  清中晚期,由于戏曲的空前影响力,以及文人对戏曲的迷恋,除剧本外,还留下了为数可观的戏曲相关文献。如何有效利用这批材料,并加以组织分析,是近一个世纪以来戏曲与文化史学者的重要课题。美国历史学者郭安瑞撰述的《文化中的政治:戏曲表演与清都社会》(Operaand theCity:The Politics of Culture in Beijing,1770-1900)就是近年来对此用力最勤的杰作。从全书正文第一句开宗明义:“在晚期帝制中国,戏曲对观众具有一种魅惑的力量”,到全书尾声总结:“至19世纪末,通过对戏曲的选择和支持,清廷在很大程度上成功控制了商业戏园内的道德价值观”,作者一方面从宏观的文化史脉络,探究了18世纪下半叶到19世纪末北京商业戏园存在的多重意义,另一方面则从具体的戏曲演出实例,分析伶人、观众、剧目及清廷间的复杂关系。个人认为,郭教授在“花谱”的分析运用,在演出抄本《翡翠园》和“嫂子我”水浒戏的比较研究,以及在“花雅之争”造成昆曲败退结果的政治原因解读上,其视野与方法,特别值得我们借鉴。

  “文化中的政治”既是书名,可见郭教授关注的重点,与传统中国戏曲史家不同:后者论述一时一地之戏曲(如陈芳《乾隆时期北京剧坛研究》与范丽敏《清代北京戏曲演出研究》),往往聚焦于剧种、声腔、班社、演员、表演艺术、作家作品以及剧观、剧论等“戏曲史”议题。而作为“文化史”家,郭教授关注的是,如何透过戏曲,阐释文化艺术与政治的纠结。作为精通戏曲的美国历史学者,郭教授融会中西与文史的学术背景,亦使她与一般戏曲学者在资料阅读运用与问题意识上有所差异。她从西方近三十多年的学术研究成果出发,首先表示,“戏曲表演对理解帝国晚期的文化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但西方学界以戏曲来探讨中国底层社会信仰系统的著述,主要关注乡村的祭祀戏曲表演,“戏曲表演与城市观众及城市文化观念传播之间的关系则几乎无人论及。”(页4)

  《文化中的政治:戏曲表演与清都社会》可谓填补了西方清代文化史研究的缺口。全书分从“观众与演员”“场所与剧种”“剧本与表演”三大部分,动态而非平面地考察了演剧如何构成文化场域,从而使国家及城市不同阶层人士得以参与其中,并使之服务于各自的需求。贯穿其中的是族群、社会性别与阶层三大议题。主标题“文化中的政治”,不仅指清朝官方对戏曲文化的管控与影响,更取“政治”之广义意,强调此文化场域中,文人、普通市民、朝廷、戏班与演员不同群体之间的权力竞争与博弈。正是文化与政治交汇,引起郭安瑞对北京戏曲表演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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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师的戏曲文化有其特殊性。一方面京城是政治中心,汇聚了各地来的士子与官员,由此也吸引了各地的剧种和演员;另一方面戏曲在皇城根下,始终无法脱离朝廷官方的影响。皇清都城北京繁荣的商业戏园,在郭教授看来,汇聚了私人欲望与公众想象,构成极重要的城市空间,为她探讨城市演剧与文化政治关系提供了难得的切入点。通过大量文献搜集与缜密分析,这部书为我们打开了清史研究的一个新面向。

  清中晚期的北京剧坛,最重要的事件之一是“花雅之争”。花部指较通俗的地方剧种,包括秦腔、皮黄(后来发展为京剧)等。雅部则指成熟于晚明的昆剧,是一种深受江南文人品位影响的精致艺术,盛行于苏州、南京、扬州等江南城市。不同剧种在皇都交汇碰撞、互相竞争。戏曲除了通常的庙会、堂会演出外,“茶园”逐渐成为重要的戏曲演出场所。到乾嘉之际,仅北京内城南边城门外的区域,即已聚集至少二十座戏园。戏园提供价位不等的门票,聚集了不同阶级背景的观众。据说有些戏园可以容纳上千人。

  在这些观众中,留下最多观剧资料的是赴京赶考或等候赴任的士子。这些边缘文人滞留都城,无以排解羁旅生活,很容易成为戏园常客。其中有一群戏迷开始品评当红伶人与戏园轶事,称之曰“花谱”(可参考张次溪编纂《清代燕都梨园史料》)。“花谱”对伶人的色艺论行排辈,对男旦尤其津津乐道。这些男旦更有卖艺兼卖身者。“花谱”成为北京戏曲文化甚至风月场所的最佳城市指南。

  正是在“花谱”的探讨中,郭教授首先展示卓越的材料分析运用能力。本书第一部分(“观众与演员”)第一章《戏迷与花谱》从底层边缘文人的视角出发,依据15部“花谱”,讨论北京戏园中观众及演员的阶层与性别议题。“花谱”是流行于清中晚期的笔记,由于大量涉及品评年轻男旦的色艺甚至卖身行为,通常被目为不入流的琐谈。《文化中的政治》则将之作为早期城市演剧文化的“民族志”。这些材料经郭安瑞的分析,显示北京的商业戏园成为权贵阶层、边缘文人、豪商、普通观众及下等伶人杂处的空间。女性被排除在外。舞台上男扮女装的伶人,被当成“事实上的女性”,成为男性情色想象的理想,也强化了固有的性别等级。但是,伶人却可凭其色、艺魅惑力,冲击有权势的戏迷。他们也因文人的宣传,获得远超其社会地位的财富。边缘文人则通过品评戏曲,展现他们对粗俗权势阶层与商人的审美及道德优势。

  京城戏曲还有另一群特殊的观众,那就是宫廷皇室。不过,清代帝王与宫廷对戏曲的兴趣,却非起源于北京城市文化。康熙南巡时,对昆曲赞赏不已,随后即通过江南织造挑选昆曲伶人入宫。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即曾负责过相关事务。但全力关注戏曲的则是乾隆。他在宫中建起大大小小的戏台,包括数座可供上演天上、人间、地狱景象的三层大戏台。他也组织官员编整曲谱、排演宫廷大戏。戏曲不仅成为皇家的自娱活动,也是朝廷的节庆仪典,可向朝贡诸国展示国威。其后的慈禧对戏曲之热衷,更是举世皆知。

  讽刺的是,对清代官方而言,戏曲具有可怕的腐蚀力量。早在清代政权初立,戏曲即是清代官员、尤其是江南官员的重点整治对象。乾隆四十五年(1780),大兴文字狱的乾隆勒令各地总督查剿剧本,有“违碍字眼”者一律送缴,或毁或改。皇城重地的演剧盛况当然更不可掉以轻心。清廷颁布了各种禁令,其中不少是针对北京戏园者,如禁止北京内城开设戏园、禁止八旗人员和高级官员入园观戏、禁止搬演特定剧种、禁止搬演淫戏等等(可参考王利器辑录《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举凡演戏场所、观众、剧种、演剧内容,全部纳入官方的管制范围。清廷的紧张,适足以说明戏曲对官方统治的可能潜在威胁;渗透于北京不同空间与阶层的戏曲,绝非只是无关紧要的娱乐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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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观众与演员”之后,本书第二部分讨论表演“场所与剧种”。无论场所还是剧种,由于朝廷官方的介入,权力竞争表现得尤其明显。戏曲被认为是精致奢侈的汉人文化,也因此,防止满人被汉化、官员被腐蚀,成为清廷文化管制的重心。清廷颁布了有关戏曲的各种禁令,然而文献资料显示,尽管官方禁令不断,在内外城交界处,依然聚集了大量的戏园,非常方便官员与旗人进出,官员与旗人子弟违禁的事例屡见不鲜。郭安瑞的研究表明,清廷虽然用空间区隔满汉族群,维持满族正统性及吏治清明,却难以取得实效。

  但是,在剧种发展及商业戏园的表演内容上,清廷的介入却卓有成效。在第二章《都市戏曲、跨界现象和国家监控》和第三章《戏曲剧种、雅俗排位和朝廷供奉》中,郭安瑞的研究指出,文人通过品评表演、编纂曲谱等行为,支持雅部昆曲;清廷则通过编演宫廷大戏、编纂集历代之大成的官方曲谱等方式,将戏曲纳入朝廷的文化典章中,甚至与汉人精英争夺文化话语权。清廷最大的胜利是,实现对民间戏班及剧种的制度化管理。宫廷有专门的戏曲机构“升平署”,直接监管北京梨园行会“精忠庙”。如此,宫廷不仅可挑选合适的供奉伶人,更将京城戏班与职业伶人纳入朝廷的监控范围。花部戏班也在此过程中,逐渐成为朝廷维护道德和社会秩序的合作者。最终,宫廷对皮黄戏的支持,尤其是皮黄戏伶人成为宫廷供奉,使此剧种获得艺术声望与地位。昆剧由盛转衰,京剧成了胜出的剧种。

  数年前,郭教授曾提出名为《昆剧的偶然消亡》的学术论文,收入我主编的《昆曲·春三二月天:面对世界的昆曲与〈牡丹亭〉》书中。她的研究方法,与一般戏曲史家着眼于剧种特点及内在发展规律,忽略外在社会政治变动影响不同,她并不主张昆剧的式微,出于艺术上本身的缺失,反倒是强调19世纪中叶,太平天国战乱摧毁了昆剧发源地江南,因而“江南向为全国培送大量昆剧演员及观众”此一人文输出被迫中止,由此造成“致命的昆剧演出断层”。文中同时指出,太平天国前后,清廷的文化倾向明显有别。“面对洪杨之乱,梨园成为一个关键的传播‘爱国’‘忠君’的舞台,而清政府有意借用戏剧文化来弥合民族分歧。”来自民间的花部戏曲较之雅部昆剧,重在忠孝节义而轻于谈情说爱。由此可见,晚清尤其是咸同光时期,清廷对皮黄戏的推崇偏爱,“并不只是基于审美情趣,更有其意识形态上的考虑。”针对花雅之争,郭安瑞提出的论点很值得我们思考,此亦显示此书“文化中的政治”主题。

  用郭安瑞的原话,“戏曲品位是文化角力的一个场域”。各种不同的社会角色,包括朝廷、江南的曲律家、被边缘化的文人、表演戏班及演员都积极参与了这个文化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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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舞台当然更成为不同阶层的思想观念得以传递与竞争的场所。郭安瑞研究的的最后部分“剧本与表演”,搜集比较同一故事的不同舞台版本,具说服力地展示了同样的剧本与故事,在传播中却因不同的表演时空与观众,而得到截然不同的演绎。第四章《诉苦剧及其性别倾向》通过以《翡翠园》为代表的“诉苦剧”(melodrama)的原始剧本与其稀见之十数种舞台演出抄本的对比研究,指出文人剧作家在剧本中固然批判社会不公,但其结尾更意在敷衍个人的道德力量如何重建社会秩序。然而,尽管原剧中维护了正统的男女与阶级秩序,不过,戏园却几乎不上演具有大团圆结局的全本戏,而是代之以节选本或折子戏。以《翡翠园》为例,8-12出的节选本以及流行的单出或双出折子选本,切除了原清初剧本中传统规范化的社会等级修复,而“用伤感、声色、壮观的奇异情节替代了社会秩序。”

  “折子戏”是中国古典戏曲尤其是昆剧的重要表演方式。通常是一本戏中情节、表演或音乐上有精彩发挥的片段,可以独立演出。值得注意的是,折子戏与节选本的演出方式,往往改变了原剧的思想意蕴。职此,郭安瑞认为,就算朝廷可以基于剧作内容来有效监督政治异议,但表演方式的灵活多变总是可以躲开审查机制。相比于文人剧作家对恢复正统社会秩序的关怀,普通的城市居民更关注下层阶层与弱势女性的冤屈与悲剧。社会“诉苦剧”既提供了娱乐,也成为观众发泄对社会不满的载体。当然我们可以质疑,昆曲折子戏(如《翡翠园·盗令》)演出时,在多大程度上观众真正关心戏里的思想内涵?或许他们感兴趣的只是演员(如贴旦扮演的少女裁缝赵翠儿)精湛的表演所提供的感官享乐与刺激。

  第五章《‘嫂子我’戏中的色情与暴力》针对一系列昆剧与皮黄水浒戏(如《义侠记》《翠屏山》与《乌龙院》)的研究,也显示文人阶层、市民观众与宫廷会赋予同一故事完全不同的价值观念。18、19世纪在北京戏园的昆剧折子戏表演中,潘金莲、阎婆惜等通奸女性往往被塑造成聪明而且让人同情的女主角。对这些出轨女性的同情,折射着晚明以降文化精英对性别越界的想象。相反,面向普通民众的皮黄水浒戏更着重男性的暴力惩治行动,重点呈现不贞妇女如何被报复杀害。这种暴力表演与性别正统论述之间的联盟,因符合国家对家庭与性别伦理的提倡而为宫廷所吸纳。晚清宫廷对皮黄戏的支持,从而又使这种厌女、具有宣道性质的戏曲被更多的城市观众所接受。随着边缘文人观众与昆曲爱好者群体的减少,“清廷在很大程度上成功地消解了城市商业戏园中潜在的煽动性。”(页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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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传统知识体系中,戏曲一直处于不登大雅的边缘地位,直到二十世纪初,王国维《宋元戏曲史》出版,戏曲研究才逐渐受到重视。但迄今为止,大多数的研究主要还是立足于文学、历史或表演艺术的分析,《文化中的政治:戏曲表演与清都社会》则是综合了戏曲史、文学、城市文化及性别的全新跨学科研究,不仅推进了现有中国戏曲的研究,也有助于我们重新思考传统社会中的文化政治史迹。

  他山攻错,郭教授的研究视野与方法令人赞赏。比方说,她以开阔的全球视野,将中国戏曲置放在现代历史与文化的发展脉络中来考察。17-18世纪,当伦敦、巴黎的咖啡馆及沙龙通过讨论公共事务,逐渐建构出现代欧洲民主政治和市民社会时,同时期的中国城市是否也存在着对应的公共领域(publicsphere)?郭安瑞以德国社会学家哈贝玛斯(JürgenHabermas)对欧洲现代城市的考察,对汉学界提出了这个具有挑战性的问题。在哈贝玛斯的论述中,英国、法国和德国的城市公共领域对欧洲民主政治和市民社会的建构意义重大。而在郭安瑞的研究中,虽然不同阶层与性别的观众可以突破官方的空间区隔,可以在戏园舞台上放纵情感,批评社会,最终清廷还是影响控制了商业表演的意识形态。但是,用作者的原话,戏园依然是“清都社会一个表达公共话语的重要场所,一个充满竞争、冲突和争议的公共空间。”这个“戏剧的公共空间”固然未能对国家权威构成真实挑战,“但它们确实形成了一个包含着讽刺剧、情感过度奔放,以及对社会规范做出临时的、短暂的舞台叛逆等充满活力的‘茶园’文化。”

  尽管将哈贝玛斯的公共领域理论引入中国研究并非首次,但郭安瑞对北京戏园的研究,不仅补足了以往城市史对明清中国最重要的文化活动内部机制的探索,更让我们重新思考文化、美学与政治间的关系。以往戏曲史研究多侧重于艺术的内部发展。比如关于花雅之争,通常的看法是,昆曲过于精致,导致此剧种“曲高和寡”,京剧则因通俗取胜。郭安瑞则分析宫廷对戏班的制度化管理,及宫廷与民间舞台的表演内容,环环相扣地论证政治如何影响美学。她的最终结论容有商榷之处,毕竟政治对剧种的影响达到何种程度,难以判定。但是,她的视角精准地捕捉、解释了清廷对戏曲的高度敏感与控制。无论是为维护满族的族群正统性,还是要掌控国家权威与社会秩序,戏曲治理都是极为重要的一环。

  然而,郭安瑞并不因此认为,戏园是国家的宣讲台。她准确地体察到,戏园是喧闹的,舞台是流动的。凡是接触过中国戏曲文献与表演的人,都会赞成这个显而易见却又深刻入微的观察。作为一种综合性艺术,戏曲从来不只停留于纸上。虽然传统戏曲文学研究者更偏重文本,但演员与剧场的表现力,很容易以其视听观赏性与艺术感染力,转移文本的表现焦点。“折子戏”的表演方式,更使中国戏曲形成一种可分可合的结构,让舞台表演出现不同的可能。郭安瑞观察边缘文人的“花谱”书写姿态,在各种舞台版本中探寻不同阶层观众的情感理念,让我们看到了台上、台下各自演绎的复杂故事。这种对舞台演出的重视,源于作者能挣脱固有的传统观念或偏见,也让她对传统材料如“花谱”的解读充满了新意。

  与其洞察力与思考深度相匹配的,是作者的广博知识与材料辑佚功夫。不论是原始文献,或二手研究,此书都力求完备。每页的脚注及最末所附之参考书目,构成微缩的城市文化史与戏曲研究史书单,涵盖了中外相关领域的重要研究成果。在原始文献中,尤其难得的是大量的舞台演出抄本。戏曲素被视为“小道”,伶人之相关资料更是被弃而不问。二十世纪以来,戏曲之文学、艺术成就与文献价值逐渐受到重视,但伶人演出的抄本依然极为难得。郭安瑞却费尽心力,搜集到同一剧本的十数种舞台抄本并加以细读分析,其努力工夫可谓惊人。这些扎实的文献与知识,铸就这本真正“十年磨一剑”的获奖著作。

  郭安瑞能用心感受、用优美的文字再现戏园与舞台的鲜活灵动,与她对表演艺术的热爱密切相关。她在中文版自序中提到,五岁即迷上莎士比亚的戏剧。之后为了学中文,又奔赴北京学习相声,并逐步熟悉各种中国戏曲表演。我们都知道学术著作素难翻译,此中不仅牵涉大量的文献知识,思维体系与专业术语的表达也经常难以找到对译之词句。然而,本书的译文流畅清晰,可读性高,其主要译者正是郭教授本人。她尽量用中文表述,而非仅是英文句式的对译,实在难能可贵。

  晚明文人戏痴张岱在其名文《彭天锡串戏》中感慨道:“余尝见一出好戏,恨不得法锦包裹,传之不朽”,却只能徒呼“奈何!”。让张岱怅然的,既有审美感受的不可言说,更因戏曲表演是一种稍纵即逝、无法再现的艺术。可以想见,要触摸几百年前不同人群幽微的观剧经验,更是难上加难。《文化中的政治:戏曲表演与清都社会》能在历史遗留下的文献片断中,捕捉那些逝去的繁复空间,探寻私人、公众、国家的舞台故事,这确实是了不起的成就。

  《文化中的政治:戏曲表演与清都社会》,[美]郭安瑞著,郭安瑞、朱星威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1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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