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名臣对立奏议选评(十四)

北魏迁都与谏迁都 《魏书》卷十四“神元平文诸帝子孙”

  高祖欲迁都(1),临太极殿,引见留守之官大议(2)。乃诏丕等(3),如有所怀,各陈其志。燕州刺史穆罴进曰:“移都事大,如臣愚见,谓为未可。”高祖曰:“卿便言不可之理。”罴曰:“北有猃狁之寇,南有荆扬未宾,西有吐谷浑之阻,东有高句丽之难。”(4)四方未平,九区未定。(5)以此推之,谓为不可。征伐之举,要须戎马,如其无马,事不可克。”高祖曰:“卿言无马,此理粗可。马常出北方,厩在此置,卿何虑无马?今代在恒山之北,为九州之外,以是之故,迁于中原。(6)”罴曰:“臣闻黄帝都涿鹿。以此言之,古昔圣王不必悉居中原。”高祖曰:“黄帝以天下未定,居于涿鹿;既定之后,亦迁于河南。”(7)

  尚书于果曰:“臣诚不识古事,如闻百姓之言,先皇建都于此,(8)无何欲移,以为不可。中原其如是所由拟,数有篡夺。(9)自建邑平城以来,与天地并固,日月齐明。臣虽管见肤浅,性不昭达,(10)终不以恒代之地,而拟伊洛之美。(11)但以安土重迁,物之常性,一旦南移,惧不乐也。”(12)

  丕曰:“陛下去岁亲御六军讨萧氏,至洛,(13)遣任城王澄宣旨,(14)敕臣等议都洛。初奉恩旨,心情惶越。凡欲迁移,当讯之卜筮,审定吉否,然后可。”(15)

  高祖谓丕曰:“往在邺中,司徒公诞、咸阳王禧、尚书李冲等皆欲请龟占移洛吉凶之事。(16)朕时谓诞等曰,昔周邵卜宅伊洛,乃识至兆。(17)今无若斯之人,卜亦无益。然卜者所以决疑,此既不疑,何须卜也?昔轩辕卜兆龟焦,卜者请访诸贤哲,轩辕乃问天老,天老谓为善。遂从其言,终致昌吉。(18)然则至人之量未然,审于龟矣。(19)朕既以四海为家,或南或北,迟速无常。(20)南移之民,朕自多积仓储,不令窘乏。(21)”丕曰:“臣仰奉慈诏,不胜喜舞”。

  高祖诏群官曰:“卿等或以朕无为移徙也。昔平文皇帝弃背率土,昭成营居盛乐,(22)太祖道武皇帝神武应天,迁居平城。(23)朕虽虚寡,幸属胜残之运,故移宅中原,肇成皇宇。(24)卿等当奉先君令德,光迹洪规。”(25)

  前怀州刺史青龙,前秦州刺史吕受恩等仍守愚固,帝皆抚而答之,辞屈而退。(26)

  【作者介绍】

  拓跋宏(467年10月13日—499年4月26日),即北魏孝文帝。中国历史上杰出的少数民族政治家、改革家。献文帝拓跋弘的长子,北魏第七位皇帝(471年9月20日—499年4月26日在位)。即位时仅5岁,改年号为延兴。

  由于北魏实行子贵母死制度,拓跋宏在被立为太子时,生母即被赐死,由祖母冯太后抚养成人。拓跋宏即位时年纪太小,由祖母冯太后执政,对鲜卑人建立的北魏朝廷进行了一系列中央集权化的改革,孝文帝便受此影响。太和十四年(490年),23岁的孝文帝正式亲政。亲政后,进一步推行改革。他先整顿吏治,立三长制,实行均田制;太和十八年(494年),他以“南伐”为名迁都洛阳,全面改革鲜卑旧俗:规定以汉服代替鲜卑服,以汉语代替鲜卑语,迁洛鲜卑人以洛阳为籍贯,改鲜卑姓为汉姓,自己也改汉族姓氏,姓“元”。并鼓励鲜卑贵族与汉士族联姻,又参照南朝典章,修改北魏政治制度,并严厉镇压反对改革的守旧贵族,处死企图叛乱的太子恂。“汉化”政策使鲜卑经济、文化、社会、政治、军事等方面大大的发展,缓解了民族隔阂,对各族人民的融合和发展,起了积极作用。史称“孝文帝改革”。

  太和二十三年四月初一日(499年4月26日),孝文帝崩于谷塘原之行宫,享年33岁,谥号孝文帝,庙号高祖,葬于长陵。

  拓跋丕,北魏大臣,拓跋兴都次子。太武帝拓跋焘时以羽林中郎随军,擢为羽林中郎,赐爵兴平子。献文帝拓跋弘时迁侍中。丞相乙浑谋反,丕以奏闻。献文帝命元丕帅元贺、牛益得收浑,诛之。因功迁尚书令,改封东阳公。善事冯太后亲信王叡等,受冯太后优崇。高祖元宏时,封东阳王,拜侍中、司徒公。元丕生子元超时,高祖车驾亲幸其第,特加赏赐。以执心不二,诏赐丕入八议,传示子孙,犯至百,听责数恕之。放其同籍丁口杂使役调,永受复除;若有奸邪人方便谗毁者,即加斩戮。寻迁太尉、录尚书事。孝文帝议改制迁都,丕不言同异,而朝见仍着鲜卑服,帝亦不强责。以屡求帝留代,贬为都督、领并州刺史,改封新兴公。帝离平城,丕子超、子隆、举兵谋逆谋拥太子恂据陉北,伏诛。丕以知情不举连坐,因以前下过不死诏,所以免死,贬为太原百姓。宣武帝即位,召其至洛阳,任为三老。景明四年薨,年八十二。诏赠左光禄大夫、冀州刺史,谥曰“平”。

  穆罴 尚新平长公主,拜驸马都尉。转征东将军、吐京镇将。罴赏善罚恶,深自克励。时西河胡叛,罴欲讨之,而离石都将郭洛头拒违不从。罴遂上表自劾,以威不摄下,请就刑戮。高祖乃免洛头官。山胡刘什婆寇掠郡县,罴讨灭之。自是部内肃然,莫不敬惮。后改京洋镇为汾州,仍以罴为刺史。前吐京太守刘升,在郡甚有威惠,限满还都,胡民八百余人诣罴请之。前定阳令吴平仁亦有恩信,户增数倍。罴以吏民怀之,并为表请。高祖毕从焉。罴既频荐升等,所部守令,咸自砥砺,威化大行,百姓安之。州民李轨、郭及祖等七百余人,诣阙颂罴恩德。高祖以罴政和民悦,增秩延限。后徵为光禄勋,随例降王为魏郡开国公,邑五百户。又除镇北将军、燕州刺史,镇广宁。寻迁都督夏州、高平镇诸军事,本将军,夏州刺史,镇统万。又除侍中、中书监。高祖决定将国都由平城(今山西大同)迁往洛阳。尚章武长公主,拜驸马都尉穆泰因不愿迁都而谋反,同为驸马都尉亦反对迁都的穆罴暗中与之私通。穆泰伏诛后穆罴被削封为民。卒于家。世宗时,追赠镇北将军、恒州刺史。

  于杲 山西代郡人。成武侯、建义将军于洛拔之子。为人严厉刚直,自中散大夫迁光禄大夫、尚书,赐爵武城子。孝文帝太和年间历任朔、华、并、恒等州刺史。

  【注释】

(1)高祖欲迁都:北魏孝文帝元宏想把国都由平城(今山西大同市)迁到洛阳(今属河南)。高祖,元宏的庙号。

(2)引见留守之官大议:召集留守在平城的官员广泛征求意见。引见:召集,接见;大议,广泛征求意见。

(3)乃诏丕等,如有所怀,各陈其志:于是对元丕等大臣下诏,要他们各自说出自己的想法。

(4)罴曰:“北有猃狁之寇,南有荆扬未宾,西有吐谷浑之阻,东有高句丽之难”:穆罴说:“我国北方有猃狁入侵,南方的荆州扬州一带还未臣服;西边有吐谷浑在阻挡我们,东边有高句丽对我国发难”。罴:穆罴,见前面作者介绍。猃狁(xiǎn yǔn):古代族名,又叫“犬戎”,泛指西北一带少数民族。北魏时期北方的主要威胁来自“柔然”(匈奴的一支);未宾:还未臣服。是指南方的刘宋政权,控制着沿江荆州、扬州一带与北魏对峙。吐谷(yù)浑:吐亦称吐浑,中国古代西北民族及其所建国名。本为辽东鲜卑慕容部的一支。地域为今青海、甘南和四川西北地区的羌、氐部落一带;高句(gou)丽公元前一世纪至公元七世纪中国东方北部及朝鲜北部存在的一个少数民族政权,也称高氏高丽(与韩国历史上的王氏高丽不同,王氏高丽是由后来的新罗人建立的,韩国人的祖先)。

(5)九区未定:九区:九州。《尚书·禹贡》将全国分为九州,即“两河间曰冀州,河南曰豫州,河西曰雝州,汉南曰荆州,江南曰杨州,济河间曰兖州,济东曰徐州,燕曰幽州,齐曰营州。”这里代表全国。

(6)今代在恒山之北,为九州之外,以是之故,迁于中原:意谓九州中没有代州,不适合作为九州(即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作为国都。恒山:古称北岳,位于大同市浑源县城南10公里处。所以元宏说平城在恒山之北,五岳之外。

(7)“臣闻黄帝都涿鹿”等句:黄帝古华夏部落联盟首领,中国远古时代华夏民族的共主。五帝之首。被尊为中华“人文初祖”。涿鹿地处中国河北省西北部、桑干河下游。5000年前,黄帝、炎帝、蚩尤“邑于涿鹿之阿”。后来迁都到新郑。河南:黄河之南。

(8)“尚书于果曰”等句:于果见前面作者介绍。诚不识古事:实在是不懂得这些古代历史;先皇建都于此:指道武帝拓跋珪将国都迁往平城。公元338年,鲜卑首领什翼犍建立代政权,都于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逐渐强大起来。公元376年,前秦苻坚攻代,什翼犍战死,代灭。淝水之战后,前秦统治瓦解。公元386年,鲜卑拓跋珪(什翼犍之孙,后来的北魏道武帝)恢复代政权,后改国号为魏,史称“北魏”。公元398年,北魏迁都平城(今山西大同),拓跋珪称皇帝即北魏道武帝。

(9)中原其如是所由拟,数有篡夺:中原也那里像计划中说的那样好,多次发生帝位篡夺的现象。

(10)性不昭达:秉性固执愚昧。昭达:开朗通达。

(11)终不以恒代之地,而拟伊洛之美:始终不打算将恒代的故地与河南的伊洛比美。恒代:恒州和代郡。平城在代郡,这里代指平城。即鲜卑首领什翼犍建立代政权,北魏的前身;伊洛:伊水和洛水,代指新都洛阳一带。拟:比拟。

(12)安土重迁,物之常性,一旦南移,惧不乐也:安于生活在故土不愿迁居,是人的本性,一旦向南迁移,担心人们会不乐意。

(13)陛下去岁亲御六军讨萧氏,至洛:指太和十七年(493),元宏率领大军南下讨伐南齐,到达洛阳。丕:拓跋丕,见作者介绍。

(14)遣任城王澄宣旨:派任城王拓跋澄宣布皇上的旨要迁都洛阳的旨意。拓跋澄:字道镇,孝文帝堂叔,原任城王拓跋云长子,袭任城王,拜尚书令。为人性情豁达,不恋鲜卑旧制旧俗,支持改革,忠心职守,是元宏推行汉化的重要助手。孝文帝赞誉其曰:“若非任城,朕事业堪忧也”。

(15)凡欲迁移,当讯之卜筮,审定吉否,然后可。意思是说像迁移这类大事,应当首先求神问卜,看看是吉是凶,然后再怎么办。

(16)高祖谓丕曰:“往在邺中,司徒公诞、咸阳王禧、尚书李冲等皆欲请龟占移洛吉凶之事:高祖对元丕说:“往年在邺中,司徒公元诞、咸阳王元禧、尚书李冲等人都要请用龟甲占卜迁移洛阳的吉凶事情。邺(yè):在今河北省临漳县的漳河岸畔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富庶繁盛的大都市之一。后赵、前燕、东魏、北齐先后在此建都;司徒公诞;即元诞,字昙首,济阴王拓跋小新成孙。初,诞伯父郁以贪污赐死,爵除。景明三年,诞诉云:伯郁前朝之封,正以年长袭封,以罪除爵。爵由谬袭,袭应归正。诏以偃正元妃息昙首,济阴王嫡孙,可听绍封,以纂先绪。诞既袭爵,除齐州刺史。在州贪暴,大为人患,牛马骡驴,无不逼夺。家之奴隶,悉迫取良人为妇。有沙门为诞采药,还而见之,诞曰:“师从外来,有何消息?”对曰:“唯闻王贪,愿王早代。”诞曰:“齐州七万户,吾至来,一家未得三十钱,何得言贪?”后为御史中尉元纂所纠,会赦免。薨,谥曰静王。司徒公即“司徒”,汉代为“三公”之一,故称司徒公;咸阳王禧:即元禧(?—501),字永寿,孝文帝之弟。累任太尉,封咸阳王。孝文帝死后,受遗诏辅政。骄奢成性,贿赂公行,广营田产,开采盐铁,为北魏宣武帝所恶。后阴谋举兵反叛,事泄被杀。尚书李冲:(450—498),原名李思冲,字思顺。陇西狄道(今甘肃临洮县)人。北魏名臣,镇北将军李宝的幼子北魏献文帝末年为南部尚书,赐爵顺阳侯。文明太后去世后,升任侍中、吏部尚书、咸阳王师。高祖南征,加辅国大将军,率军跟随左右。官至尚书仆射,改封清渊县开国侯。太和二十二年(498),李冲去世,年四十九。追赠司空,谥号“文穆”。因此时官为尚书仆射,故称“尚书李冲”。

(17)朕时谓诞等曰,昔周邵卜宅伊洛,乃识至兆:我当时对元诞等人说:当年周公、邵公用占卜选定伊水、洛水之间定居,那是他们精通卦兆。周公:姓姬名旦,是周文王姬昌第四子,周武王姬发的弟弟,曾两次辅佐周武王东伐纣王,并制作礼乐。因其采邑在周,爵为上公,故称周公。据说“八卦”是周文王发明的,周公对卦理最为精通。邵公:(一作召公)姬姓,名奭,又称召公、召伯、召康公、召公奭,西周宗室、大臣,与周武王、周公旦同辈(一说是周文王庶子)。成王继位,姬奭担任太保。姬奭执政政通人和,贵族和平民都各得其所,因此深受爱戴。他曾在一棵棠梨树下办公,后人为纪念他,舍不得砍伐此树,《诗经·甘棠》中曾称颂此事。周成王死后,姬奭辅佐周康王,开创“四十年刑措不用”的“成康之治”,为周朝打下延续八百多年的坚实基础。

(18)“昔轩辕”等句:轩辕:即“黄帝”,解释见前。龟甲占卜:占卜时用火灼烤龟甲时会发出噼啪之声,这种声音往往被理解为是神在传达旨意。与龟甲之声同时出现的龟甲裂缝,在占卜者看来它充满吉凶的暗示。这种占卜方式被称为龟甲灼卜。天老:黄帝时代的贤者。

(19)然则至人之量未然,审于龟矣:看来只有当见识高明之人难以决断时,才通过龟甲占卜来确定。

(20)朕既以四海为家,或南或北,迟速无常:我(是天子)是以四海为家的,有时在南方,有是在北方,居住的时间长短也无一定之规。

(21)窘乏:困窘、短缺。

(22)昔平文皇帝弃背率土,昭成营居盛乐:从前平文皇帝离弃故土,昭成皇帝营建居住到盛乐。平文皇帝:即拓跋郁律,十六国时期鲜卑索头部首领,316年继任首领率部西取乌孙故地,东并勿吉以西,使索头部兵强马壮,称雄北方。平文皇帝是其庙号;率土:故土;昭成皇帝:即拓跋什翼犍(320—377年),平文皇帝拓跋郁律次子。十九岁继位。建国三年(340)春天,拓跋什翼犍从灅源川迁都于云中郡的盛乐宫(今内蒙古呼和浩特西南)。

(23)太祖道武皇帝神武应天,迁居平城:太祖道武皇帝以英明勇武顺应天意,迁居到平城。太祖道武皇帝:即拓跋珪(371年8月4日—409年11月6日),又名拓跋开、拓跋什翼圭、拓跋翼圭,字涉珪,鲜卑族,北魏开国皇帝。公元398年,他将国都从盛乐迁到平城(今大同市),并自称皇帝。原谥为宣武皇帝,庙号烈祖。公元420年(泰常五年)才改谥为道武皇帝,公元491年(太和十五年)改庙号为太祖。

(24)朕虽虚寡,幸属胜残之运,故移宅中原,肇成皇宇:我虽然德才薄弱,荣幸地遇上遏凶制残的大好国运,所以迁都到中原,使天下一统。

(25)卿等当奉先君令德,光迹洪规:你们应遵奉前代君主的美德,按照他们制定的宏大蓝图,沿着他们光辉的足迹前行。

(26)仍守愚固,帝皆抚而答之,辞屈而退:仍坚持他们愚昧的不愿迁都的观点。孝文帝则一一解答进行抚慰。一个个理屈词穷退朝。

  【翻译】

  高祖要迁都,前往太极殿,召见留守的官员大广泛征求意见。对元丕等人说:你们对迁都一事有何想法,各自陈述上来。燕州刺史穆照进奏说:“迁都的事情重大,如臣下的愚蠢见解,以为不可以。”高祖说:“你就谈谈不可以的道理。”穆照说:“我国北方有猃狁入侵,南方的荆州扬州一带还未臣服;西边有吐谷浑在阻挡我们,东边有高句丽对我国发难。天下没平定,九州未统一。以此推断,以为不可以。况且征伐的举动,必须要有战马,如果没有马,事情就不能成功。”高祖说:“你说没有马,这道理大体说得过去。马通常出在北方,马厩在这裹设置,你何必担心没有马?现在代京在恒山的北面,是九州以外地区,因为这个缘故,所以迁到中原。”穆罢说:“我听说黄帝在涿鹿建都(也不在九州之内)。以此说来,古代圣明的君王不一定都居住在中原。”高祖说:“黄帝因天下没平定,居住在涿鹿,等平定之后,也迁到黄河以南的新郑。”尚书于果说:“臣下实在不懂古代的事,但听到百姓的议论,先朝皇帝在这里建都,平白无故地要迁移,以为不可以。中原哪如计划说的那样好?不断地有篡夺发生。我国自从建都平城以来,同天地一样坚固,与日月一样明朗。臣下虽然见议肤浅,秉性不通达,始终不打算将恒代的故地与河南的伊洛比美。但留恋故土不愿迁居,是人的本性,一旦向南迁移,担心人们不乐意。”元丕说:“陛下去年亲自统率六军讨伐萧氏,到达洛阳,派遣任城王拓跋澄宣布旨意,命臣下等人商议在洛阳建都。刚接到诏旨时,心情惶恐。凡要迁移,应讯问卜筮,审察确定是否吉利,然后才可迁移。”高祖对元丕说:“往年在邺中,司徒公元诞、咸阳王元禧、尚书李冲等人都要请用龟甲占卜迁移洛阳的吉凶事情。我当时对元诞等人说,从前周公邵公用占卜选定居住地在伊水洛水之间,是懂得最高的征兆。现在没有这样的人,占卜也没有益处。然而占卜是用来解决疑惑的,此事既不用疑惑,又何必占卜呢?从前轩辕占卜而龟甲焦枯,占卜者请求访求贤明的人,轩辕就询问天老,天老认为是好事。于是听从他的话,终于达到昌盛吉祥。看来只有当见识高明之人难以决断时,才通过龟甲占卜来确定。我(是天子)是以四海为家的,有时在南方,有是在北方,居住的时间长短也无一定之规。向南迁移的民众,我自然多积累仓库的储蓄,不使大家窘迫贫乏。”元丕说:“臣下恭敬接受仁慈的诏书,不胜欢欣鼓舞。”高祖诏令群官说:“你们或许以为我是随心所欲要迁徙。从前平文皇帝离弃本土,昭成皇帝营建居住到盛乐;太祖道武皇帝以英明勇武顺应天意,迁居到平城。我虽然德才薄弱,荣幸地遇上遏凶制残的大好国运,所以迁都到中原,使天下一统。你们应遵奉前代君主的美德,按照他们制定的宏大蓝图,沿着他们光辉的足迹前行。前怀州刺史青龙,前秦州刺史吕受恩等人仍坚持他们愚昧的不愿迁都的观点。孝文帝则一一解答进行抚慰。一个个理屈词穷退朝。

  【评说】

  这是一场古代罕见的皇帝与权臣们的廷辩。辩论的中心是要不要迁都。

  众所周知,北魏孝文帝在位时所推行政治改革,其主要内容是汉化运动,包括推行均田制和户调制,变革官制和律令,改易汉俗等。其中最重要的措施就是将北魏的都城由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向南迁往洛阳(今属河南)。正如孝文帝在廷辩中向群臣所表白的不是随心所欲地“无为移徙也”,而是出于战略上的深谋远虑,主要有以下三点:

  第一,从眼前而言,改变首都粮食供应的困难状况;从长远着眼,是为了改变鲜卑族落后的生产方式,从游牧转向农耕社会。北魏自道武帝拓跋珪定都平城,僻处塞上。虽政府不断移民,给耕牛、计口授田,所产粮食也仅够六军之用。明元帝拓跋嗣时,就因为粮食供应的困难而打算将国都迁往黄河以南的邺城,并且让国人中尤贫者,就食于山东(太行山以东)的冀、定、相三州。如遇水旱灾害,粮食供应就更加紧张。孝文帝太和十一年(487),平城一带大旱,后又加上“牛疫,导致“郊甸间甚多餒死”。孝文帝只好允许百姓到丰收地区就食,结果“行者十五、六”(《魏书·食货志》)。而洛阳处于中原产粮区,且漕运方便。孝文帝在迁都洛阳后对成淹说:“朕以恒、代无漕运之路,故京邑民贫。今移都伊洛,欲通运四方”。可见迁都洛阳是解决塞上一带粮荒的根本办法。另外,从长远来看,孝文帝从太和九年推行均田制后,农业经济已成为北魏主要的经济形态。迁都洛阳,深入农耕发达的中原地区,可以更方便学习汉人的耕作技术和田间管理,也是彻底根除鲜卑贵族的游牧习性,巩固和扩大以农业社会为北魏主要经济形态的有力措施。

  第二,平城是道武帝时代鲜卑族的经济文化中心。随着北魏政权势力范围的扩大乃至拓展到整个北部中国。平城偏于西北,加之交通不便,就很难成为北部中国经济文化中心了。况且,平城临近吐谷浑和柔然,这两部部族又臣服于南朝的南齐,不时入侵,对首都构成很大威胁。孝文帝太和三年(479),“芮芮(柔然)主发兵三十万骑南侵,去平城七百里,魏拒守不敢战。芮芮主于燕然山纵猎而归”。其后,敕勒南攻柔然,取柔然故地。柔然南徙,逼近平城。孝文帝遣数十万骑北拒柔然,“大寒,雪,人马死者众”。此时平城,已时刻处于外族的入侵和威胁之下。这正是孝文帝要迁都的一个重要原因。燕州刺史穆罴以“北有猃狁之寇”“九区未定”作为反对迁都的理由,实际上是不明白平城一带的军事态势。相反,如南迁洛阳,虽近“荆扬”,但南齐已衰,非但无力北伐威胁洛阳。相反孝文帝则可以以洛阳为大本营,抓住机会大举南侵,统一中国。这也是太和十七年他率军从平城南侵在洛阳停留,受群臣劝谏暂不攻齐。作为交换条件要群臣同意迁都洛阳的原因:“若不南征,即当移都于此。光宅中土,机亦时也”。

  第三,处于总体考虑,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即孝文帝出于对中原文化的热爱和巩固其统治,要推行汉化.这就必须将首都移入汉民族中心地区,才便于革除鲜卑族的习俗,接受华夏文化.事实也是如此.太和十八年十月(494),孝文帝正式将国都迁往洛阳.十二月便发布政令,禁止士民穿胡服,改服汉制.第二年六月又禁止在朝廷上说鲜卑语,“违者免所居官”。到太和二十年正月,干脆连拓跋氏的姓氏也改了,改姓“元”。汉化的如此快速推进,如仍在守旧势力盘根错节的平城地区,是无法想象的

  但孝文帝的汉化重要手段迁都,自然也就遭到守旧势力的顽强抵抗。就在这次廷辩上,遭到太尉、录尚书事拓跋丕、燕州刺史穆罴、尚书于果、前怀州刺史青龙、前秦州刺史吕受恩等一致反对。反对的理由有四:一是四方未平,九区未定;无马,不能征伐;三是古昔圣王不必悉居中原;四是安土重迁,物之常性,一旦南移,怕老百姓不高兴;五是决断之前最好先行占卜,看看能不能迁都。针对这五条,孝文帝一一进行批驳或疏解。可见原文或翻译,不再一一列举。以下想强调四点:

  第一,无论是守旧派列举的众多理由,还是孝文帝对此的一一批驳或疏解,都是在寻找借口,皆是在做表面文章。双方的真实意图均不在此。孝文帝的真实意图,在于前面所说的三点尤其是第三点。守旧势力也深知,一旦离开鲜卑族聚居的恒、代一带深入到汉民族聚居的伊洛地区,自己就会失去自身民族的优势和百姓中安土重迁等习惯势力的持之,变得势孤力单,依靠传统的许多优势就会丧失,这才是他们反对迁都的真正原因所在。为了阻拦迁都,他们不仅在廷辩中对抗,而且不听孝文帝的指点和化解,“仍守愚固”,顽固到底。甚至不惜发动政变,力图推翻孝文帝,彻底解决问题。拓跋丕的两个儿子拓跋超、拓跋隆举兵随太子恂发动叛乱。尚章武长公主的驸马都尉穆泰亦因不愿迁都而谋反,同为驸马都尉也反对迁都的燕州刺史穆罴暗中与之私通。皆说明他们不愿迁都,并非其嘴上说的“管见肤浅,性不昭达”或是借口“如闻百姓之言”,而是有其深刻的内在原因和反复考虑的。

  第二,为了达到汉化的主要手段之一迁都的目的,孝文帝采用“文武之道”两手:

  对于在廷辩中公开表示不同意见的反对者,孝文帝采取摆事实讲道理、说服疏导的办法,在朝堂之上公开讨论,而且畅所欲言:“如有所怀,各陈其志。”不是压服、训斥,更不是惩处。而且对其反对程度的强弱采取不同的办法。如穆罴的反对意见,也承认其中有合理成分,如提出的平定天下要有战马,而代郡产马。“高祖曰:‘卿言无马,此理粗可’随即进行疏导:“马常出北方,厩在此置,卿何虑无马”。道理很简单:孝文帝是要将首都迁到洛阳,并非是将产马基地也迁到洛阳。对于果自称是“管见肤浅,性不昭达”的两个反对理由,则针锋相对进行疏导:一是举平文皇帝弃背率土营居盛乐作为国都,道武皇帝又将国都由盛乐迁居平城。并非“先皇建都于此”,不可移易的。我就是要继承先皇的这种“胜残之运,故移宅中原,肇成皇宇”。二是针对于果以百姓为托词,说老百姓皆是安土重迁,不愿迁徙。孝文帝一是宣布“南移之民,朕自多积仓储,不令窘乏”。这对平城粮食供应极端困难,经常不得不外逃“就食”的平城百姓来说,自然是极大安抚。另外又说自己是“以四海为家,或南或北,迟速无常”不是就长期居住在洛阳,以此来安抚恒州和代郡的原住民。对反对声音较弱的如拓跋丕,不是公开反对,而是提出决断之前最好先行占卜,看看能不能迁都。孝文帝也就就事论事,就要不要占卜说出自己的看法。而且不针对拓跋丕本人,绕个弯子说“往在邺中,司徒公诞、咸阳王禧、尚书李冲等皆欲请龟占移洛吉凶之事”,我是怎么告诉他们的。给拓跋丕留足面子。所以拓跋丕尽管内心不满,表面上也表示高兴接受:“臣仰奉慈诏,不胜喜舞”。拓跋丕与孝文帝同宗,身为太尉、录尚书事,又是群臣之首。他的赞同,哪怕是表面上的赞同,对于舆论倒向,也有着关键作用。至于一些就是不愿迁都的死硬派,如怀州刺史青龙,前秦州刺史吕受恩等,孝文帝也不强求其接受,“抚而答之”之后,让其“辞屈而退”。

  但对于背后搞阴谋的两面派,甚至发动叛乱的敌对势力,孝文帝则采取强硬的一手,坚决镇压。如太子元恂利用孝文帝南征在陉北举行政变,被孝文帝镇压后处死。拓跋丕的两个儿子拓跋超和拓跋隆举兵相应太子叛乱,也被镇压处死;穆泰伏诛后穆罴被削封为民。

  丕子超、子、谋逆谋拥太子恂据,伏诛。丕以知情不举连坐,因以前下过不死诏,所以免死,贬为太原百姓。宣武帝即位,召其至洛阳,任为三老。景明四年薨,年八十二。诏赠左光禄大夫、冀州刺史,谥曰“平”。尚章武长公主,拜驸马都尉穆泰因不愿迁都而谋反,同为驸马都尉亦反对迁都的穆罴暗中与之私通。尚章武长公主的驸马都尉穆泰亦因不愿迁都而谋反,也遭“伏诛”。在廷辩中反对迁都的燕州刺史穆罴暗中与穆泰私通,这就不是“言者无罪”了。随即被削封为民。在廷辩中声称“臣仰奉慈诏,不胜喜舞”的拓跋丕,事后表明他是个两面派。孝文帝在洛阳下令改穿汉制官服,“而丕犹常服列在坐隅。晚乃稍加弁带,而不能修饰容仪。高祖以丕年衰体重,亦不强责。”但拓跋丕又以孝文帝的舅舅拓跋熙在代郡病故,上表要求孝文帝回代郡奔丧。孝文帝看穿这是要他中止正在洛阳推行的汉化举措,因而严加斥责,并揭露其用心所在:“”今洛邑肇构,跂望成劳,开辟暨今,岂有以天子之重,远赴舅国之丧?朕纵欲为孝,其如大孝何?纵欲为义,其如大义何?天下至重,君臣道悬,岂宜苟相诱引,陷君不德。”于是贬拓跋丕为都督,领并州刺史。但拓跋丕仍不思改悔,两个儿子举行叛乱。拓跋丕是否参与其中,查无实据,但孝文帝随即以“知情不举”罪连坐,将其削职为民,在并州当个老百姓。孝文帝采取这两手,在他推行的汉化中起了关键作用。

  第三,孝文帝在迁都一事也采取一些策略,如“两害相较取其轻”,让反对派们在万般无奈下不得不违心赞同。如太和十七年(493年)五月,他召集百官,宣称要大举伐南朝齐,真正意图是计划在南伐途中造成迁都的既成事实。在朝会上,改革的坚决支持者任城王拓跋澄不知道孝文帝的真实意图所在站出来反对,退朝后,他立即召见任城王,屏退左右,单独与澄计议,告诉他迁都的重要意义:“这次举动,的确不易。但国家兴自塞外,徙居平城,这里是用武之地,不能实行文治,今将移风易俗,实在难啊!崤函帝宅,河洛王里,朕想趁此南伐大举而迁居中原,不知任城意下如何?”拓跋澄被提醒,立即表示赞同。六月,即刻下令修造河桥,以备大军渡河;并亲自讲武,命尚书李冲负责武选,选择才勇之士。

  八月,孝文帝率领百官,步骑百余万从平城出发南伐。命太尉拓跋丕与广陵王拓跋羽留守平城。临行之际,太尉拓跋丕奏请以宫人相从,来试探孝文帝南行的真实意图,因为要是南征,自然不能有嫔妃相随;如果是南迁洛阳,则正好相反。孝文帝不动声色打消拓跋丕的顾虑,厉声斥责说:“临戎不谈内事,不得妄请。”九月底抵达洛阳。时值深秋,阴雨连绵,大军就地休息待命。孝文帝坚持继续南行,攻打荆扬。随行的百官既畏惧即将面临的战争,也给连阴天雨连续行军搞得困顿不堪。纷纷要求在洛阳休整。孝文帝见时机成熟,随即提出就利用在洛阳休整时机讨论迁都。百官们一方面想害中取小,多愿意留在洛阳议事;另一方面也亲自目睹洛阳风物确是胜过平城,也化解了对立情绪。于是迁都洛阳就在孝文帝如此策略下获得多数臣僚的同意。

  第四,然而孝文帝去世以后仅仅过了25年,北魏边镇鲜卑军事集团就发动反汉化运动六镇起义。起义的最终结果是导致北魏瓦解:高欢兵进洛阳废北魏孝武帝帝位,另立元善见为帝,迁都邺城(今河北临漳),史称东魏;另一军阀宇文泰率领自己的部众西入潼关,亦拥立元宝炬为帝,史称西魏。其历史教训是:一个重大的改革仅有帝王的决心和魄力是不够的,还必须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制度的保证。更重要的是这个制度还必须有坚信这个制度的人来执行。孝文帝死的太年轻了,仅36岁,改革也只进行七年(太和十七年——太和二十三年)。这两个主因都决定了汉化改革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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