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人格精神将超越时空流传—读《刘静窗文存》有感并纪念刘述先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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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静窗文存》,刘念劬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12月第一版,166.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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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右)与刘述先先生(中)合影

  编者按:刘静窗何许人也?不惟普通读者不知道,即便是研究近现代哲学史、思想史的专家大多也不甚了解,唯一的信息来源可能就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其长子刘述先辑编并在台北出版的《熊十力与刘静窗论学书简》。在这些书简中,其对于中西学问的短长、时代的困境的思考,表现出的修养和识见,令人惊叹。

  日前,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刘静窗文存》一书基本囊括了刘静窗先生存世文稿,及其与熊十力、张遵骝、应慈法师、蒋维乔、长子刘述先等人的通信。不仅保存了一位文化大家的哲思文稿,亦可考见相关史实及追踪许多学者、文化名人的思想轨迹。可以说,此书的出版使近现代文化史上暂时被遗忘的一位文化大家、思想史上的一个失踪者重回学界视野。

  2012年七八月间,我应台湾大学人文社会高等研究院院长黄俊杰教授、台湾师范大学东亚学系主任张昆将教授的邀请,对台湾大学人文社会高等研究院进行了学术访问。在此期间,曾到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拜会林月惠教授,在走廊报刊阅览区邂逅了久仰的刘述先先生。月惠教授热情好客,中午由她做东,我们三人在研究院餐厅共进午餐。由于从事宋明理学研究的缘故,我很早就读过述先先生的著作,这次有机会当面交流,感到非常高兴。述先先生诚挚敦厚,完全没有大牌学者的架子,让人有如坐春风之感。当时,他身体状况已不是很好,走路步履短促,而且患有眼疾,一目近乎失明,月惠教授很担心他一步没走好会跌倒。尽管如此,临别之时,他还上楼去取新著《儒家思想的转型与展望》予以题赠,让我非常感动。回到北京后,我回赠《返古开新——黄宗羲的政治思想》,他又谦和回复“孙先生大鉴:承赠尊著已收到,谢谢。刘述先谨启”。时光一晃六年过去,述先先生已于两年前去世,已无机会再度当面请益。

  在台期间,我还结识了复旦大学历史学系邓志峰教授,双方情投意合,结为好友。今年三月,我接到志峰教授邀请参加将于四月在邹城孟府举行的《刘静窗文存》出版座谈会。对于“刘静窗”这个名字,我并不熟悉,据志峰教授介绍说,刘静窗是熊十力晚年弟子,也是刘述先之父。其后不久,我便收到了上海古籍出版社寄来的《刘静窗文存》。怀着对熊先生和静窗先生的敬仰,带着对述先先生的怀念,我认真拜读了静窗先生的遗著。掩卷遐思,深深被静窗先生的仁爱慈悲情怀所打动,也对述先先生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述先先生在家中是长子,他能走上哲学之路,与静窗先生的引导和教诲也是密不可分的。

  静窗先生生于1913年,卒于1962年,一生大都处于动荡岁月。但是,不管时代如何变迁、政治如何变幻,他都始终保持独立的人格,坚持自由地思考。他说:“学术思想,首重自由。”(《《默识随笔四》》)他在《示诸侄》一诗中写道:“独立精神爱自由,辉煌民族永千秋。屈原节义文山志,未向强权一点头。”他把独立人格、自由思考视作民族精神的写照,这种精神自屈原、文天祥以来世代相传,面对强权也决不屈服。在去世前半年,他还最后告诫子侄:“竖起脊梁骨,直立天地间,读世间第一等好书,做世间第一等好人。”(《示子侄》)“第一等好人”就是能够保持独立的人格的人,“第一等好书”都是独立人格的体现,都是自由思考的结果。可以说,静窗先生就是第一等好人,静窗先生的书就是第一等好书。

  我通读《刘静窗文存》,深深地感到全书都是其独立人格的体现,都是他自由思考的结果。在那样一个年代,他倡导爱,反对仇恨报复:“人生的幸福,决定是由于爱,决定不是由于恨而得完成。爱便是幸福,便是生命。”“残害众生,而谓能爱人;不博爱人,而谓能爱国者,皆虚语也。”(《日记及偶感》)在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学受到激烈批判的年代,他强调爱国就要了解祖国文化:“身为中华民族儿孙,将承先以启后,鉴古而开来,则于儒、释两家之学,无论赞成与否,都不可不虚心研究,三致意焉。”(《示子侄》)他称赞孟子对周文王的形象描述,“视民如伤”,“望道而未之见”,文王对待民众就像对待伤者一样爱护,对于道不断追求而又不加垄断,他批判秦始皇、希特勒之流“只觉得天下道理都集中在自己这里,把千斤万斤重担往人民头上堆,再也不顾人民是死是活”,认为这两者“恰好是个强烈的对照”,(《语录补遗》)。

  他在与熊十力先生进行儒佛辩论中,也不顾忌双方在年龄、名望方面的差距,敢于坚持自己的观点而不退让,甚至一度惹恼了熊先生以致欲中断往来。最后,双方还是相互容忍对方的观点,这才使得彼此的学术交流和生活交往继续下去,由此我不禁想起了胡适先生的名言:“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容忍与自由》)当然,容忍并不意味着不规劝,即便是在生活中也是如此。静窗先生由于信佛而长期吃素,但身体又十分虚弱,熊先生数次去信反复规劝他改变饮食:“你损伤未好,吾望你宜买罐头鱼及猪牛羊肉吃,勿自促寿命也。……吾子颜色甚不好,不可不营养,勿固执。”“饮食望采吾前言。”(《熊十力先生来片》)虽然静窗先生最终并没有接受熊先生的规劝,但始终对熊先生保持着敬意,熊先生也对静窗先生的“固执”予以了容忍,正因为如此,双方亦师亦友的关系才能维持十余年之久,正如述先先生所说:“假如没有包容,熊刘成不了忘年交;假如没有存异,熊刘也成不了忘年交。”(《2014年阅校前言》)静窗先生四十九岁而英年早逝,熊先生自此也“无与言者”,只能慨叹“吾乃真苦矣,当从赤松子游耳”(《熊公邮片示任先震先》震注)。

  在学问方面,静窗先生始终坚持虚怀兼容的态度,他说:“故学者贵体己存养,贵虚怀研求,庶有进德。”(《读新唯识论》)熊先生曾因《新唯识论》一书与欧阳竞无及其弟子、太虚、印顺等佛教界人士发生了激烈争论,但静窗先生基于上述立场对此书给予了充分肯定:“然熊氏盖出入儒、释,学有根柢,故虽攻复他山,亦未足为片言折也。……此书不当跻诸泛泛著作之林,卓尔成一家言,要为可读。”(《读新唯识论》)熊先生脾气很大,他在与静窗先生辩论时也常常不假辞色,但静窗先生总能以虚怀兼容的态度从容应对,甚至大度而幽默地说:“大学者发火时所讲的话也有学问,剔除了意气,一样受益。”(《熊子真先生复函》劬注)静窗先生在终极关怀上归宗华严,但在日常生活中,他重视父母子女亲情,关心国家社会,处处表现出儒者风范,堪称佛儒的典范。他之所以能将儒佛融于一身,正是由于坚持虚怀兼容的态度,他常常说:“儒释之道如日月经天”,“如果推到最后的终极关怀,都是自己内在的抉择,无法妥协”,“在决择之后,不必要采取排他主义,你依然可以肯定别人的优点”(《序言》)。

  在家教方面,静窗先生也将虚怀兼容贯彻始终,他在与述先先生通信中就以此劝勉:“持身须有无量谦光,为学须有无量虚怀,庶几清明在躬,日进无疆也。”“必有无穷之智慧、无限之仁爱,全心全力,孳孳无倦,庶几于东西文化交流知所通摄融贯。”(《寄述先家书》)述先先生后来说:“父亲谈古今,通中外,论释儒,教后学,无一不尽显其通今博古、学贯中西的大学问家风范!这是我家最为难得的家学,他的学说,引领和造就了我们兄弟这一代人。”(《序言》)正是在这一家学的教导下,刘家才出现了述先、任先、震先、念劬“一门四教授”的佳话。而如何做到虚怀兼容呢?关键在一个“诚”字。在述先先生赴台求学之际,静窗先生就是以“诚”作临别赠言:“诚为做人之本,拙为应事之本。”(《寄长子述先家书》按)在对子侄的教诲中,他还是把“诚”作为根本:“此心深深恻然一片至诚,实为通古今中外一切学术文化立基。诚存,天地存,人道存,一切学术、一切文化亦可因之而存,然后经纬可辨,是非可衡。此之谓大原则,大根本。”(《示子侄》)在与述先先生的接触交流中,我深深地感受到了他的“诚”的圣哲品格,通过阅读静窗先生遗著,我找到了答案,这正是得益于他的谆谆教诲。

  最后,我想说,一个人的思想学说可能会过时,但一个人的人格精神将会永存。

  熊十力先生、刘静窗先生、刘述先先生虽然都已离我们远去,但他们的独立人格、自由思考、虚怀兼容、以诚为本的精神将超越时空而永远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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