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中英:仁义之道无法摧毁,儒学的生命力依然存在

  成中英,著名哲学家,当代新儒学的代表人物,1935年11月8日生于南京,1963年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专研易经哲学、儒家哲学、比较哲学、逻辑、形而上学与知识论、诠释学,现任夏威夷大学哲学系终身教授,主要著作逾35种,包含《中西哲学精神》《C理论:易经管理哲学》《易学本体论》《成中英文集》四卷本、《成中英文集》十卷本、《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科学真理与人类价值》《知识与价值》《中国古典政治哲学发微》等。

  作为海外儒学研究代表人物的成中英,长年致力于在西方世界介绍中国哲学,每年多次往返于中美两地。

  “在目前的社会处境中,无论儒家的理想价值能否获得指导与规范社会发展的地位,我们仍可深信儒学有其蕴藏深处的活力与源泉。”成中英一向认为,儒学的发展,关键在于我们如何挖掘这块土地深处的灵泉。只有不断地把儒学的理论说清楚,把其理性原则与德性伦理的理想价值列举出来,儒学才能把历史文本的沉默转化为现代话语的说服力,再转化为现实的实践力。

  多年来,这位曾经希望成为散文诗人的哲学家,一直辛苦奔波,孜孜不倦,为中国传统文化能够得到广泛的传播和认知,做着不懈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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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家庭背景和孩提时代的环境,对人的性格和兴趣的形成有无形的影响力量。您走上哲学研究之路,有怎样的缘起?

  成中英:我出生在一个书香世家,父亲成惕轩先生从小就在祖父炳南公的鼓励下精读古书并治旧学。我从小喜欢看天文地理,喜欢神话故事,小学四年级就看了《封神榜》《西游记》《三侠五义》等,我也不知道是喜欢听故事引起我的好奇心,还是因好奇心而特别喜欢听故事,也许这两者相互影响,相互促进,使我养成喜欢打破砂锅问到底的习惯,喜欢追求真实是什么。我喜欢文学,继而又由喜爱文学而走向喜爱哲学,总是追问“是什么”“为什么”,这也许是一个人的理性发展的自然线索吧!

  1946年,父亲鼓励我写一篇自重庆到南京的旅行游记,我写完投到《中央日报》的“儿童周刊”,竟然发表了。在南京读书的两年,我开始接触西方翻译小说,如大仲马的《侠隐记》、但丁的《神曲》、纪德的《地粮》,凡是有启发、有生命性的,具有开展性的文学我都喜欢。这使我对西方文学怀有很大兴趣,并导致我以后对文学创作总是跃跃欲试。高中时代,我热衷的求知对象一是天文、物理,二是西方翻译文学。1949年我们自成都到台湾。我接触到张澐的《天文学》,看了介绍爱因斯坦相对论的书,看得最多的文学作品是五四时期作家翻译的俄国、法国作品,其中雨果和屠格涅夫给我的启示最多。我还读唐弢的《落帆集》,对卞之琳、臧克家等诗人也很着迷,那时我还想做一个散文诗人,在《新生报》上发表过散文《小石》《电钱杆》《红叶》,也写了两个短篇小说,为自己取笔名“好山”,因为那时我已知孔子“知者乐水,仁者乐山”,我更偏喜仁者。

  中华读书报:为什么后来选择了哲学?

  成中英:我考取了台大外文系,方东美先生讲授“哲学概论”,成为我踏入哲学的门槛。我曾经把听方师课的笔记背得滚瓜烂熟,又到图书馆内尽情阅览各种方师提到的哲学著作,包括他早期的《科学哲学与人生》。大学二年级,我已经下决心研究哲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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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您在1956年赴美留学,从西方哲学的灵魂深处传播、肯定中国哲学,这种使命感来自哪里?

  成中英:出国之前,父亲送我《五经集传》,怕我驰入西学迷不知返。其实,我心中早有志向追求西方学术和哲学,以反哺中国传统,使其立足于世界,这不仅是民族文化感情的作用,也是经过理智反省后的志向。我先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就读,又进入哈佛大学哲学系,我的哲学生命受到了西方哲学最严格的陶冶和锻炼,使我深入西方哲学的核心,感到其心脏的脉动,而且也使我深深体会到哲学既不同于文史,也不同于科学,却与这两者不离不杂,有其严肃的理知性格。我当时觉得,我可以奉献于中国哲学的就是这一颗哲学的赤子之心。

  中华读书报:具备了开阔的学术视野之后,您对中国哲学是怎样的态度?中西哲学的打通面临怎样的难题?

  成中英:我一点也未曾忘怀中国哲学。我的哲学生命在生长中,除了吸取西方哲学的精华外,也努力在为中国哲学“培风”(庄子语)。我一直利用时间发掘中国哲学的问题。

  中西哲学有其结构上的不同,西学犹如结晶玉石,中学犹如行云流水,两者如何才能融成一片,正是我哲学生命和哲学生涯的重要课题,也是我锲而不舍的追求所在。

  中华读书报:研究儒学,您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变化?

  成中英:哲学的知识和儒学的智慧最重要的,是我如何与世相处、与人相处、与己相处的源头活水。我的儒学研究,大概可以归纳为:一是理解的阶段,从小长大注意到中国人的历史遭遇,并从经典中认识中国文化的价值;二是治学的阶段,能看到知识及其系统的重要性,对自然知识、社会知识和文化知识有自觉的追求,也认识到西方在这方面的历史成就;三是愿景的阶段,我从生命中发现了生命本身的价值,发而为对宇宙生命的一种感受与关怀,进而认识到中国文化传统从易学到儒道的一贯价值性、包含性、世界性。我接触到的家庭和社会是温暖和有爱心的,中国文化就是爱心文化、关怀文化,人和人之间彼此关怀、彼此依存、彼此同行。民族的灾难下,产生爱国心理是自然的。

  我在自己的追求过程中,对中国文化创造力的根源非常关注,对中国历史出现的卫国爱民的圣贤与民族英雄非常敬仰;一方面对于求知有强烈的兴趣,一方面力图创造性的思考,觉得人类作为一个灵长类的生物体,必须认同宇宙持续不断的创造力,把理解世界看成自我的一个责任。我深信理解世界才能做出合理的判断,这是我逐渐形成的一个坚定的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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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您认为儒学发展经历了哪些阶段? 支撑儒学发展的重要因素是什么?

  成中英:儒学发展,先后经历了先秦、两汉、宋明新儒家、清代以及当代新儒家。在隋唐时期,由于受外来文化影响,儒学的人生观、价值观都受到了一种遮蔽。儒学是开放的体系,把外在的宗教作为成长的资源,才产生了宋代的宋明理学。那么后来的儒学是否在衰退? 不是,它的主体还在,而且产生了更完整的体系,这是一种成就,但不是最后的成就,也不是永久的模式。清代儒学的研究形态,基本沉在故纸堆,对世界的张力呈现一种自我保守的状态,这种心理上的封闭,是闭关政策造成中国和世界脱节,造成文化往后看不往前看的自满状态。

  我强调哲学是儒学活力的来源。哲学是超越的,如果不能用哲学意识认识历史,历史就成为一堆断烂朝报了。所以要跳出来,考察人性的意义,追求善的意义。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儒学在清代的发展,从历史来看是闭塞的,造成儒学整体开始往下走。明末西学东来,并非通过自觉的交流,而是通过基督教传教士的说教,没有对应的理解,没有知己知彼,中国文化沦为西方侵蚀中国的工具,而非文化沟通的管道。列强的侵略战争,把中国推向历史悲惨的境地。

  儒学发展经历的转折点之一,就是在中国现代文化运动中,进一步否定儒学的价值,儒学的整体性丧失掉了。历史的消解,西方文化的冲击,再到自我的内在的意识形态的斗争,产生了对儒学的全面否定,连根都要挖掉。

  中华读书报:这时候的儒学呈现怎样的状态?儒学的恢复需要具备怎样的条件?

  成中英:儒学的生命力依然存在,幸好保存了一份历史的记忆,并没有说因此就消失。事实上,无论近代历史如何自然消解,儒学作为一种生命的体验或人类生命的一种本体的学问,跟人的存在和对存在的完善性是连在一起的。这是个最原始的文化记忆,也是本体学的体现。历史是无法取消的,其外在合理的形式仍有其内在的魅力,即使自我批判也不能全然抹杀。这是文化生命的肯定。

  儒学的恢复,要求人能够理解自己,关怀他人,从关怀他人到理解自己,从理解自己到关怀他人,仁义之道是与生俱来、无法摧毁的。儒学的种子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让中国建立现代国家基本的要素充实起来,这时就要问内在的活力是什么,生命力在何处,这就要从民族精神、文化精神上追溯,所以儒学重新受到尊重和重视,不单纯是政治的、经济的原因,也是基于全球化的动力,因为历史在全球化这个阶段,都需要掌握自己的文化,要肯定自己存在的意义。在这种要求下,儒学的精神就能很好地恢复。这种恢复,要回顾人类历史,面对整个世界,并必然走向儒学精神的再认识和再肯定。

  一路走来,中国经过了多少历史沧桑,儒学不管是作为民族文化的生命还是文化存在的方式,都要求有一个说明,这个说明启发我们对未来应该有怎样的建言和创造。回顾才能改良,这是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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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作为“第三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您是在怎样的情形下开始研究儒学的?

  成中英:西方的成果怎样为我所用,避免西方犯的错误,包括自私与霸权的错误,怎样能够体现未来人类社会的理想,实现中国儒家所谓“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这是新儒学发展的动力。

  我看到这个动力。第三代新儒家是自然形成的。身处历史潮流中才能够有这样的反思和深思。我个人出生在抗日战争的前夕,经历了坚苦的抗战,经历了今天中国的繁荣、稳定和在世界上的兴起,我自己注意到中华文明发展的重要意义,这个意义有深厚的根源,有一个凤凰浴火的再生的过程,就是锲而不舍追求维护人的价值或理想的存在,这就是中国近代发展的道德含义。

  中华读书报:中华文化在与世界文化融合中,最重要的方面有哪些?

  成中英:科学和人文整合起来。西方是科学知识的体系,中国是人文价值的体系。科学和人文不是冲突的,西方和中国传统中的价值不必非冲突不可。我们过去较少考虑到的是宗教问题。我三四年前在香港做了《儒家的精神性》的演讲,谈到儒家作为终极信仰的可能性。信仰不一定是宗教,更不必依赖外在超越,因为它也可以来自对生命的反思。由于这种精神性的建立,我关注的都是在21世纪发生的事件。我的英文著作里谈到宗教意识,也谈到基督教和儒教对话,我是最早在夏威夷大学提出这种对话的。我谈到儒家的存在性,把现实和理想结合在一起,把外在知识和内在意志结合在一起,在这种认识中可以超越对死亡的恐惧。我可以知道我生命本体发展的方向与归宿,知道道德自由,也可以随心所欲不逾矩。

  中华读书报:您认为儒学在当下有怎样的现实作用?

  成中英:儒学在当下能起到什么现实作用,是大家都很关心的问题。我认为儒学作为一个主体,当即之务,应是把下一代教育好,匡正社会风气,强化现实的公共行政或政策的考虑的基础。如果是君子,有知识,世界因此大治,国家因此更好,何乐不为? 学而优则仕,仁政是有道理的,不做官,就不考虑儒学了吗? 这也是一个问题。文化是动态的,在今天中西文化广泛的交流对话中,新的文化也将在未来发生作用,甚至改变中西文化的气质。因此,西方文化需要中国文化改变它的气质,同时中国文化也需要西方文化激发其潜力。

  中华读书报:中国哲学如何走向世界,您持什么观点?

  成中英:首先,我们认识中国哲学的真相之后,会发现中国哲学本身就处于世界的舞台。问题在于很多人不知道,中国哲学被隐蔽在现实历史之中。要发展中国哲学,就要强化自我认知,掌握中国哲学的精髓和源头活水,掌握中国哲学本身的意义,发挥生命的力量,追求对宇宙生命的体验,达到人我共通,消除各种纷争,建立和谐社会。其次,要了解西方为什么能建立哲学,才能对症下药,化西方问题于中国哲学之中。西方哲学强调逻辑、强调科学,已经在历史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已经“甚嚣尘上”,好的地方我们要承认、学习,也要指出他们的问题,把西方哲学纳入更大的系统。所谓“智周万物,道济天下”,我最大的愿望是以哲学实现自我生命、实现最后的和平繁荣,这就是后来张载说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中国哲学走向世界,实际的做法就是对话。我创办《英文哲学季刊》期刊已经五十年了,尽量帮助西方哲学家了解中国哲学,认识哲学问题解决的基本方向,而不局限在西方的死胡同里。西方是二元主义,机械性的;中国哲学是一元主义,动态性的;一元可以包含二元。另外要广结善缘,光说走向世界是空洞的,要有心愿并且长期地推动。我希望在和西方对话中加强对中国哲学的充实和健全,这个过程不只是走向世界,是自我发展同时帮助别人发展,“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一仁爱精神的推广。

  中华读书报:重建中国哲学和文化的关系,是您近几年重点关注的,您提出中国哲学的重建和再发展过程,都是以回到自然宇宙观为开始点的。能否简单阐释一下?

  成中英:我们讲中国文化复兴讲得多,很少讲中国哲学的复兴。我在很早前提到一个命题,中国文化的复兴必须要以中国哲学的复兴作为根基和主导。哲学是文化的精华,文化是哲学的实现。文化中有很多优良,也有一些缺陷,需要以哲学的冷静进行全面思考。中华文化复兴首先要加强反思的能力,要有认知的精神,有理性的哲学思考,经济越发展,国家越发展,越需要哲学。孔子为什么成为伟大的哲学家? 孔子提出仁、义、礼、智、信,这需要哲学的精神,哲学的自觉。“哲学”这个概念是西方传来的,其实中国自古就有哲学,中国是哲学的民族。我们最根本的追求就是,让中国人作为生命体,作为一个民族活得更健康更快乐更智慧。(栏目主持/采写:舒晋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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