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霞丘壑:中国古代画家和他们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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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郭忠恕《雪霁江行图》纵49.2厘米、横143厘米美国堪萨斯城纳尔逊·阿特金斯美术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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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佶《红蓼白鹅图》纵132.9厘米、横68.3厘米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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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佶《楷书夏日诗帖》纵33.7厘米、横42.2厘米故宫博物院藏

  出身于书画世家的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尚刚,著有《隋唐五代工艺美术史》《元代工艺美术史》等著作,在其这本《烟霞丘壑:中国古代画家和他们的世界》中,他分二十六题逐一引读者领略中国古代绘画之精妙和丰富,在隽永文字中暗含画史脉络、深具辞书绵密,领今人穿越时代亲近中国古代绘画的绝美精髓,感受中国古代文人的精彩人生和精湛艺术。

  烟雨灭没,恕先在焉——“离绝匠意”的郭忠恕和他的界画

  “烟雨灭没,恕先在焉”语出苏轼的《郭忠恕画赞》,恕先是郭忠恕的字。郭忠恕(公元?~977年)生活于五代宋初,在画史上名气极大,其界画最受推重。

  界画指靠界笔、直尺等工具创作的绘画,主要表现的是宫室、楼榭等宏伟建筑,一般有山水树石烘托,可视作山水画的一支。中国古代建筑基本是土木结构,宫室、楼榭的高妙往往在于木构的复杂精巧,故界画作来不易。画得准确细腻已经很难,但合规中矩仅只是一般的标准。界画终归不是建筑的施工图、效果图,还应在严谨周密之中显示出风神气象,这就令多数人难于措手了。因此,从事者常是画工一类人物,画家不多,宗师更少。宋人王瓘、燕文贵、王士元等画过,他们都是成名画家,但作界画,却常常被视如“皂隶”。

  图绘宫室楼阁,古已有之,但五代以前,未见高手,南唐的卫贤以画宫室得名,画史对他评价不低。稍后,终于出现了界画大师郭忠恕。宋人对他已很推崇,常称赞其作“高古”。《宣和画谱》还作了阐释,说他能“游规矩准绳之内,而不为所窘”。《画品》的解说更具体:“非徒精密也,萧散简远,无尘埃气。”元人王恽见过他的《明宫骊山宫避暑图》,说其构图、意境与杜甫的诗句“帘下宫人出,楼前御柳长”相合。杜甫是诗中泰斗,界画能营造出如同杜诗的境界,一定是极为高妙的。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雪霁江行图》,如今,较可信赖的郭忠恕真迹首推这一幅了,可惜还残缺不全。画面上可见两只大船,旁有舢板,船上桅、舵、门、窗以至钉、绳一应俱全,船工或撑篙,或笼手,船篷、货物上有积雪残存,一派清冷景象。此画绘制精密准确,除去艺术价值之外,或许还是研究当时船舶结构的重要资料。画面左上方有宋徽宗手书两行“雪霁江行图,郭忠恕真迹”。入清,此作归内府所有,故乾隆皇帝也有御题,其“大幅何年被割裂,竿绳到岸没人牵”等,写在上方正中。在美国的堪萨斯城纳尔逊·阿特金斯美术馆还有一幅,画面比台北的这幅完整许多。

  作品太少,这令后人已经难以体会郭忠恕的高古了,但其周密严谨,还能从宋人的记述中有所认知。郭忠恕的界画虽非建筑施工图,但可做建筑施工图用,“以毫计寸,以分计尺,以尺计丈,增而倍之,以作大宇,皆中规度,曾无小差”。至如“栋梁楹桷,望之中虚,若可蹑足,阑楯牖户,则若可以扪历而开阖之也”。他的界画周密严谨并非得自名师传授,而是来自对建筑设计的精通。宋太宗时,要建开宝寺塔,建筑名师喻皓准备盖十三层,郭忠恕看了小样,认为到顶层便有一尺五寸收不进去,就提醒喻皓。喻皓几夜没睡,反复测量,果然如此。天刚亮,喻皓就跪到郭家门前叩谢。

  然而,郭忠恕画的并不仅是界画,他还有淋漓酣畅的作品。侨居安州(今湖北安陆)时,知州向他求画而不得,便将画绢交给郭寄寓寺庙中的和尚,待他喝醉,和尚来求。他让和尚端上浓浓的墨汁,把墨汁全都泼到绢上,又拿到山涧中洗涤,然后再随着墨迹的浓淡,慢慢地画出山水。郭忠恕的孤傲和作画前要先畅饮都是出了名的。达官贵人求他作画,都要预先备好美酒,挂上画绢,酒后兴致一来,没准儿就画上一张。如武将郭从义想求他的画,就邀他到山上的亭子里去住,备好绢、墨等着。几个月过去,他突然醉后高兴了,就在绢角画上几个山峰,郭从义便很满意。郭忠恕若不高兴,再求也没用,他还要发怒,甩手而去。像这种酒后的挥洒,肯定不会是界画。郭忠恕有一幅作品,构图尤其别致:一个富家子爱画,每天以美酒款待郭忠恕,日子一长,就求画,还送来一匹画绢(宋制,丝绸长四十二尺为匹),郭在这头画个小孩,那端画只风筝,中间是根风筝线,一联几丈长,把那富家子气得发昏。但古人说,这是幅构思奇特的好画,“离绝匠意”,构思自然奇特,而那调侃简直奇绝。再说句笑话,今日国画名家的作品是以平方尺计价的,若按上述的郭氏构图,画价真不知该如何计算了。

  郭忠恕虽负奇才,但人物画得似乎不大高明。由于界画中也常有人物点缀,故其界画创作常与王士元联手,他自己画建筑,人物则假王士元之手。不过,古人的说法太委婉——“忠恕于人物不深留意”。人物题材他当然也画,如北宋内府藏有其《尹喜问道图》《飞仙故实图》等,元人还曾以其《比干图》劝谏皇帝。

  郭忠恕是洛阳人,七岁即应童子科及第,还是个神童,据说,应举时,“口念《尚书》,手写《论语》”。大约二十岁时,做了官。后汉时,在徐州节度使刘赟那里当推官。公元950年,刘赟被遥立为帝,朝中派历事四朝六帝的长乐宰相冯道去迎。在回朝途中,郭威已建后周,做了皇帝,郭忠恕便建议杀掉冯道,到河东去创天下,但刘赟犹疑不决,结果遭废囚,降封湘阴公。郭忠恕本想在安邦治国上建功立业,但刘赟的垮台令他希望破灭,于是,就去钻研文字学和书画,并且,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而其行为也逐渐放荡、怪诞。

  周世宗时,郭忠恕被召为宗正丞兼国子书学博士,又改为易学博士。赵匡胤称帝,他酒后上朝,与人在朝堂上喧争,被御史弹奏,竟上去夺下奏章毁掉,因而贬为乾州(今陕西乾县)司户参军。在乾州,又乘醉殴打从事,擅离贬所,被削籍配隶灵武(在今宁夏)。此后,他就在今陕西、河南一带浪游,以画艺就食于王侯公卿之家,常痛饮酒,逢人不分贵贱,都称猫,又常同夫役、小民到饭摊上吃吃喝喝,说:“我的朋友都是你们这种人。”

  宋太宗即位,把郭忠恕召回,派他做国子监主簿,让他刊定历代字书,十分器重。可是郭忠恕狂放惯了,自己偏要生事。他住在由太监管理的宾馆里,一天,突然把自己又长又漂亮的胡须剃光,太监大惊,问原因,郭说:“这是学你呀。”太监大怒,跑到皇帝那里进谗言,说郭放荡荒唐、败坏法度,于是,皇帝对他有些疏远。这一来,郭更加纵酒,还抨击朝政,又擅自卖掉公家财产换钱。皇帝大怒,把他痛打一顿,发配到登州(今山东蓬莱)关押。发配路上,他便去世了,这一年仅是宋太宗即位的第二年。

  郭忠恕狂放不羁,大异流俗,故在宋人的记述中,他很神奇。比如能够一个多月不吃饭;夏天在烈日下,也不出汗;冬天则凿冰洗浴,身边的冰还要融化。他的死法也很怪,走到齐州临邑(在今山东),他对押解的人说:“我要死了。”于是,在地上扒出个头大的坑,把脸朝下放进去,就咽了气。当时仅草草殓葬,几个月后,朋友改葬,开墓一看,仅剩衣衾,尸首不见了。据说,几年后,著名的道士陈抟还在华山上会过他。宋人大多相信,郭忠恕升仙了。智慧高如苏轼,竟也这么看,其《郭忠恕画赞》称:“长松参天,苍壁插水。凭栏飞观,缥缈谁子。空蒙寂历,烟雨灭没。恕先在焉,呼之或出。”

  如今,科学昌明,以现有的知识,郭忠恕的奇异大多可以解说,如“逾月不食”,大概是辟谷功之类;“凿冰而浴”也冷不过当代哈尔滨流行的冬泳;至于“尸解”“升仙”则属子虚了。不过,郭忠恕因政治失意带来的苦闷倒是确确实实的,只是这常被忽略,而其纵酒狂放,以至狂躁,也应由此索解。

  风流天子与宫廷画院——精审到令众画师“骇服”的宋徽宗

  公元1100年,十九岁的赵佶当上皇帝,这就是著名的宋徽宗。

  他的名气首先来自少见的荒嬉。他当了二十六年的皇帝,亲任奸佞、耽迷道教、横征暴敛、骄奢淫逸。他搞得政治黑暗、官吏贪墨、民不聊生;还不修武备,最终引致女真铁骑南下,北宋被灭。公元1127年,他虽已改做了一年多太上皇,但金人仍要将他与钦宗一道劫掳北去;公元1136年,乃病死五国城(今黑龙江依兰)。金朝给过他一个封号,叫“昏德公”,虽然极其刻薄,倒也十分贴切。

  他的名气还来自绝代的风流。尽管对治国、理民事事生疏,但于文艺、玩乐,却样样在行。他工书善画,诗文俱佳,还好文物、喜收藏、通音声、能射御、会踢球、精茶道、建园林、起馆所,又造了许许多多逼真的仿古礼器。讲史的评话《宣和遗事》对其嗜好有段很精妙的铺叙,说他“才俊过人,口赓诗韵,目数群羊。善写墨竹君,能挥薛稷书。通三教之书,晓九流之典。朝欢暮乐,依稀似剑阁孟蜀王,论爱色贪杯,仿佛如金陵陈后主。遇花朝月夜,宣童贯、蔡京,值好景良辰,命高俅、杨戬,向九里十三步皇城,无日不歌欢作乐。盖宝箓诸宫,起寿山艮岳,异花奇兽、怪石瑞禽,充满其间,画拱雕梁、高楼邃阁,不可胜计”。这种人当皇帝,国家不亡,又将何待?

  即位前,赵佶是端王,那时他便露出了风流相。“所事者,惟笔研、丹青、图史、射御而已。”待登基,更“酷意访求天下法书图画”,仅公元1120年奉敕著录的内府法书就有1344件,名画更多,达6396轴,皇家收藏之富,远超前代。上行下效,皇帝已做表率,臣民也掀起收藏热,以致书画成了贿赂的俏货。

  赵佶善书,其字挺劲清秀,如“屈铁断金”,号“瘦金体”,但更令他热衷的还是绘画。做端王时,他就爱同驸马王诜、宗室赵令穰往来,二人“皆喜作文词,妙图画”。端王府知客吴元瑜也是“画学崔白,书学薛稷”的成名人物。他即位未久,更宣称:“朕万机余暇,别无他好,惟好画耳。”兴办画学、扩充翰林图画院、恩宠宫廷画师是他的重要举措。至于绘画的勤奋,在皇帝里,他首屈一指(自然,这有政务的荒废乃至亡国做代价)。对画,他并不偏私,曾遍赐诸王、群臣御书、御画等,引得臣工“断佩折巾”,哄抢争先,他则“为之笑”。他还做过一件“一时盛传”的美事:驸马王诜家藏徐熙《碧槛蜀葵图》,但四幅缺二,颇以为憾,他密访得之,装裱后馈赠王诜,使成全璧。

  除临摹古代名迹之外,赵佶还图山水、画人物、作墨竹,而于花鸟致力尤多,也最擅长。宋人赞他“笔墨天成,妙体众形,兼备六法”。对其画风,一般的评价是法度谨严、形象写实、设色明丽、面貌俊秀。赵佶常在画面上题写诗句,用的是瘦金体,其署名喜用抽象的花押,据考,那是“天下一人”的减写。在他签题的作品中,明显有较粗简和颇精密两种作风,有专家指出,前一类当为他的亲笔,后一类则应是画院高手的代笔。不过即令代笔画,也能体现他本人的艺术情调,否则很难设想他会以帝王之尊亲为签题。

  关于这位风流天子的形象,相信还能从其《听琴图》中寻觅。专家指出,图中,松下缁服黄冠,装束若道士的抚琴人即徽宗皇帝,右侧衣绯而作恭谨聆听状者系奸相蔡京,上方还有蔡京“谨题”的七绝一首。当然,学界对图中人物的身份还有争议。此图刻画细腻、笔法严谨、画境幽深,被视为赵佶人物画的代表作。但也有专家说,《听琴图》应为代笔。

  优秀画家不必作品精细,但观察体味却必须精细。赵佶在汴京东北筑起土山艮岳,峰高九十尺,周围十余里,其间植奇卉、养珍禽,耗费民财无数。艮岳是徽宗皇帝冶游享乐之地,也催化了他敏锐的观察力。随着季节的转换和朝暮的变化,月季的花、蕊、叶都有差异,赵佶能分辨出画中的月季乃“春时日中者”。他还可指出画院画家的错误,教导他们:“孔雀升高,必先举左(腿)。”对皇帝的精审,画家们自然“骇服”。

  五代时,西蜀和南唐都已经设立宫廷画院,宋代修文,画院也愈益发展完善。在宋,它隶属于翰林院,官方的称谓是“翰林图画院(或局)”。

  宫廷画院自然是为帝王服务的,画家们承应的事务有创作宫殿和敕建寺观的壁画,绘制帝后勋贵肖像和卷轴画等,还包括为皇帝作代笔画。据说,徽宗时的刘益、富燮就常为皇帝代笔。此外,画院中人也会参与搜罗古今图画,以扩大宫廷收藏。宋代画院设立之初,画家是来自西蜀、南唐和中原的高手,而后则通过举荐、征召、考试等途径,在社会上罗致。根据绘画的造诣,画院内有待诏、艺学、祗候、画学生等区别。宋真宗以后,一般设待诏三人、艺学六人、祗候四人、画学生四十人。宫廷画家也有品秩,但与其他官员相比,待遇较低、升迁颇难,服饰也不同。那时金、银、铜质的鱼形饰物是官员身份的标志,高级宫廷画家虽能衣绯服紫,却长期不准佩鱼,因为毕竟也是以艺事君,故其实际地位与工匠约略仿佛。

  徽宗皇帝酷嗜书画,故他在位期间,画院最兴盛。按照宋初以来的制度,凡以艺得官者,不准佩鱼,徽宗却许书画院有官职的人佩鱼。待诏是以艺得官的最高品级,朝会站班时,徽宗让画院待诏居首,书院次之,琴阮院、棋院、玉院等排在后面。画学生有过失只罚钱,犯了罪要禀明皇帝才能处分。其他局院的人员工资叫“食钱”,唯独画院、书院和其他官员一样,叫“俸直”。睿思殿里,每天有一位画院待诏值班,以备不时宣召,这种荣宠也是其他局院得不到的。徽宗政事荒疏,但对画院却很关怀,每十天,就令宦官送去两匣内府藏画,供画家观摹学习。他常去视察,若对画作稍不满意就令重画。他还会作出具体的品评和指导,如前述的“春时日中”的月季和“孔雀升高,必先举左”的纠正。

  在国子监里设画学,这是宋徽宗的发明。公元1104年,画学附于书学,称书画学,未久又析出独立。公元1110年,又并入画院。画学是个美术教育机构,要为画院提供人才,其内分佛道、人物、山水、鸟兽、花竹、屋木六科。画学生除习画外,又学《说文》《尔雅》《方言》《释名》等,以提高文化素养,增加对画题的理解。画学有考试制度,考试由博士主持,米芾就曾担任书画学博士。考试科目主要是画,但题目常是富有意蕴的诗句,如“野水无人渡,孤舟尽日横”“乱山藏古寺”等。前一个题目,众人画的多系空舟泊于岸侧,舟上栖鸦停鹭,但榜首不同,画一舟子卧在舟尾,闲散地横一孤笛,更显寂寞清冷;后一个题目,大家画得差不多,于山林掩映中露出建筑端角,甚至殿堂,第一名则满纸荒山,上方仅现出佛寺的标记幡竿,藏得更加彻底。可知画学教育很重视构思的巧妙,意境的深长,至于写实和工细,那是不用说的。徽宗本人也出题目,他曾以“万年枝上太平雀”为题,考得诸学生莫名其妙。问过宦官才知道,万年枝是冬青木,太平雀是吉祥鸟迦陵频伽。自然,近于猜谜的题目不会高明,但要画得出必须先有学问,而画学里教授、考核《说文》等的用意倒由此可知了。

  宋代画院至徽宗而极盛,网罗的著名画家最多。但好景不长,公元1127年,北宋亡于金,内府珍藏的书画、古物、珍玩归了大金,连皇帝也被劫走,画院当然也要解散。但赵构渡江,建立南宋,当上了皇帝。此人颇有其父之风,也好风雅。他在临安(今浙江杭州)恢复画院,招引画家,使之颇具规模。至于宋代画院的大结局,还要等到公元1275年,那年,元相伯颜率大军攻下了南宋的首都临安。

  两宋画院人才济济,如高文进、黄居寀、王齐翰、易元吉、燕文贵、郭熙、崔白、王希孟、李唐、苏汉臣、朱锐、萧照、刘松年、李嵩、马远、马麟、夏圭、陈居中、梁楷等,都是美术史上赫赫有名的大人物。在历代宫廷画院中,若论延续时间之长、人才之多、成就之高、影响之大,还没有哪个能与两宋比肩。

  画院画家的创作总要殚精竭智以符合当代君王的趣味,画风大都偏于工细富丽,讲究写实,甚至专于形式;笔墨放逸者,不免斥去,故常为文人画家讥为工匠习气。最工细富丽的往往是界画,它尤其讲究笔法精微、格范谨严、赋彩浓艳。不少画院人物都是界画的能手,他们往往代表着当代界画的最高水平,这在古代是有普遍性的。

  说到工细富丽,在北宋格外突出,著名者如黄家富贵的作风曾长期垄断花鸟画坛,由徽宗签题的作品也每每散发着黄氏的气息。入南宋后,情况有了变化,成就较高的画家时时突破格范,如马远、夏圭的院体山水画尽管细腻秀丽依然,但注重构图的简约、形象的洗练,令人耳目一新。而梁楷草草挥洒、精妙之极的减笔人物画则是罕见的特例。梁楷其人嗜酒乐禅、豪放不羁,竟敢把宁宗皇帝所赐金带挂在院子里,号曰“梁风(疯)子”。这样的画风、个性能见容于宫廷画院,皇帝也真有雅量。当然,梁楷的绘画并不仅有减笔写意,也有线描劲利流畅、刻画细致入微的作品,如今还有传世。

  (本文摘自《烟霞丘壑:中国古代画家和他们的世界》,尚刚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6月第一版,定价:65.00元)

  (本版文字由燕婵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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