漆永祥:怀念陈新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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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宋诗》项目组成员合影,后排左起依次为孙钦善、傅璇琮、陈新、倪其心、许逸民五位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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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新先生审稿意见

  我从得知陈新先生病危到先生鹤归,再匆匆赶往东郊殡仪馆沉痛告别先生,前后仅四天的时间。陈先生身体状况不太好,2018年4月28日以92岁遐龄仙逝,按理我们是可以平静接受的。但以先生清晰的思维能力与高效的工作状态,我的感觉是他至少还可以延寿三五年甚至坐享百龄,谁知先生走得太突然,突然得让我一时有点发懵,有点转不过弯儿,更是有点不大甘心……

  一

  我认识陈新先生很晚,是1993年考入北大中文系,在业师孙教授钦善先生门下求学以后的事。当时《全宋诗》的编纂已经有六、七年了,用孙先生的话来说到了“最艰难的爬坡阶段”,先生命我也参与进来,主要做宋末元初诗人诗作的整理。我很愿意,也很忐忑。因为我硕士论文尽管写的是《试论乾嘉时期的校勘学》,但并没有真刀实枪地做过校勘工作;同时又是学历史出身,文学、训诂皆非所长,怕自己做不来。就这样胆颤心惊地领了一摞档案,毫无头绪地开始了宋诗的整理工作。

  当时的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在老化学楼西侧配楼一层北头(最初在老第四教学楼四层),原是化学系一间120平方米实验室,被改造成若干小间。入门右手一间,支张桌子让陈先生在里头看稿,挨着门口的位置是倪其心先生的,他不来的时候,负责办公室事务的崔庚昌先生常坐在那里;再往前右手为复印室,武国华老师随时在为大家复印材料;再往前有两间档案资料室;最西头一间也有数张桌子,孙先生常坐在靠外的桌前审稿;进门偏左是一大间的书库,与其相邻的一间大阅览室,拼了四张长桌,周围全被书架占满,主要是一套上海古籍出版社缩印的文渊阁《四库全书》《四部丛刊》《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以及其他一些与宋诗相关的书籍等,查找资料的师生都在那里翻书;还摆了一台老式胶片机,供大家查阅胶卷。傅璇琮先生、许逸民先生若来,就坐在阅览室大桌子旁审稿。宋诗档案都存放在书架上头,堆叠到顶。地上的水泥砖都是活动的,走起路来叮咚吱吱地响。那时的条件,在今天看来简陋到了极点,但在那里我却接受到了严苛的校勘训练与实践,真正提高了古籍整理的实际动手能力。

  《全宋诗》的五大主编傅璇琮先生、孙钦善先生、倪其心先生、陈新先生和许逸民先生,就是在这样仄逼而简陋的办公条件下,看似散乱无序,实则有条不紊地带领项目组同仁,齐心协力地工作着。陈先生并不常来,他家在东四十条,一东一西,来北大要穿城而过,极不方便。先生审的稿子一般都是我们送去,审完后再取回。当需要查阅大量书籍或向先生当面请教的时候,孙先生就把陈先生请来,住十天半月的,白天在所里审稿,晚上住在勺园。陈先生非常节省,他不愿住勺园宾馆的标准间,而是每次来就在3号楼包一间留学生宿舍,权且休憇而已。有时孙先生陪陈先生在学四(今燕南美食)吃饭,偶尔我也陪过两次。陈先生对吃喝没什么要求,读书审稿外,似乎在他心中没有其他的世界。

  陈先生戴一副高度近视镜,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古板威严,极其严肃。但他是个红脸汉,抬头冲你一笑的时候,眯着眼睛,脸上泛红,又纯真得像个幼童。先生有两个习惯:一是喜欢用圆珠笔,一是烟不离手。他一手握笔,一手掐烟。有时手上拿个放大镜,趴在桌子上看稿;有时又摘下眼镜,脸几乎贴在稿纸上。这让我想到《清史稿》称戴敦元患近视,“观书与面相摩”,大概就是陈先生这样的场景了。有时倪其心先生来了,两个大烟枪就烟雾缭绕地烧一通,这时才能听到欢快的聊天声和爽朗的笑声。

  好像我整理的第一篇稿子,就演砸了!

  我现在忘记是哪位宋代作者了,似乎是赵万年。《全宋诗》整理有严格的规定,就是不随意变乱底本;即便不是用该书做底本,但在找不到其他版本的情况下,也利用其为工作本,这样做是为了尽量减少转抄的概率,因为凡有转抄,就会有增加新的错讹的可能性。我当时先把四库本的赵万年诗复印下来,剪贴到全宋诗组专用的八开大稿纸上,然后找其他的版本去校,因为四库本改字太多,所以校勘时改回的字也就很多,一张大稿纸改得面目全非。当时陈先生看到我的稿子后,可以说是非常生气,他指点着我的稿子,说了好一会儿。因为他耳朵重听,所以说话声音很大,但他的“尚书(常熟)话”我根本就没听懂,只有最后一句却听得真切扎耳:“这个是不行的!”

  我感觉被打了一记闷棍,因为一直以来我虽然上学的条件不好,但从中小学到大学,再到硕士阶段,我都是“好学生”,受尽了老师的表扬,第一次被当面说“这个是不行的”,让本来就有点信心不足的我吓呆了。我从抓听到的陈先生个别词语,再仔细看他改过的稿子,发现自己犯了两个大大的错误:

  错误之一是哪字需改,哪字不改,手颤心惧,不敢下断语,所以凡有异字异言,都标在稿纸上,其中大部分不必改或不必留;错误之二是凡改字用线条指引在边栏处,但由于改得多,划的线就像一张线圈图,重叠交叉,纠结缠绕,根本看不清哪条线指向哪个字。陈先生之所以生气,也主要指后者,他知道我是大大的外行,第一次做校勘肯定会犯错误,他不原谅的是我工作的态度!

  我把那份稿子其中的一页,一直珍藏着,作为对自己的警示,但几次搬家,到后来却找不到了,可是那个页面的交叉的线条和陈先生皱着眉说的话,我至今仍印象清晰。

  我拿回来后,根据陈先生的教诲,极其认真地重做了几遍,再将整理稿给先生看,先生耐心地看完后,又指出了其中几处有问题的地方,令我再查,然后指着稿子笑咪咪地说:“这个还行的”。得到他的肯定,让我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儿,但我对陈先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总是有点儿怕怕的感觉。

  二

  我经常跟学生聊天时说,有的前辈甚至所谓“大师”,我们固然很敬佩他们的学术成就,但通过努力我们完全可以达到甚至超过他们的高度;但有的前辈甚至同辈,读他们著述或与他们接触,你会感到脊背发凉,手心冒汗,感到一种透心的绝望与无力感,因为他们的成就如铜墙铁壁,万仞高峰,你穿不透,也达不到。陈新先生就是少有的给我这种感觉的一位前辈,在他面前我总能看到自己的愚昧与无知。所有与陈先生有接触的晚辈,都无不敬佩他的博学,我认为陈先生的功底与水平,绝不亚于王利器等更老的前辈。陈先生在成为《全宋诗》主编前,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已经是高名置顶,他由一个小学生水平的学徒,成长为一名学问深湛的学者型编辑。孙先生《缅怀傅璇琮先生》一文中专门提到陈先生参与《全宋诗》项目的机缘,是因为“傅先生还向古委会和研究所力荐陈新先生,此举意义甚大。陈先生是古籍出版界享有盛名的资深学者型编审,他学问之大,经验之富,工作之严,向为内行所称道,后来陈先生着实对《全宋诗》编纂贡献至伟”(中华书局编辑部《傅璇琮先生纪念集》,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11页)。

  《全宋诗》整理过程中,我在凡遇到版本不明需要决断的时候,多找孙钦善先生商量,以确定用哪个版本做底本;但遇到整理中的具体校勘与释词等问题,则请教陈新先生更多一些。陈先生的厉害之处在于,他不仅有着百科全书式的知识储备,而且有极其丰富的编辑工作经验,这两大优长使他在处理宋诗整理中的百般问题时,能够驾轻就熟,游刃有余。

  《全宋诗》五位主编,傅璇琮、许逸民两位先生的稿子,后来也多是送到家里,按期再取回来;倪其心先生因为身体与其他原因,后期很少参与工作。只有孙钦善先生与陈新先生两位,自始至终与年轻人一起盯在岗位上,而两位先生从相识到陈先生过世,相互尊重,配合默契,堪称此类大型项目主编合作成功的典范。

  两位先生的脾气秉性,迥然不同。陈先生率真耿直,说话直截了当,且毫不留情;孙先生则和熙温润,循循善诱,语气委婉。《全宋诗》整理初期,北宋部分的著名诗人,往往会委托国内研究该诗人的名家来整理,但未曾想到的是返回来的稿子,有太多的问题,有的甚至连基本的校勘都不懂,这些稿子在陈先生初审后,通常会退回去请整理者修改。陈先生一般都会写两三页稿纸,提几条修改意见,而且指错批评,毫不客气,有时会有“整理者完全不具备古籍整理的能力”这样的话。但整理者都是名气或大或小的学者,孙先生就将陈先生的意见,再加改拟,语气由批评改成商榷,由激切改成平缓,再由我们抄录一遍,寄给作者。陈先生的字,经常连笔写,既小又团,辨识困难,又不好意思问他,只好连蒙带猜。有时看着陈先生的原稿和孙先生改完的审稿意见,觉得很有趣儿。

  《全宋诗》整理过程中,凡遇到拾遗补漏如新添小家之类的,孙先生和陈先生在审稿的过程中,往往就顺手做了,因此他们既是主编又是整理者,如果你在《全宋诗》中看到整理者署名“闻贤”“虞行”的,那就是孙先生和陈先生的笔名,而遇到“北古”的整理者,就是倪其心先生的笔名。如宋代“郊庙朝会歌辞”就是陈先生整理的,那些歌辞的断句,难度实在是太大了。

  《全宋诗》出版后,陈先生就不再来北大,但每到逢年过节,我们都会去看望先生,每次孙先生都会一起去。近年来,孙先生的听力也有所减退,尤其是膝盖有问题,走路多了颇为受苦,我们就劝先生不必去,我们代他向陈先生拜年就行,但孙先生不听劝,每次都要亲自去,直到陈先生过世,孙先生也仍然坚持送陈先生最后一次。面对陈先生的遗容,我站在孙先生身后,感到莫名的感动与悲切!

  我整理宋诗的过程,就是不断崩溃的过程,被折磨得痛苦不堪。我手头的400多个大小家宋人诗作(整理组习惯地把成集的作家称“大家”,其他的称“小家”),有三点让我非常尴尬与狼狈:一是我整理的宋诗作者,基本上没有著名作家,很少有五卷以上的集子,让我几乎没有成就感;二是大部分的作者,无法准确地考知其生活年代,他们可怜到跟当时名家连一顿饭也没一起吃过,一趟山也没爬过,更有不少无名之人与无头之鬼;三是当时宋、元断限到底怎么处理,入元的作者究竟算宋人还是元人,没有定论,只好先整理起来,后来有不少稿件就作废了。

  因为我处理的多是小家零碎与辑佚所得,所以查阅资料与校勘就非常繁琐枯燥,一个仅有五字半句的作者,拎着档案袋一个星期也查不出个所以然,这需要整理者极大的耐心与细心,而我又恰恰是极无耐心并且粗心,所以就不得不一边怕怕一边硬着头皮向陈先生请教。

  《全宋诗》组在整理初期,请过陈先生以及专门名家讲过宋代职官制度,比如何为实职,何为加衔,是一门大大的学问,而我是搭末班车进来,这方面的知识少得可怜。别看一个小小的作者传记,却能将一个人的知识水平与撰文能力暴露无余。我的处理方式就是尽量多写,往往一个无名之辈作家的小传能写200字,唯恐漏略。陈先生在改稿时,又往往大笔一挥,删汰到几十字,甚至只留一两行字,他会仔细给我讲哪些职衔是可以不写的,哪些官绩是可以省略的,看看先生改过的稿子,你只能说了无废句,恰到好处。

  有次我整理一个无名氏诗作,是一名青年才俊夜半行船,忽闻岸上有妙龄女郎吟诗一首,我猜解不开,就向陈先生请示该女子怎么处理。先生看完后呵呵一乐,习惯性地用手掌擦着嘴角冲我笑道:“这是一首鬼诗!”我恍然大悟,难怪读的时候颇觉诡异,我不禁也红着脸跟着先生乐了。

  有一次我校勘一首诗,末联的最后两字,或作“芜蒌”,或作“蒌芜”。这是一个连绵词,“芜”“蒌”二字,都是平声虞韵,在本诗中无论是“芜蒌”还是“蒌芜”,都是合辙押韵的。我又核校了几个本子,作“蒌芜”的更多一些,根据从众原则,再加上底本也作“蒌芜”,我将定稿改成了“蒌芜”,又吃不准,就向陈先生请教。陈先生看了一眼说:“这个肯定是‘芜蒌’,是有典故的,不能改的。”我一查《辞源》,原来真是光武帝“芜蒌粥”的故事,先生真的是一部活词典呐!

  陈先生每次来所里,时间都很宝贵,我们也不轻易打扰他,他不怎么说话,静静地看稿,偶尔到大房间来翻书,冲我们一乐而已。每次大声问他需要帮忙找什么书,他也摆摆手表示自己找,他最常用的是《中国人名大词典》《辞源》和《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等工具书,所里的这几本书都被大家翻破了,屡次粘贴,又屡为翻烂。记得陈先生家里的一册缩印本《辞源》,也翻得都断线掉页了,王岚师姐还专门给陈先生买过一册。我开玩笑说这几部工具书,应该收藏起来,做为《全宋诗》组工作的写照与纪念,不过现在不知都到哪里去了。

  三

  《全宋诗》经过前后13年的辛勤努力,终于在1998年底72册全部出齐。此后,部分同仁继续以《〈全宋诗〉补正》项目的名义,从事补遗与修订工作,我因为力有不逮就退出项目组了。而陈先生也不再来学校,更多的是我们到先生府上去送稿请教。

  《全宋诗》出版后,一时之间,请陈先生审稿的出版单位与个人都慕名而往,接踵而至。先生的案头,经常是旧稿未去,新稿又积。此后的20年,陈先生可谓大放异彩,将自己的一生才学展露出来。

  陈先生几乎没有休息的时间,无论公私,他从来不和任何人谈审稿费的高低,甚至给了多少给了没有,他全然不晓。师母也经常说“不给钱,他也会给你们看的”。我整理的《〈汉学师承记〉笺释》《江藩集》与《东吴三惠诗文集》,都是经过先生帮我审过,才敢交付出版社。先生看得很细,有问题的地方,都写成

  小签条,用别针别在稿页上,或者直接写在原稿上。先生晚年戒了烟,耳朵重听更为严重,也很少出门。到了先生府上,他话仍然不多,简单寒暄两句,往你手中塞个桔子什么的,然后他把稿子拿过来,戳戳点点地谈问题,话更听不懂了,字也更看不清楚了。陈先生如果出了新书,就满世界地找出来,笑一笑递到你手里,也不说话,我自始至终都没有麻烦先生签过名,今日想来不禁泫然矣。

  陈先生的谦逊与不好名,世罕其俦。李更老师与先生合作整理《分门纂类唐宋时贤千家诗选校证》,书成之时,李更希望署名时将陈先生尊名置于她本人前,但陈先生坚持将李更排在前面,我们都非常敬佩。在整理宋诗的过程中,先生也经常鼓励我们,他常说:“古籍整理的最高目标是不误不漏,这只不过是理想境界。你们能做到十之六七改对了,我做到十之七八改对了,就很不错了。最怕古人本来不错,我们改错了,就糟糕了。”

  陈先生也非常注意倾听我们的想法,乐意接受年轻人的建议。《全宋诗》在整理北宋部分的时候,尚对宋末元初诗人诗作如何做断代的处理,没有清晰的思路,后来决定稍微放宽一些,以诗存人,凡入元的作家,只要在宋代有过诗作,就将其作品全部收录,这样按传统习惯当成元人的作家就被收了进来。比如习惯称为元代作家的方回,也就成了宋诗作者,但《全宋诗》北宋部分,在引方回《桐江集》《瀛奎律髓》诸书时,都已经标为“元方回《桐江集》”等,我发现这一问题后,就跟陈先生谈北宋已经出版,无法更改,是不是南宋部分在引用方回著述时就标为“宋方回”,否则岂不矛盾了。陈先生觉得有道理,后来南宋部分也确实改为“宋方回”了。我后来曾看到有人撰文批评《全宋诗》自乱其例,前后矛盾,其实这中间的纠结与反复,也只有整理者自己最清楚了。

  陈先生不是跟人自来熟并且话多的人,但偶尔跟他聊天,他也会讲一些自己的经历,先生是一位奇才,幼时家贫,只读过三年私塾,在常熟虞阳小学毕业。解放前在商店做学徒工以糊口,1950年参加三联书店上海分店工作,从先生《三联书店上海分店邮购工作琐忆》一文,可以看出先生那时的工作热情。1953年,先生调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先后在古典文学、现代文学与鲁迅著作编辑室任职。1979年,又调回古典文学编辑室,直到退休。陈先生善于学习,谦虚戒慎,心细如发,在长期的工作实践中积累了宝贵的编辑经验与古籍整理功夫,编审与整理了大量古籍与文学作品。

  陈先生曾和我聊到,他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也被打成“五一六分子”,蒙冤受屈,后来终于平反。他说曾经校对过毛泽东主席阅读的《大参考》,必须极其仔细,绝对不能错一个字,先生过硬的校稿功夫,就是这样练出来的。陈先生说他老早就感觉到主席的身体欠佳,因为给主席看的《大参考》,文字内容越来越少,越来越短,可能是考虑到内容量大了老人家眼睛和身体受不了。但运动的冲击与高度的紧张,也使陈先生落下了神经衰弱的毛病,并伴随终身。

  陈新先生前后编辑、点校、注释与整理过的书籍小说有《儒林外史》《水浒后传》《飞龙传》《花月痕》《何典》《洪秀全演义》

  《唐三藏西游释厄传》《海上花列传》等,研究与注释的书如《新论》《吴承恩年谱》《文镜秘府论》《杜牧传》《杜牧年谱》《论儒林外史》《文心雕龙注释》《杜甫诗选》《唐人绝句选》《清诗选》《梅尧臣诗选》《岑参边塞诗选》《欧阳修文选》《欧阳修选集》《宋金元文论选》《分门纂类唐宋时贤千家诗选校证》《全宋笔记》等,都是非常受读者欢迎的书籍。1990年,陈先生也曾获得第三届全国图书金钥匙奖优胜奖。退休以后,参与主编《全宋诗》,并为《〈全宋诗〉补正》《全宋笔记》《儒藏》(精华编)审校了大量的稿子,真正将一生心血贡献给了古典文学与文献作品的编辑与整理工作。

  陈先生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起,在编校稿子的同时,就不断地发表相关学术论文,如《谈谈古典文学作品的注释问题》《〈儒林外史〉考证二则》《〈儒林外史〉清代抄本初探》《融会贯通,深入浅出——评周振甫著〈文心雕龙注释〉》《还须手下留情》《古籍整理刍议》《再论〈西游记〉的版本源流》《〈绿野仙踪〉的作者版本及其他》《年谱应是科学、严谨的谱主史学资料》《关于〈水浒传〉的几个问题》《今存魏了翁〈鹤山集〉版本源流及其他》《请提高质量》《关于吴承恩《西游记》祖本问题——兼与吴圣昔先生商榷》等,都是结合自己编审或研究的古籍,来撰写论文。退休后做《全宋诗》主编期间,陈先生也发表了如《〈四库全书〉遴选底本失误例》《由宋人别集浅论〈四库全书〉》等系列论文,以及先生整理的诸多古籍的《前言》与序跋,都是先生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陈先生的论文篇幅都不长,但每切中要义,了无废话。先生对《四库全书》的评价与对整理古籍实践的高论,都对我影响至大。看看今日出版的整理本古籍,有一大半是在毁书,错讹满纸,不忍卒读,古人所讲的“灾梨祸枣”,今天更甚,遍插书架。由此,我们就更理解与感佩陈先生的真知灼见与预见性了。

  陈新先生在编辑岗位工作了大半辈子,退休后也仍是以审稿为主。我常常想,如果陈先生哪怕在他一生最后的二十年中,集中精力做些他感兴趣的研究工作,也必将取得绝大的成就。先生所注释、整理与校勘的古籍,多是在繁重的审稿之余,顺手做出来的。我们不仅应该向先生学习,还应该对先生的古文献整理思想与方法进行深入研究,继承并弘扬先生终始如一、兢兢业业的精神,才是对先生最好的纪念。

  陈先生的突然离世,让我们失去了一位可质疑问难的温厚长者。从今往后,再也无法请先生审核我们的书稿,再也不能在逢年过节时去向先生拜年。我自己在整理《全宋诗》以及后来的研究工作中,在遇到疑惑时心中总是既不安又淡定,因为身后有陈先生这样的大德高师,为我罩荫挡日,蔽风遮雨。在这个雨雪寒冻的世界里,随着先生们的老去与凋谢,执经问难,渐成往古;几案生冰,迷途徘徊。每思至此,都令我悲切不已。先生鹤归后,我曾撰过一副挽联,怛悼哀痛而挽先生曰:

  畯德贯三长,永惟惠泽校雠界;著书遍四部,何止留芳全宋诗。

  陈先生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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