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澳地区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1]

  港澳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并非是大陆或台湾学者研究的简单延续,实际上经历了一个外来学术传输、扶植,到本土学术萌动、彰显,再到活跃、新变这样一个学术演进历程。作为一个国际大都会,香港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更显现出中西文化兼容并蓄以及各自彰显等多种归趋,这也是多元化和个性化的香港学术特色形成的主要动因。回顾这一学术演进历程,探讨其特色的形成及其动因,不仅对港澳的学术发展有利,也更能使我们看清中国古典文学在其流播过程中,中西文化的交汇及相互影响和吸收,这对中国学术如何更好的走向世界,对中国古典文学的学科建设,对其研究思想和研究手段的学术创新都不无帮助。

  一、港、澳地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现代化进程

  港澳地区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其队伍基本上有三部分学人所组成:大陆学者(这又可分为1949年南下的以及1980年以后移居或来港澳讲学两部分);台湾学者(包括先逗留香港后去台湾以及先在台湾后居香港者)和港澳本地学者。

  其现代化进程则可分为四个时段:1927——1949年,为港澳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萌动期;1949——1969年,为港澳中国古典文学奠基期;1970——1989,为香港本土学术彰显期和定型期;1990年以后,为香港本土学术的活跃期和新变期。

  (一)萌芽期(1949年以前)

  香港和大陆一样,二十世纪初才有大学。香港大学于1927年开办中文班,延请光绪29年进士、翰林院庶吉士赖际熙主持,教席也是朱汝珍等前清士人。这批文人标举两广总督阮元创办的“学海堂”样式兴办“学海书楼”,讲论诗赋、骈文知识及其写作,还谈不上学术意义的文学研究。1931年,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之一许地山应聘为香港大学中文教授,第二年大学校方听从许氏建议成立中文系,分设文学、历史、哲学三组,文学组开设文学史和文学批评,由马鉴主讲,这是港澳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肇始。1940年以后,日本占领香港,香港大学停课。1945年日本投降后,达德学院于1946年在香港成立,重开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师资队伍一时人才济济。但三年后,香港英国政府以政治理由查封了该校。由于创校时间不长即遭封杀,因此没有留下学术成果。我们故称此段时间为港澳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萌动期。

  (二)奠基期(1949——1969年)

  1949年大陆解放前夕,大批知识分子误听宣传而纷纷南下,将香港作为居停之所,其中相当一批是享誉海内外的著名学者,如饶宗颐、牟宗山、罗香林、潘重规、徐复观、曾克端、吴天任、南宫博、左舜生、王韶生、梁宜生、罗忼烈等。后来成为港澳地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中坚力量。他们依托于香港的大专院校进行科研并亲授生徒,培养出一批当地学者;他们在港的讲学研讨、发表论著,又极大丰富活跃了香港学术空气,为香港学术的形成奠定了深厚的根基。这个阶段是港澳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奠基期,也是老一辈学人的学术收获期。此时,民办院校也相继创立,如钱穆创立的新亚书院及新亚研究所,教会主办的“崇基学院”,从广州南迁来的“珠海学院”,香港绅商主办的“联合学院”等,都有一定的学术实绩和影响力。

  至于澳门地区,虽有天主教区所立的圣约瑟师范学院以及一些私立的小型学院,但基于特殊的客观环境,除了师范学院因其实用功能得以生存外,民办学院陆续相继消失。直到二十年后私立的东亚大学开办,在这段时间内,澳门不存在高校学术研究所系,学术研究自然也付诸阙如。

  这个时段最早的一份学术刊物,是香港大学的《香港大学中文学会会刊》。这是份学生刊物,上面仅载学术资料,还谈不上学术论文。此后陆续有香港大学的《东方文化》,新亚学院的《新亚学报》和《新亚书院学术年刊》等学术刊物出版。此间还有两份学生刊物:香港大学中文学会的《东方》和崇基学院中国语文学会的《华国》,为香港的国学研究提供了首批阵地。之后,则各大学学报和社会上的文学杂志纷纷面世,如《联合书院学报》、《新亚书院中国文学系年刊》、《珠海学报》、《崇基学报》以及《文坛》、《人生》、《民主评论》、《文学世界》、《文艺世纪》、《祖国周刊》等,学术园地初步呈现繁茂景象。

  五十年代初,罗香林主持香港大学中文系。他辑录方苞《古文约选例言》、刘大櫆《论文偶纪》、姚鼐《古文辞类纂序目》等桐城派文论合编为《古文辞义法》,作为中文系文学理论课教材,这是香港学术界具有现代意义的中国文学理论研究的开端。在著述方面,钱穆在1962年出版的《中国文学讲演集》为香港出版的第一部学术专著。李直方《汉魏六朝诗论稿》,内中包括《文心雕龙随笔》三篇、《阮籍咏怀诗论》和《阮诗尽情陶诗尽性说》几种[2],虽未能自成体系,但辨析亦颇精当。香港的《文学世界》杂志社在这个时段还出版了两辑《唐诗研究专号》(1960年3月号及12月号),分别收录了黄天石《唐诗的特征》,饶宗颐《杜甫与唐诗》,劳思光《论孟浩然诗》,曾克峏《李商隐诗及其风节》,李素《唐代女诗人总评》以及李栩厂《论韩愈诗》等十九篇论文。

  此时发表的论文以饶宗颐的《文心雕龙与佛教》、《顾林亭诗论》,钱穆的《杂论唐代古文运动》、《读姚铉唐文粹》,牟宗三《阮籍之风格》,徐复观《韩偓诗与香奁集》,柳存仁《论近人研究中国小说之得失》,曾克峏《论同光体》,罗香林《唐诗与中韩文化交流的关系》、《唐诗的传播于韩国》以及方幼籣的《隋唐文学家地域分布》等为代表。钱氏在《杂论唐代古文运动》中,强调古文运动的复古意识源自唐诗人的复古主张,韩愈一再称颂陈子昂,表明古文气脉的相承。主张以研究诸子的方式,深入理解“韩学”;指出韩文重“理”,开出宋学。反映出作者通观全局的历史眼光和纵横开阖的宽广视野,显示出通儒的识见[3]。饶宗颐的《文心雕龙与佛教》强调佛学对刘勰文艺思想的影响,这与他后来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发表的《文心与阿比云心》可以说是一脉相承,一直强调佛教对《文心雕龙》的渗透。[4]徐复观《韩偓诗与<香奁集>考论》和曾克峏《论同光体》则是传统的文献考证法,显示了作者深厚的国学功力。[5]牟宗三《阮籍之风格》从“有奇特之性情”,“与礼法有严重之冲突”,“能啸、善弹琴,希慕原始之谐和”三个方面论析阮籍的性格特征,其方法是将“知人论世”的社会学研究与性格研究结合起来,在方法论上有示导作用。潘重规的《敦煌诗经卷子论文集》、《唐写本文心雕龙合校》皆发表于香港新亚研究所,从此开启了港台的也是自己终生的敦煌学研究。潘氏在六十年代初赴台,在华冈大学(后来中国文化大学)创办华冈学报,专研敦煌学,并培养了黄永武、邱镇京、郑阿才、朱凤玉等几代敦煌学人,成为台湾敦煌学研究的教父。柳存仁《论近人研究中国小说之得失》,是作者就他在英国博物院和皇家亚洲图书馆访书所见,纠正鲁迅、胡适、郑振铎、孙楷第四人小说研究上的错误。又用历史考据的研究方法,条注其见解和发现。罗香林《唐诗与中韩文化交流的关系》《唐诗的传播于韩国》属于学术交流史和接受史研究;方幼籣的〈隋唐文学家地域分布〉则是地域文学和跨学科研究的尝试,皆有开创意义和学术示范作用。

  (三)香港本土学术彰显、成型期(1970——1989)

  六十年代初,香港的高等教育体制产生新变:港府将一些办学成果卓著的民办院校并入公办体系并加大经费投入,如将新亚书院(连同新亚研究所)、崇基学院、联合书院合并为“香港中文大学”,大批学者及教学人员的经济待遇大额提升,基本上已摆脱五十年代困乏的局面;该校的文科毕业生也获得与香港大学毕业生同等地位,为吸纳优秀年青人进入人文学科领域提供了物质和心理上的保证,本土原生的学术队伍在这条件下得以成长。在此后的二十年间,随着钱穆、饶宗颐、牟宗山、罗香林、潘重规、徐复观这批大师逐渐从大学讲坛上淡出,香港大专院校自己培养的一批中国古典文学学者如邝健行、余英时、张士彬、何沛雄、马幼垣、黄维樑、黄兆杰、邓仕梁、陈耀南、陈永明、陈炜良、梁沛锦、刘楚华等,开始崭露头角并逐渐成为香港学术的中坚力量。这批港澳本土学者大多在上述大师的指导下,完成正统的学术训练,然后负笈远游,留学英美,接受西方文学思想和研究方法的正规系统训练,因而具备东西两方面学术背景,虽然在研究思想和研究方法上有所偏好,但中西合璧、融会贯通是其特色所在,随着这批学者陆续登上教席和成为港澳学术研究的中坚,香港学术的本土特色也开始彰显并走向定型。下面简要加以述论;

  首先,老一辈学人虽逐渐淡出,但典范犹在,仍在发挥其巨大影响力,饶宗颐、柳存仁、罗忼烈、徐复观、牟宗三、潘重规、何敬群等仍是其间学坛的中流砥柱。在此时段出版的《饶宗颐教授南游赠别论文集》(1970),是香港第一部学术专著。徐复观的《中国文学论集续编》(台北学生书局1981)是七十年代出版的《中国文学论集》续编,是作者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关于文学理论和古代作家作品论的论文结集,也可以视作作者关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一个学术总结。何敬群的《论姜白石词》则首开香港词学研究之风。文章探讨了白石词风格、声律,并就周济和王国维对白石词的品评,进一步探讨白石词的骚雅风格[6]。柳存仁现为澳大利亚皇家科学院院士,五、六十年代执教于香港大学,是位学问博大、识见高深的学界耆宿。在这个时段发表的《杜甫<题玄武禅师屋壁>诗》就杜甫一首仅四十字的五律,作出一万多字的考论,涉及“时间地理、佛教典故和思想方法”诸多方面。柳氏治学,小题大做、博古通今,于此可见一斑。[7]罗忼烈一生著述甚富,从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笔耕不掇,诗歌、戏剧、小说无不涉及。在这个时段出版的论文集《两小山斋论文集》(中华书局1982),其中《话李白》一文原载香港《抖擞》1975年8、9期,主要针对当时大陆上的评法批儒、扬杜抑李言论,指出李白无论在思想上还是艺术创作上都有许多不足:“文学主张满肚子厚古薄今,和‘不薄今人爱古人’的杜甫刚刚相反”;创作水平也很不稳定,高的太高,低的太低,参差得很,不能算为第一流的作品占了很大的比数,这在当时一边倒的政治空气中,可算是空谷足音。

  香港培养的本土学者邝健行、邓仕梁、黄兆汉、何文汇、杨钟基、陈万成、王晋光、黄坤尧、刘卫林、陈炳良等从七十年代起陆续走上教学岗位,开课授徒,著书立说,渐露头角,到了八十年代已大多形成自己的特色,香港学术的“多元化和个性化”本土特色从此开始彰显并逐渐定型。何文汇在此时段完成了《陈子昂感遇诗笺》(香港學津出版社1978.9)、《杂体诗释例》(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6)等专著。何在笺注中完全采用中国传统的考据学,全书包括“校”、“注”、“笺”三部份,并且此以笺注代议,纠正清人陈沆《诗比兴笺》对陈子昂上《大周受命颂》、《上大周受命颂表》的误解。邝健行是研究杜诗的专家,此时段著有《论杜甫前期的诗歌》(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7),开港澳杜诗研究尤其是分期研究之先河。邓仕梁对六朝隋唐文学尤其是谢灵运诗歌有集中的研究,继1963年的《谢灵运诗论》(香港华国出版社)后,在这个时段有《钟嵘〈诗品〉谢灵运评语试释》、《论谢灵运〈述祖德〉诗二首》等五篇论文,以及唐宋文学论文集《唐宋诗风——诗歌的传统和新变》(台湾·台湾书店1988)等。其中论《述祖德》一文,以鲜为人注意的这两首诗来探讨魏晋人对文学和儒学的态度,并借以观察晋宋诗体流变之轨迹和谢灵运山水诗的重要背景,可以说是言近而旨远。黄兆汉的研究以词曲为主,八十年代以后开始探讨全真教与文学的关系,与台湾中央研究院文哲所的李丰楙同为我国海外研究道教与文学关系的翘楚。黄在这个时段陆续发表有《全真教祖王重阳的词》(东方文化1981),《丘处机磻溪词》(香港大学中文系集刊1985),《全真七子词述评》(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1988)等。其中“王重阳”一文就这位全真教祖师的词内容和格式进行了探讨,指出其词富于音乐性与其传教、吸引听众有很大关系。杨钟基在《楚辞》之外着力于陶渊明和苏东坡诗歌研究;陈万成则注重探讨道教和音乐的关系;王晋光致力于研究王安石;黄坤尧注重诗词声韵之说,皆各有师承,各有专擅。

  这个时段诗文方面研究的专著还有周诚真《李贺论》(香港文艺书屋19711),苏文擢《韩文四论》(香港自印本1978.1),庄申《王维研究》(香港万有图书公司1971),梁锡华《己见集》(香港中国学社1989),余光中的论文集《分水岭上》(台北·纯文学出版社1981),香港浸会学院中文系《唐代文学研讨会论文集》(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7)等。周诚真《李贺论》是香港首部中国古典作家专论,全书分为“李贺的长吉体”,“李贺诗里的女性”,“李贺诗里的现实世界”,“李贺与传统”四章。周氏在书中还特别批评了钱钟书《谈艺录》对李贺诗意的误解。余光中论文集中的《连环妙计——略论中国古典诗的时空结构》一文完全采用西方结构主义的分析方法,作者以李商隐的《夜雨寄北》一诗为例,探讨在这首“短短的七绝中,如此繁富多变的时空结构”,而且在“时空结构之上,还附丽了一重意象结构”。

  这个时段香港的中国古典文论研究也显得特别活跃,执教于香港中文大学的陈耀南、黄兆杰、黄维梁等均专攻中国古代文论。陈氏代表之作是《文镜与文心》(1987)和《文心雕龙论集》(1989)两部论文集,涉及文学批评的原理、儒、释、道三家对传统文论的支撑和渗透作用。特别是对《文赋》和《文心雕龙》“原道”、“风骨”诸篇的探讨和比较,思维缜密、推陈出新,很见作者传统学术的功力。黄维梁在美国以中国古典文论研究取得博士学位。其论文以中国诗话、词话的印象式批评为研究对象。他不趋附西方和一些中国学者对中国传统文论的批评,认为中国文论的精深处远超越西方文论,尤其是《文心雕龙》更可视为全人类的拱璧。黄兆杰氏在港以治《文选》取得硕士学位,后赴英取得博士学位,着力于清代文论研究,发表有《王夫之诗论中的“情”、“景”问题》(1979),《叶燮<汪文摘谬>评议》(1987),并翻译英国学者关于中国汉魏六朝文论的论文集《中国古代文学批评》(1983)。除上述几家外,还有叶龙的《桐城派文学史》(1975),王晋江《文镜秘府探源》(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80)等。《桐城派文学史》是香港第一部文学史专著。它全面整理了桐城派的诗文理论,可以说是一部集大成之作。石垒在《文心雕龙》研究上则独树一帜。他从七十年代开始陆续发表《文心雕龙原道与佛道义疏证》(1971),《文心雕龙与佛儒义理论集》(1977),步饶宗颐后尘,继续探索佛学对《文心雕龙》的渗透和影响。在这时段从事文论研究的还有罗思美、黎活仁等。文论方面的博士学位论文也在这个时段出现,最早的是香港大学陈炜良的《王士祯于清代文学之地位及其诗论探讨》(1971)和江润勋的《朱彝尊及其词学》(1971),至1989年香港中文大学郑滋斌的《虞山诗派中之义山诗学研究》,在这个时段共产生了八篇古典文论方面的博士论文。

  七、八十年代也是港澳中国古典小说研究的高峰期,七十年代约产生250多篇这类论文,八十年代也有150多篇,而其中的《红楼梦》研究约占一半。七十年代中叶,还发生过潘重规及其弟子与徐复观、李辰冬等人关于《红楼梦》是政治索隐还是家族盛衰小说之争,以及接着而起的赵冈与余英时关于《红楼梦》的两个世界是以虚构为主还是真实为主之争。这场争论已不仅是对某部古典作品的评价,而是一场东西方文学思想的碰撞和研究方法变革。关于这个事件的经过和影响,将放在后面“特色”部分加以述论。除《红楼梦》外,《水浒》研究也较为活跃,其代表人物是孙敬述。从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他发表了十多篇关于古典小说的研究文章,除了讨论宋人话本和《金瓶梅》外,绝大部分都是研究《水浒传》。1981年,他出版了这方面的研究专著《水浒传的来历、心态和艺术》(台湾时报文化公司),三年后,又对该书作了修改和补充,改名《水浒传的来历和艺术》由香港明报出版社出版。书中的第三章谈《水浒传》的表现艺术,有许多独特的视角。例如他认为“这书不但以男人为主,所谓大男子主义,而且对女性异常苛酷。像《水浒》这样敌视女人,的确很罕见”。作者认为“《水浒传》对女性的敌对表现,出自一个基本观念,“认为色欲是坏事”。那末,水浒人物又为什么要憎恨色欲呢?作者的解释是:“那些在有敌意的危险环境里活动的人,诸如盗匪、参加叛乱或革命的人。这些人都渴望生存,自觉生命受到威胁”,因而怕女人成为拖累,或战友被对方用女人所收买。至于《水浒》中“好汉结为兄弟现象”,他也认为“同样表露出求生之欲和安全感的需要”。另外,作者对书中渲染的“大碗酒、大块肉”、“大把大把银子”都持否定态度,都有独特的视觉[8]。研究水浒的另一位学者是马幼垣,在这个时段发表了三篇研究水浒的文章,其中《排坐次以后<水浒传>的情节和人物安排》是就其获得的珍本谈排坐次以后的情节和人物安排,并涉及《水浒》演绎过程中的版本繁简问题。这个时段小说方面论文还有柳存仁的《全真教与小说<西游记>》(明报月刊1985·5—9),潘铭焱《从比较角度看唐代小说特色》(香港浸会学院中文系《唐代文学研讨会论文集》)等。

  戏曲研究方面,六、七十年代是香港戏曲研究的鼎盛期,在这期间发表的关于戏曲研究方面的论文达120多篇,其中多为明清传奇研究(约50多篇)。这当中又以讨论《牡丹亭》和《桃花扇》居多,其次为《长生殿》。戏剧方面的早年研究者有罗锦堂、罗忼烈等人,后继者则有牟润孙、梁沛锦、黄兆汉等。梁沛锦在这个时段出版了三部关于粤剧剧目的编著:《粤剧剧目初编》(学津出版社1978),《粤剧剧目通论》(龙门出版社1982),《粤剧剧目通捡》(香港三联出版社1985)。黄兆汉在这个时段发表有《粤剧关汉卿研究》(东方文化1970)。

  (四)香港本土学术的活跃期和新变期(1990年后)

  1990年到21世纪初,港、澳社会起了很大的变化,尤其香港和澳门回归前后,港澳与内地的关系日趋紧密,在经济活动方面尤为显著。在意识型态或文化行为上,随着大陆和港澳大学互派学者的增多以及互招对方学生的教育方案实施,大陆的学术成果和治学方式渐渐有取代台湾的趋势。七、八十年代开始显露和成型的多元化和个性化的本土学术特色,在九十年代后进一步彰显并产生新变,即更多地倾向于“中国特色”,这在九十年代第三代的学者邓国光、施议对、黄坤尧、刘卫林、陈万成、贾晋华的研究中充份显示出来。例如在词与音乐以及李清照《词论》方面研究成果卓著的施议对,就是北京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博士,师从吴世昌从事词乐研究,其硕士论文是《词与音乐之关系》(1981),博士论文仍是《词与音乐关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施后来移居澳门执教澳门大学,仍继续从事这方面的研究。九十年代陆续在香港《大公报》上发表《词体的特殊性与局限性》等六篇“百年词论”,并有《派别词体结构论简说》(缅因州国际词学会议论文·1990)等会议论文。贾晋华也是从厦门大学移居香港,执教于城市大学,曾师从周祖譔先生,从事唐代文学研究。硕士论文是《皎然论大历江南诗人辨析》,博士论文是《<汉上题襟集>与襄阳诗人群研究》(2000),著有《唐代集会总集与诗人群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等,在文学文献学的基础上对唐代诗歌流变的研究有较为突出的业绩;刘卫林是香港本土学者,但与大陆学者过从甚密,九十年代以来,几乎每年都要到大陆参加一两次古代文学研究方面的学术会议,其佛学与文学关系研究也深受大陆影响。

  另一方面,澳门地区自八十年代成立私立的东亚大学,饶宗颐和罗忼烈两位学坛领导人物主持中文系本科和研究生课程的学术研究,为澳门创建高水平的中国古代文学教研的学术空间。九十年代初,澳门政府在东亚大学的基础上成立公办的澳门大学,于是,在大中华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领域,增添了学术生存的空间。自九十年代以来,澳门高校的学者在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上开始发挥影响力,其代表人物是澳门大学的邓国光、施议对等。

  九十年代也是港、澳学术成果最丰硕的时期,仅以唐代文学研究而论,就出版了近十本专著:邓国光《韩愈文统探微》(1992)、梁锡华《李商隐哀传》(1993)、邝健行《诗赋与律调》(1994)、《科举考试文体论稿》(1999)、饶宗颐《敦煌曲续论》(1996)、刘燕萍《爱情与梦幻——唐朝传奇中的悲剧意识》(1996)、邓仕梁《唐宋诗风——诗歌的传统与新变》(1998)、何文汇“ChenTzu-ang——InnovatorinTangPoetry”(1998)、陈耀南《唐宋八大家》(1999)等,唐代文学的关键领域基本上都有涉及,大部份均属原创及具前缘性质的论述,显示了成熟而精密的特色。如刘燕萍《爱情与梦幻——唐朝传奇中的悲剧意识》(香港商务印书馆1996)用亚理士多德的“悲剧理论”和二十世纪初欧洲“悲剧的元素”来解释《步飞烟》、《霍小玉传》等唐人传奇,证明这些作品确实存在悲剧所蕴含的四大“元素”,即:羞愧或恐怖事件;经历痛苦;获得知识和清涤作用。在此基础上剖析传奇人物命运并置于唐代社会的婚姻背景中,突出特殊的个体和巨大制度的碰撞。邓仕梁《唐宋诗风——诗歌的传统与新变》(1998)是作者的一部论文集,在传统与创新关系研究上很有些独特视角,如在《陶谢在唐代的地位试探》一文中,认为唐代对“前代的压力感受得愈少,愈有创新的勇气”;在《苏子作诗如见画》则突出“宋代诗人所承受前代的压力”,所以较少创新。

  与此同时,通俗性的唐代诗文注释或译介的专书,亦大量出现,这几乎与大陆同步。其中比较突出的有庄泽义《唐诗金榜》(1990)、施议对《唐诗》(1995)、黄鼎康《杜甫诗自修读本》(1996)及《李白诗自修读本》(1999)、璧华《李白》(1996)及《李商隐》(1998)、周锡《杜甫》(1998)及《杜牧诗选》(1998)、邓中龙《李商隐诗译注》(2000)等。

  从单篇论文呈现的学术风貌,更显示出“中国特色”,这特别表现于文献学方面的重视和应用,如汪淑玲《〈全唐诗〉所存张志和诗九首校笺》(1990)、郑楚雄《流传崔颢〈黄鹤楼〉诗两字之误》(1991)、罗慷烈《八仙中的张果老——正史有传,唐人有诗》(1994)、黄坤尧《〈唐诗三百首〉律绝部份校误札记》(1996)、刘卫林《国立故宫博物院所藏宋刊本〈刘宾客文集〉版本考略》(1997)、陈万成《〈赋谱〉与唐赋的演变》(1999)(录入摘要)、贾晋华《〈汉上题襟集〉与襄阳诗人群研究》(2000),陈万成以《赋谱》考索中唐以后赋体的发展,亦是实事求是的文献研究工夫。

  九十年代以后的港澳古典文论研究,是港澳地区古代文学研究较为突出的一个领域,不但规模已具,而且多具原创性,又多出自新一代学人,邓国光即个中翘楚。邓于1990年在香港大学获博士学位,论文题为《挚虞及其文论研究》,这是学界第一部研究挚虞的专著。邓氏专擅《文心雕龙》研究,对文体论尤其是赋体有较为深入的研究。其研究方法主要是承续“以意逆志”传统研究方法,合以西方的文论和文学研究法,呈现一种融贯东西的倾向,为学上也用力甚勤,从1992年以来,每年皆有这方面的专论发表,这类论文已于1997年结集为《文原》,由澳门大学出版中心出版,这也是港澳文论方面的第一部古典文论方面的论文集。港澳研治文论的新一代学者还有陈国球、李锐清、郑滋斌、陈燕等。陈国球的专业方向是明代诗论研究,其硕士论文是《胡应麟诗论研究》(1983),博士论文是《明代复古诗论》(1988)在此时段发表有《诗的本质与理论——皎然诗论初探》(1997);李锐清的硕士论文是清初诗论,在日本完成的博士论文是《〈沧浪诗话〉的诗歌理论》;郑滋斌是香港中文大学1989年博士,其博士论文是《虞山诗派中义山诗学研究》,从李商隐的诗学理论来检讨明末清初诗论,可谓别具匠心。陈燕是香港大学1993年博士,其博士论文是《清末明初的文学思潮》在此时段,刘卫林仍在进行佛学与文学关系的探讨,发表有《中唐以境论诗之说与佛教思想关系》(1999)、《中唐诗学造境说与佛道思想》(2000)等论文。

  二、港、澳地区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学术特征

  港、澳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主要有以下三个特征:

  其一,呈现中西文化兼容并蓄及各自彰显等多种归趋,具有世界文化橱窗和中西文化交汇点的鲜明特色。英国在香港殖民百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又成为中国对外的窗口,如此的历史文化背景和“此路必经”的独特地理位置,使它在学术上成为中外文化的交汇点。既然是交汇点,交汇的过程中就既有在碰撞过程中各自彰显、保持自我,也有相互融合、兼收并蓄,从而使香港学术五彩纷呈、百花齐。,港澳学者邓国光将其特色概括为:“相对于大陆和台湾比较单一的研究思路和框架,表现出较多样化的研究方法,亦较少受特定的思想框架所范围,虽未至百花齐放,但可说随心所欲”。[9]从香港的一些学术论著来看也确实如所言,有的固守中国传统,有的则极力全盘西化,有的则兼收并蓄。各自坚守自己壁垒者可以黄维梁和周英雄为代表。两人皆是在香港中文大学任教,又皆留学美国并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周英雄膺服雅克森的语言结构理论,他港大英文系教学时,倡导采用西方结构主义理论来解析中国古典作品,其理论对台湾结构主义学派的巨大影响,我在《五十年来台湾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历程》(《文学遗产》2001· 2)一文中已加述论。他在香港任教时所发表的《赋比兴的语言结构—兼论早期乐府以鸟起兴之象征意义》,采用雅克森的“语言两轴观”理论,来分析乐府诗中鸟类的比兴意涵,也成为台湾“结构主义”学派的开山之作类似周英雄的还有陈炳良。陈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毕业于香港大学,然后赴美。陈炳良在留美期间深受“新批评”派影响,后常用西方批评方法来研究中国古典文学。他的《从<枫桥夜泊>说起》就是采用“结构主义”和“接受美学”等西方文学批评方式,分析该诗的音节和结构方式,注意不同时代的不同读者对该诗的不同理解。黄维梁则是坚守另一壁垒的代表。黄虽在美国求学并取得博士学位,但他对中国诗话、词话的印象式批评的看法却和某些西方学者大相径庭。他认为中国文论的精深处远超越西方文论,尤其是《文心雕龙》更可视为全人类的拱璧。他肯定历代诗评家从欣赏出发摘出妙句,并从中体味诗理、诗趣。至于评与不评,反而不太重要。类似黄维梁的还有黄继持、黄兆杰等多为学者。黄兆杰氏在港以治《文选》取得硕士学位,后赴英取得博士学位,着力于清代文论研究,走的亦是传统的“知人论世”历史研究法路数。黄继持在学生时代以协助饶宗颐编辑《文心雕龙专号》,并有两篇论文发表于其中(《文心雕龙与儒家思想》和《刘勰的灭惑论》),所以在治学思想上深受国学大师的熏陶,黄的论文《文与道,情与性——理学家之文艺思想试论》(崇基学报7卷2期),《泰州学派对文学思想之影响》(东方文化13卷1期),皆十分重视历史研究法。黄维梁、黄兆杰等均接受西方正统的学术训练,走的却是中国传统治学路子,这看似矛盾,实际上正反映了中西学术的交融和汇通。因为欧美有一批汉学家是出于对中华文化的仰慕方来研究汉学,有的本身就是华裔,在其成长的过程中,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所以在他们的学术思想和方法论中,西洋学术固然起着主导作用,但植根于思想深处的还是中国学术传统在或隐或显起着某种作用,这是西方一部分学者的治学特色之一。黄维梁、黄继持、黄兆杰作为他们的弟子和传人,也就成了一部分港台学者的治学特色。实际上,在港澳学术中,老一代学人坚持国学传统,自不待言;老一代弟子中仍坚持国学传统的香港本土学者亦大有人在,如苏文擢、陈耀南、何文汇、潘铭燊、孙国栋、陈学霖等皆持此路数。苏文擢《韩愈对佛教徒之接触与态度》(1973)考述韩愈和释子的交往,表明韩愈在日常生活的层面是开放而非排他的。《谈许浑诗在诗史中的地位》(香港·中国语文研究集刊2期,1984)源源本本考论许浑诗的流传、版本、历代评价、优劣所在,为许浑作一全面而深入的描述。潘铭燊《从比较角度看唐代小说的特色》(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7)亦以详实资料考索唐、宋、明小说流变过程,以此探求唐代小说的真像,用事实区隔于时下的陈腔滥调。孙国栋《从〈梦游录〉看唐代文人迁官的最优途径》(1972),于传奇之中寻求唐代制度史的研究资源,这种以传奇治史和台湾严耕望以史地治诗均相映成趣。这类考实为主的研究方向并没有在故纸堆中掩埋生趣,像陈耀南的《韩文与国学》(明报月刊16卷4期。1981),在唐代文学研究中加入自己的思考和人文因素,反映了治学的终极关怀,行文之中有种强烈的时代忧患感,使人读后能掩卷深思。
  香港出版的第一部学术专著——钱穆的《中国文学讲演集》则体现了中西合璧的特色。这部论文集收集了钱穆在新亚书院的十六篇讲演稿,其研究方法从文献考据的训诂学到知人论世的历史研究法到西方的文学本体论应有尽有。其中的《中国文化与文艺天地——论评施耐庵的<水浒传>及金圣叹批注》对中国学术传统研究方法就既有肯定又有批判。在这篇论文中,作者一方面指出中国传统的文论方式——“评点法”的优长和价值所在,并以自己的学文经历加以证实;另一方面又指出“评点只能当作学文的入门,不能算是学文的归宿”,还必须历史的探寻和哲学的思辨。

  二、国外研究思想和研究方法在引向香港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过程中,往往伴随着激烈的争论。这种争论往往产生在香港社会的转型期,与经济的发展、教育投入的加大紧密相连。七十年代中叶发生的《红楼梦》研究方法之争就是一个典型的个案。七十年代初,香港经济开始“起飞”,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教育投入在经济基础上开始加大,吸引一批六十年代毕业的本土学者在负笈远游、沐浴欧风美雨后又回到本土执教杏坛。这批学者在七十年代起渐露头角,八十年代已大多形成自己的特色,香港学术的“多元化和个性化”本土特色已开始彰显并逐渐定型。就在此经济、教育、研究队伍快速发展、社会思潮急剧变化之际,发生了一场的关于《红楼梦》的大争论。这场争论虽发生在七十年代的香港,其性质却是世界性和历史性的:参加的则是港、台、欧美背景各不相同的各方面学者,争论的核心则是如何看待中国传统学术思想以及中西文化的碰撞,其经过大致如下:六十年代中期,潘重规主持香港新亚学院,他主张将《红楼梦》解读成一部政治历史小说,新亚学院也就此成为当时红学索隐派的重镇。这种政治比附的索隐式研究招致徐复观、李辰冬、赵冈等人的批评。徐复观化名“王世禄”发表《由潘重规先生“红楼梦的发端”略论学问的研究态度》一文,[10]批评索隐派研究“是停留在猜谜阶段”后,立即招来新亚学院“红楼梦研究小组”汪立颖的反批评。徐复观遂以真名发表《敬答中文大学“红楼梦研究小组”汪立颖女士》,重申《红楼梦》是一部以作者自身经历为主的反映家族盛衰的小说,而不是对应清初宫廷斗争或宣扬反清排满的历史小说。此后,“红楼梦研究小组”的另一位成员蒋在凤又发表《吾师与真理》对此学说再次重申。[11]在这当中,欧美一些华裔学者如威斯康星大学的赵冈、余英时,巴黎大学的李辰冬等也加入其中,争论的焦点也由政治索隐和自身经历之争转向是以写自身经历为主谈家族盛衰,还是以虚构为主、谈人生悲剧,遂形成一场争论者地域和作品内涵都向外拓展的世界性论争。余英时于1974年发表《红楼梦的两个世界》,认为《红楼梦》中存在着“乌托邦的世界和现实世界这两个鲜明对比的世界”,而“主要是描写一个理想世界的兴起、发展及其最后的幻灭”,因此它不应被看成是曹雪芹的身世自传,而是一部虚构为主的描写理想世界的小说。批判的矛头指向当时在学界流行的自传说,认为“半个世纪以来的‘红学’实际上是‘曹学’,是研究曹雪芹和他家世的学问”。[12]此文一出,赵冈便著文《假作真时真亦假——红楼梦的两个世界》为自己学说辩护,认为如果不研究曹雪芹的身世背景,就不会了解曹的创作动机和创作主题[13]。余又接招,从1977年2月至5月接连四期在《明报月刊》上发表文章进行回击。[14]余英时提倡的不仅是中西研究思想的结合,更意在用西方文艺观(例如“结构主义”)来改造中国传统的研究方式(例如“历史考证”)。在这场争论中,李辰冬等人对《红楼梦》研究走得更远,即从西方文艺观的“新典范”出发,由人物思想探讨引向艺术结构分析,他在巴黎大学的博士论文《红楼梦研究》既用历史考证法来研究曹雪芹所处时代的政治、法律、婚姻,更用西方的比较文学来探讨人物形象,意在讲究知人论世的中国传统学术与西方当时方兴未艾的结构主义间搭起一座沟通的桥梁。我举这个个案意在证明:中西学术在香港交汇碰撞的结果,可能是互不膺服、各自申张,但更多的是互相融合吸收,促进多元化和个性化的香港学术特色的形成。这种特色的形成和彰显,不但有益于香港学术的进一步拓展深化,对港澳的学术繁荣起到极大的保护和推动作用,而且也是香港经济文化发达和提升的内在动力所在。

  三、港澳学者的学术研究多以兴趣为旨归,带有强烈的个性色彩。大陆和台湾学者的学术研究包括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受着多种因素制约,大陆学者有指标下达的“科研任务”而且“量化”,申请学术资助又受“课题指南”制约,发表时还要考虑刊物级别,发表后又要收集统计包括“点击”数之类的“反馈情况”,最后还有一个是否获奖的考察标准。台湾学者也差不多:职称升等,申请中华文化资金、蒋经国资金、“国科会”奖项等都必须有“前期成果”,这样有时就形成“遵命论文”,是必须完成之任务。而港澳学者没有这样的支持,但也没有这类压力和拖累,“研究属自生自发,而非任务之完成。自生自发则以学者兴趣为依归,研究具强烈的个性色彩”,[15]而且学术环境比较安定,学者内心比较平静,比较能心无旁骛潜心于研究。澳门学者邓国光认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之所以能在港澳地区取得较为突出的成就,与此关系极大:这类研究“必待细密的文献学工夫,不能空言发挥,由是安定的治学环境至为重要。港、澳的高校的环境比较安定,正适合这类专业性很强的教研工作。因此,学术的进程也是和客观的物质环境相关的”。[16]这种从有无兴趣出发来研究,也容易呈现一种散漫无序的自由化状态,也引起一些港澳学者的不满和批评:“相关机构未能有效组织学术力量,学者于是随心所欲,各自表述,以至基础的文献研究及专集的文献整理基本上不在视野范围,大型专题的研究项目更付阙如。在人才较为集中的香港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两所公营高校的中文系,甚至未举办过有关唐代文学的研讨会。这类人谋不臧的事实,白白虚浪了大量极具潜力的本土学术力量。缺乏组织、关怀、推动,繁荣的局面亦不可能维持下去”。[17]但如何扬长避短,使其学术生态更具合理性,更能激发研究者的钻研兴趣和进取心,这不仅是港澳学术界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也是大陆学术界更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注释】

[1]本文参用了邓国光《港澳的唐代文学研究概况》,见傅璇琮、罗联添主编、陈友冰执行副主编《唐代文学论著集成》第一卷,三秦出版社2004;邓国光《二十世纪香港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见《文原》澳门大学出版中心1997;邝健行、吴淑钿编选《香港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论文选粹》,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的研究成果。
[2]香港龙门书店1967年版。
[3]《新亚学报》3卷1期1957。
[4]民主评论5卷5期,1955。
[5]分别见《民主评论》15卷4、5期,1964年2、3月和《文学世界》23期,1959。
[6]珠海学报第六期,1973。
[7]明报月刊1981年8、9期。
[8]《水浒传的来历和艺术》第三章“水浒传的煽动艺术”,香港明报出版社1994年版。
[9]邓国光《港澳的唐代文学研究概况》,见傅璇琮、罗联添主编《唐代文学论著集成》第一卷,三秦出版社2004
[10]《明报月刊》1971年12月号。
[11]分别见《明报月刊》1972年2月号、4月号、5月号。
[12]见《香港中文大学学报》二卷1期。
[13]见《明报月刊》1976年6月号。
[14]眼前无路想回头——再论《红楼梦》的两个世界兼答赵冈先生》,见《明报月刊》1977年2、3、4、5月号。
[15]邓国光《港澳的唐代文学研究概况》,见傅璇琮、罗联添主编《唐代文学论著集成》第一卷。
[16]邓国光《港澳的唐代文学研究概况》,见傅璇琮、罗联添主编《唐代文学论著集成》第一卷。
[17]邓国光《港澳的唐代文学研究概况》,见傅璇琮、罗联添主编《唐代文学论著集成》第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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