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学以及五四讲座——《作为一种思想操练的五四》增订版序

  去年初春,北大开启“校友终身学习计划”,第一讲选择我的《五四运动与北京大学》,据说是斟酌再三,既考虑讲者,更顾及论题,希望能吸引尽可能多的校友,实现“开门红”。预定播出时间是2021年5月4日上午十点至十二点,可那个时间段我刚好有课,只好采取录播的方式。

  两个小时的讲座,主要面向全球的北大校友,没有边界,超越专业,不设答问。主办者是北大校友总会,除了要求政治上稳妥,别的没什么禁忌。我做过中山大学北京校友会会长,深知校友之间因年龄、学科、职业、地位等差异,立场及趣味真的是千差万别。涉及大的历史阐释与现实判断,更是矛盾重重,用年轻人的话说,“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既然没办法全面讨好,那就照直说——不考虑听众趣味,就用我平日讲课的姿态。

  讲座的主体部分,借用了我的两篇文章——《危机时刻的阅读、思考与表述》(2019)、《“少年意气”与“家国情怀”》(2010),后面则引申开去,谈论作为方法的“触摸历史”,以及作为功能的“思想操练”,顺带介绍我在北京出版社刊行的《作为一种思想操练的五四》(2018)。最后一张PPT,谈“为何不断地跟‘五四’对话”,用的是我书中的一段话:“其实,所有重大的历史事件,也都是在这种不断的对话中产生意义的。就像法国人不断跟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对话、跟1968年的‘五月风暴’对话,中国人也需要不断地跟‘五四’等‘关键时刻’对话。这个过程,可以训练思想,积聚力量,培养历史感,以更加开阔的视野,来面对日益纷纭复杂的世界。”

  讲座内容属于老话重提,只不过略加剪辑与发挥,说实话,我没太用力,也未有大的期待。因我在北大为研究生开设过两轮专题课“北京大学与新文化运动”(2015年秋、2018年秋),修课学生以中文系为主,兼及人文及社科各院系,反响还可以,但说不上热烈。学生的期末作业中规中矩,属于专业化操作,我推荐了好几篇在刊物发表。但有一点,无论听课还是讨论,学生们都过于平静,似乎读不出老师那些“压在纸背的心情”。

  真没想到,这回面向全球北大校友演讲,效果竟出奇地好。先是讲座播出的当天下午,北大校友会副秘书长发来短信:“汇总的总流量为242189。陈老师,这个数字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更重要的是,很多地方校友组织纷纷询问如何回看,因很多校友在旅游,无法静心看。对您和北大评价之高,让我们都很感动。”这还只是当天的统计数字,事后应该还有回看的。果然,一周后,校友会秘书长告知,此讲座的点击量超过36万,让他们大喜过望。

  而让我“大喜过望”的则是,讲座播出一个半小时后,我接到了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社长甘琦的电话,说她看了视频很激动,建议以此讲座为基础,制作一本小书。我半信半疑,漫而应之。作为声名远扬的出版家,甘琦早年毕业于北大历史系,对母校以及对五四特别有感情,这很正常。可出版不仅仅是文化事业,还必须有商业方面的考虑。我在港中大教过书,也与香港三联书店、中和出版社等多有合作,深知香港出版学术书籍之艰难。因此,发去她索要的讲座PPT以及若干篇我谈五四的文章,就此搁下,不再挂念。

  未曾想,十个月后,甘琦居然来信,说疫情期间多有耽搁,但这书还是要做的,已安排好责编林骁与我联系。看了林骁发来的以讲座为线索,穿插进好些我以前文章片段的制作方案,我不以为然,当即回了一封不太礼貌的信:

  看了发来的书稿,知道你花了不少心思,希望尽可能适应香港读者的趣味。可恕我直言,这个摘编而成的书稿,很可能上下都不着边际,说雅不雅,说俗不俗。另外,还有个现实问题,你想收录的那篇《五月四日那一天》,原是《触摸历史:五四人物与现代中国》的导言。三年前,香港中和出版社曾推出增订版的《触摸历史:五四人物与现代中国》,现仍在版权期。

  你跟甘琦商量,或者放弃此选题,因改造难度太大,且效果不见得好;或者以北大版的《作为一种思想操练的五四》为主干,删去对话与短文,增收这几年新写的文章。属于小型的专题文集(15万字左右),但不是普及读物。

  按常规,碰到我这样不识抬举的作者,十有八九,编辑会马上放弃的。没想到林骁不屈不挠,说这事可以商量,就照你的思路,改为刊行《作为一种思想操练的五四》增订版。

  难得碰到这么认真执着的编辑,落实社长的指示,非要把这书做出来且做好不可。于是,我们进入具体的协商编辑流程。来回切磋了好几次,终于敲定,所有文章重新编排,依内在逻辑而不是写作时间,分成环环相扣的五辑:“作为一种思想操练的五四”“多元并存的五四时代”“两代人的合力”“五四的阐释和传播史”“我的五四之路”。每辑文章前面,加一段从我文章中摘出来的“隽语”,既是警醒,也是路标,方便读者进入。经由这一番调整,全书宗旨及整体思路显得豁然开朗。

  顺便说一句,我原本建议删去四篇访谈,但林骁认为应该保留。因为答问涉及许多话题,脱口而出,有很多精彩的判断,“有些话说得比文章里还痛快,删了可惜”。可见我还是放不下“学问”与“文章”,而责编则更多从香港读者角度考虑,关注的是“话题”与“感怀”。

  事后想想,她的考虑是对的。即便增加了七篇新作,此书依旧如初版序言所言,并非立论谨严的史著,而是带有论战性质的评说:“有论文,有随笔,也有答问,只是在将‘五四’作为思想的磨刀石这一点上,取共同立场。”可我并不因此而自卑。在一个专业化时代,谈论五四这样兼及历史与现实的话题,我不仅需要撰写多次获奖且有英译本的《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也不惮超越专业视野,追求具有某种内在精神力量的论述。这也是我之所以偏爱眼前这册不怎么专业、近乎“有我之学”的小书的缘故。

  书中各文写于不同时期,事先没有统一规划,落笔难免有些重复,此乃明显的缺憾。但我想作为一个读书人,谈论五四这样充满思辨与激情的巨大话题,能有若干专业发现、三两篇好文章,或十句八句精彩的话被记忆下来,乃至传播开去,那就已经了不起了。

  《作为一种思想操练的五四》初版2018年4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这回的增订版,增加《危机时刻的阅读、思考与表述》《互相包孕的“五四”与“新文化”》《新文化运动中“偏师”的作用及价值》《直面核心文本》《为何不断与五四对话》《从“触摸历史”到“思想操练”》《我的“五四”百年》等七文。关键不在于字数增加了一半,而是全书结构及精神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这很大程度得益于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的立意、催促与支招,特此致谢。

  最后,还必须说说我与港中大的奇妙因缘。1991年春,我曾以访问学者身份在此研究三个月,那时来去匆匆,没有多少感觉。2008年1月起,我有幸成为第五任港中大“中国语言及文学讲座教授”,后因工作需要,改为北大与港中大双聘,一直到2015年1月全职回归北大。这期间,我为研究生讲授的专题课,除了港中大特有的重头戏“讲论会”,再就是每学期内容迥异的“现代文学专题研究”,包括《中国新文学大系》研究、都市与文学、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化、中国大学与中国文学、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史、鲁迅与胡适等。可以这么说,帮港中大中文系的研究生教育补上以五四为标志的现代中国文学、教育、思想、学术,是我小小的贡献。除了教学相长,与港中大教师及研究生也结下了深厚情谊,我还得以从容观察这所名校的制度与文化。撰写《中文系的使命与情怀——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北大、台大、港中大的“文学教育”》(《清华大学学报》2014年第4期)这样的专业论文,自然得益于港中大图书馆保存的档案;至于为中国学界呈献《大学小言——我眼中的北大与港中大》(香港:三联书店,2014年4月;北京:三联书店,2014年6月),以及《内地/香港互参:中国大学的独立与自信》(《探索与争鸣》2014年第9期)、《从“大侠”到“大学”——香港文化形象的嬗变》(2014年9月26日《南方周末》)等文,更是与我在港中大的教学经历密不可分。

  在港教书期间,我使用最多的生活设施,莫过于中大富尔敦楼的银行、超市与书店——此书店集中销售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物,我曾多次流连。如今,能厕身其中,我深感荣幸。

  2022年5月20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

  (作者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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