愿为狂生立功业 却因书印传百年——《崇本堂藏赵之谦翰札》带来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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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本堂藏赵之谦翰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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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本堂藏赵之谦翰札》内页 资料图片

  1918年旧历除夕这天,上海下了一场雪,厚有寸许。到了正月,雪后晴明,气象殊佳。这时寓居上海的王国维,见到了清代著名学者王念孙的后裔王丹铭,得知他尚留有清代诸多学者写给王念孙、王引之父子的信札。王国维随后致信罗振玉,希望他尽快印行这批信札,甚至表达了对商务印书馆张元济先要鉴定的不耐烦。

  果然就在这一年,罗振玉以《昭代经师手简》《昭代经师手简二编》为名,印行了这批信札。在序言中,罗振玉谈到对书信价值的认识,大旨为:古人信札吊丧问疾的内容为多,几乎没有探讨学术的内容。他自己喜好收藏前人手札,觉得像亲接几席聆听话语。可惜从明代以来,所见信札的内容多是为人关说或敷陈琐事,书迹虽然可珍但事迹鲜能传遗。但这次印行的信札,“其人皆儒林之彦,其事皆商量学术,言皆驯雅”,所以能“有裨来学”。

  罗振玉的这篇序言,恰巧为他自己的信札收藏作了一个注脚。罗振玉收藏有清代著名书画篆刻家赵之谦的信札39通,据题跋“皆问学往复之语”,可见罗振玉收藏这批信札,也同样是看重其“皆商量学术”的内容。

  赵之谦(1829-1884),字益甫,号撝叔、悲庵,会稽(今浙江绍兴)人。他是清代著名的艺术家,绘画是“海上画派”的先驱人物,书法为碑学的代表,篆刻则下启吴昌硕、齐白石诸家。他的艺术造诣和理论对后世都影响深远。时至今日,赵之谦以书画家的面目为人熟悉乐道,他的书迹信札自然珍贵。

  这装裱为三册的39通信札,是赵之谦写给同一师门的密友胡培系的,时间自其二十几岁到五十岁前后,几乎贯穿了赵之谦的一生。今年5月,这三册信札并配以赵之谦致赵瞳等信札18通,编为四册,由北京雅昌二玄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策划出版,名曰《崇本堂藏赵之谦翰札》,以古籍传统的蝴蝶装形式,精细印刷,纤毫毕现地展现出原作面貌。尤为可贵的是,编者经过细致考求,识校全部札文,附以另册,以利读者检阅。

  通览品读这些信札,可以发现赵之谦用于求索学术,谋求建立一番功业的心力,似乎远超他对艺术所用的心力。在第一册第二通信札中,赵之谦曾劝胡培系尽快将自己的书稿付梓,不要等待别人的帮助:“要待知己,极少,须一二百年。”或许也是一语成谶,此后一二百年间,赵之谦的书画篆刻作品得到了广泛认可,而他的学术主张,却少被提及。

  在历史上,中国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因为科举考试,都要研读儒家典籍——经,而探讨研究儒家经典,解释其字面意义、阐明其蕴含义理的学问,称为经学。经学是中国古代学术的主体,久而久之形成了不同的派别。在清代,官方将经学大体上分为赞成汉代儒者主张的“汉学”和推崇宋代理学的“宋学”两派。如再分,汉学中,又分作西汉今文学(主张孔子之后才有经)和东汉古文学(主张孔子之前已有经)两种。

  所谓“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之分,“汉学”和“宋学”之别,学者周予同曾言其异同,大意为:今文经学以孔子为政治家,视儒家典籍为治世之说,以此建立功业;古文经学以孔子为史学家,视儒家典籍为史料之书,以此考据名物;宋学以孔子为哲学家,视儒家典籍为载道之具,以此陶冶心性理气。在经学的历史上,这些不同主张的学术派别往往势如水火而相互攻讦,而一个知识分子的学术主张,往往和其功名仕途有很大的关系。

  在赵之谦的时代,当时朝廷权要同时也是文坛领袖的潘祖荫主张汉学,尤喜公羊学说(西汉今文学派推崇的学说)。潘祖荫担任国史馆总裁时,“文有宗公羊说者无不获携”。为了投潘祖荫所好,当时会试取中的进士,也有许多主张公羊学说的(详见《世载堂杂忆》)。潘祖荫是赵之谦一生最主要的提携者和资助人,可以想见,赵之谦与他应有相近的学术主张,比较偏向于今文经学。这在信札中是可以找到佐证的。

  在第一册第二通信中,赵之谦明确反对作为宋学“演绎派”的心学:

  数年来心学之说复起,愚者既奉为准的,死守成规;智者得以饰非拒谏,亦转相坿和,恐从此读书种子绝矣。

  当时,以曾国藩为代表的一些功勋名臣,在学术上提倡宋代理学,在文学上提倡桐城派的文风。对此赵之谦也是明确反对的,在信中有这样的言辞:

  台州人,虽勤学而见解多陋。此宋人讲学地,其毒深入人心,故盗贼几多而所作皆可笑。儒亦同之(第一册第五通)。

  近年又有勋臣倡立理学,改赤城书院为正学……如讲格物诸家皆非,独朱氏为精确之类,以为表率(第二册第三通)。

  桐城一派,所以鄙陋如斯者,坐不读书。且其师法全在“避实击虚”四字,则不能不为心学,否则处处隔碍,其所为心学,又不过借作门面,以为抵当众口地步,并不能深用功。此派盛行天下,遂多陋儒;陋儒多,天下遂多名士(第一册第二通)。

  当然,喜金石善篆刻的赵之谦在信中也曾考量了“蠡”“鞠”等字的本义,但却不能以此说明他偏重古文经学,因为他说自己“余学无所得,而徒求文字,羊质虎皮,不值一噱(第一册第二通)”。与那些考据文字,崇尚古籍文献的古文学派不同,赵之谦特别注重学问的实用。比如,当得知通信对象胡培系将为地理之学,他就特别提醒:

  顾亭林诸公,其于地理,实实须足迹所到,指画口讲,故可贵重。若足不出户,而日取古人图籍求剑索骥,亦何足用(第三册第五通)。

  在这通信中,他还举了明初守卫绍兴城和当时守卫绍兴城的不同地理形势,来表明因时而变的治学态度。

  当然,尽管赵之谦的学术思想倾向于今文经学,但他也并非是囿于门户,党同伐异的固陋之士。同样还是在这批信札中,可以看到他择善而从,兼收并蓄的态度,摈弃了门派之见。

  窃谓汉、宋二家,其原则一而流则殊。康成诸公何不尝明理道,周、程诸子何尝不多读书,流极既衰,乃有木雕泥塑之考据,子虚乌有之性命(第三册第三通)。

  未见《说文》部首,便骂宋人不识字,一肚皮八比本领,便推大作家,东西南北,所在多有。平心而论,向者姚鼐、方东树一流,其出不为无因,未必丧心病狂至此极也(第二册第八通)。

  此外从第一册第二通信中还可看出,赵之谦所反对的并非是宋代学者的主张,而是后来所谓的继承宋学者的流弊:

  总以笃信程朱四字为圣贤招牌,沿街叫卖。实不料宋儒造何冤孽,竟为若辈趋奉卖弄出多少丑态。

  在清代的乾嘉时期,学者江藩编纂《国朝汉学师承记》十卷,对当时所见的学者及其学术主张进行总结、表彰与评价。正是基于以上信札中所表露出来的学术思想,赵之谦试图编纂一本《国朝汉学师承续记》(目前存残稿本,藏中国国家图书馆),以期弘扬他所主张的学术正脉:

  幸有后死者,此记不可不续,续则求兄助我,并多助我。此事关系二千余年气脉,不可不急(第一册第二通)。

  因此,这批信札大量的内容,为搜求书籍、探问耆旧,以为编书做准备,耗费了赵之谦大量的精力。

  除此之外,赵之谦也在努力寻找机会,希望有机会主理地方政务,来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比如他曾入京考进士不第,但却并未马上离京,而是希望得到拣发任官的机会:

  现拟少留为拣发计,闻人言,此事全恃钻营,又际其难。姑以气数冀之,倘值兵荒省分(份),则人弃我取,亦无不可(第二册第七通)。

  赵之谦欲任县令,胡培系担心他会像乾隆年间的武亿——嗜好金石学术,任县令时将儒家经术用于现实治理,却因触怒权贵而革职。对此,赵之谦回应说:

  前兄谓弟作县令,又是一武虚谷(武亿字虚谷——作者注),弟不谓然,以近年颇能受委曲(第三册第十三通)。

  即使狂傲如赵之谦,如果能有主政一县的机会,他也愿意受“委曲”。关于赵之谦的狂傲不恭,《清稗类钞》中曾有记载,可窥一斑:他某年客居黄岩县署,见当地书院试卷文中,有一人将繁体的“奮”字下面的田写作臼,屡戒不改,便在卷端写了一首诗讽刺:“奮到黄岩亦怪哉,将田换个臼拿回。岂从佃父收租后,或是工人舂米来。送舅须防男变脸,养兒防是鬼成胎。畜生下体虽无恙,日久终须要凿开。”

  周予同先生曾认为,今文学派的流弊是狂妄,这在赵之谦的信札中同样有所体现。在赵之谦50岁以后,他的言辞依旧让人忍俊不禁:

  官场传派近年愈奇,大约狗之一物,尚不足以讨好,非龟不可。又不可以穷龟,穷则虽龟亦不中用也(第四册第十七通)。

  通过《崇本堂藏赵之谦翰札》带来的信息,赵之谦的所爱所憎,所轻所重,更全面地展现在世人的面前。从这些信札中,或许可以得到赵之谦“欲以其治经之学,通于治印”的结论(黄宾虹跋《吴让之印存》),以论证他敢于打破浙派积习,兼收并蓄两家之长的艺术实践。不过,这些信札所反映的赵之谦,或许更接近那个“盛夏辄裸衣坐海王村书画肆,挥扇纵谈”的狂士形象,他活生生地立于人们眼前。

    (作者:殷燕召,系本报主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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