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有燉研究综述
朱有燉是明朝初期杂剧作家重要代表，日本学者青木正儿称其为“明代第一杂剧作家”，周贻白先生称其为“明初杂剧最后一人”。这位皇族杂剧作家以其尊贵的皇家气派而独立于世，其杂剧作品彰显着宫廷文化的华贵和典雅。其现存杂剧作品是《元刊本古今杂剧三十种》之外最早刊刻的杂剧刊本，文献价值极其珍贵，可见对于朱有燉的研究有其重要意义，古今学者对其评价不一。本文对古今学者们关于朱有燉各方面观点进行系统的梳理，以便于学者们进一步的研究。
一、生平经历的研究
这方面的著作及论文主要有：
《周宪王研究》，（任遵时，台北，三民书局1974年版）
《朱有燉生平及其作品考述》，（陈捷，《艺术百家》第54—59页。2001年第4期）
《朱有燉生平正误》，（赵晓红，《文学遗产》，第142—143页，2005年第1期）
《二十世纪朱有燉生平剧作研究述评》，（王学锋，《艺术百家》，第11—15页，2006年第7期，总第93期）
朱有燉（1379—1439年），字诚斋，号全阳翁、全阳道人、梁园客、老狂生，晚年又号锦窠老人，明太祖朱元璋第五子周定王朱橚的长子，安徽凤阳人。
朱有燉的生年任遵时、付乐淑、陈捷、赵晓红、王学锋等据史料考证，确定其出生时间为洪武十二年正月丁亥日，即公元1379年2月6日，依据为《皇明实录》之《太祖洪武实录》卷一百二十二记载：“洪武十二年，春正月己巳朔。……丁亥。皇第六孙有燉生，周王世子也。”另外，陈婕、赵晓红据《明史》卷一百一十六记“周定王橚太祖第五子，洪武三年，封吴王。……十一年，改封周王，命与燕、楚、齐三王驻凤阳，十四年，就藩开封。”由此断定，洪武十二年（1379年）正是朱橚驻兵凤阳之时，朱有燉的出生于凤阳，当属无疑。
陈捷、赵晓红之文还引用朱有燉散曲〔南吕·一枝花〕（《咏白海青·序》）“宣德八年，岁在癸丑，正月十七日，河南开封府尉氏县，得白海东青一联。十八日，校尉进于本府。且明日，值予初度，予希珍异贵禽，来此中原，乃即具奏，进献于期。作此乐府，以自庆赏焉。”“初度”即出生日的意思，二者论文从朱有燉此段自序中推断出其生日当为正月十九，是判定朱有燉生平的又一有力证据。
关于朱有燉的卒年略有差异，清·钱谦益的《列朝诗集》、《明史》卷一百十六、清·朱彝尊《明诗综》卷一、清·陈田《明诗记事》卷二，皆述朱有燉卒于景泰三年，吴梅《奢靡他室曲丛》、周贻白《中国戏剧史长编》、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等皆认同此说（注：郑振铎后有纠正）。而傅乐淑则指出了清·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中有关朱有燉“景泰三年薨”其实有误，傅乐淑、陈捷亦引用《英宗正统实录》、《明史》、《明史稿》等资料记载，断定出朱有燉卒于正统四年。赵晓红从朱有燉生平资料及作品成书年代推断，正统四年后没有其生平记载，并且自刻本杂剧各剧前的“序”也表明，所作杂剧没有一个是正统四年之后所作，因此可作证朱有燉卒年为正统四年。此外，赵晓红据明·朱睦楔《开封府志》藩封条记载：“周宪王，正统四年薨，葬祥府城南之枣林庄。”陵墓条“宪王墓在府城西南枣林庄。”进一步考证了朱有燉之墓的所在地。
需要指出的是关于管竭忠《开封府志》卷七对朱有燉生平记载的问题，任遵时的研究指明，实际上管竭忠《开封府志》卷七并没有这一记载，而在朱睦楔的《开封府志》卷六可以找到这一资料，任遵时认为：“日人八木泽元乃误以为出自清人管竭忠之《开封府志》，不知何据，而国内人士乃有以讹传讹者[1]”。还指出此资料中“章皇帝故与王同舍而学”到记载有明显错误，任遵时援引《明仁宗实录》卷一和《皇明大政记》卷十一的记载，认为和朱有燉同学的是明仁宗昭皇帝高炽：
因为其时高炽才十八岁，还是燕世子的身份，而他的儿子章皇帝，也就是庙号为宣宗的宣德帝瞻基，那时根本还没有出生，所以，无论无何，宪王这个皇叔也不会和他那个尚未出生的皇侄章皇帝同学的。[2]
曾永义还指出“建文时为世子”一语有错误，“因为根据洪武实录和正统实录，有燉受周世子册宝在洪武二十四年，那年他十三岁”。[3]
二、从事戏曲创作原由的研究
这方面的著作及论文主要有：
《明杂剧概论》（修订本），（曾永义，台北，学海出版社1999年版）。
《朱有燉及其杂剧》，（李恒义，河南大学1987级硕士毕业论文）。
《明杂剧史》，（徐子方，《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版》。
朱有燉以藩王自尊，却走上了戏曲创作的道路，研究者们从其特殊的身份地位和所处的环境背景进行了合理的分析。
一是文化氛围的影响。河南大学研究生李恒义认为“朱有燉既是藩王，也以一名开封人的身份处于有悠久戏曲伎艺历史的开封城中。他呼吸开封之气，享受开封之物，交往开封之人，一举一动无不受到开封浓郁文化气氛的熏陶，这对他从事并坚持杂剧创作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4]台湾任遵时研究朱有燉与众多开封人物的交往为其提供了一些重要证据。关于中州地区戏曲文物的考查研究窥见开封戏曲繁荣的景象，也可作为一重要依据。
二是皇族家庭中喜好戏曲之风的影响。南京大学陈捷指出明太祖朱元璋对戏曲相当爱好，据李开先《张小山小令后序》中云：“洪武初年，亲王之国，必以词曲一千七百本赐之。”对当时流行的南戏名作《琵琶记》，朱元璋亦是赞不绝口，称其“如山珍海错，富贵家不可无。”[5]可以想象，在一国之君的首肯下，明初藩王府中到处弥漫着演剧之风气。朱有燉之父朱橚，《明史》记载“好学能辞赋，尝作元宫调百章。”父亲的博学多思也影响较大。再有朱权，虽是有燉之叔，但仅长其一岁，实乃同一时代之人，朱权“博学好古，于书无所不窥。”[6]作杂剧十二部，一部《太和正音谱》代表了明初戏曲理论的最高成就。可见祖父先辈们喜好戏曲之风潜移默化地引领朱有燉步上戏曲创作之路。李简也强调了明初皇室生活对戏曲的喜爱之风激发了朱有燉从事戏曲创作兴趣，他说：“戏曲与皇室生活的紧密联系，是朱有燉大量写作剧本的最直接原因。……众多曲本的熏陶，以及王府戏班的演出实践，使朱有燉精通音律，工于词曲。”[7]张发颖《中国戏班史》从王府戏班的角度关照了朱有燉戏曲创作一定程度上受其影响。
三是特殊的政治环境所迫，从事戏曲创作以“避害”。朱有燉贵为藩王，父亲又是燕王朱棣（永乐皇帝）的同母弟，地位显赫，但他在政治上并没有大的作为。朱有燉身处明初宗族权利残酷争夺的环境。涉及朱有燉自身的政治事件主要有：一为文帝时，朝廷内外盛传燕王有不臣之心，“以橚为燕王母弟，颇疑惮之。”文帝首当其冲兴师问罪于周橚王，逮捕后先流放，后软禁于都城。朱有燉一家由藩王降为阶下囚。后成祖入南京，为周橚王复爵，加禄五千石，成为朝廷的新宠。二是在永乐七年，有告朱橚谋反，成祖查之有验，周橚王顿首谢罪才免于追究。三是有燉继承王位后，其弟有爋欲取而代之，数次诬陷他有谋反之心。三次遭遇，沉落起伏，虽有惊无险，但不能不令他心有余悸，顿起惶恐，再有其叔朱权以从事戏曲创作而“避祸”到范例，使他不得不避开政治这一危险境地，而步入戏曲创作的“避风港”。徐子方指出“贵族家庭内部的攻讦陷害，朝廷和藩王之间的猜忌防范，同样使他深受其害，惕悚不安。”[8]陈捷也认为，“明初的政治斗争异常复杂而激烈，朱有燉的皇孙之位使得他必须加倍小心，以免招来猜忌。……揭开朱有燉生活背景的那层面纱，我们会发现，那是怎样一个惊心动魄的环境。可以说，正是为了韬光养晦，也就是避祸，使朱有燉最终走上了戏曲创作的道路。”[9]
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分析，各有其合理成份，但不可孤立行事，笔者认为朱有燉步入戏曲创作之路是以上所述诸多方面共同影响的结果，需要补充的一点是，朱有燉喜欢戏曲的自身因素和后天的努力用心也是其踏上戏曲创作道路的一个关键因素。
三、作品考证的研究
这方面的著作及论文主要有：
《朱有燉生平及其作品考述》，（陈捷，《艺术百家》第54—59页。2001年第4期）
《“诚斋乐府”非为朱有燉杂剧总集名》，（廖奔，《文献》，1988年第3期）
《近百年朱有燉研究述评》，（王学锋，山西师范大学2004届研究生硕士学位论文）
《关于〈古典戏曲存目汇考〉的几个问题》，（邓长风，《明清戏曲家考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
朱有燉从小“博学善书”，他一身创作颇丰，据陈婕考证所作诗文集有《诚斋录》四卷，传诗四十六首，另有《诚斋新录》三卷、《诚斋集》三卷、《诚斋词》一卷、《诚斋遗稿》一卷、《家训》一卷。清·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中称赞其书法上“留心翰墨，集古名迹十卷，手自临摹，勒石名《东书堂集古法帖》，历代重之”。可见其书法方面造诣颇深。据凌蒙初的《西厢记凡例十则》中云，朱有燉还校订过《诚斋乐府》上下两卷，由近人卢前在《饮宏簃所刻曲》中收录，共有散曲264首，套曲35首，流传至今。朱有燉大量的杂剧作品的留存，可谓一奇迹，但关于其总集名称，数量上有关学者见解不一。
关于朱有燉杂剧总集名称方面，主要有以下几种认识：
第一，称《诚斋乐府》，最早以此命名的是明·沈德符《顾曲杂言·填词名手》中，后吴梅在《奢靡他室曲丛》中收录了朱有燉二十四部作品并命名为“诚斋乐府二十四种”。青木正儿的《中国近世戏曲史》朱有燉小传中云“杂剧凡三十一种，总名诚斋乐府”。周贻白《中国戏曲发展史纲要》中也称之为“诚斋乐府”。赵晓红亦倾向于“诚斋乐府”到说法，理由一，高儒将朱有燉杂剧定名为《诚斋传奇》，是为了与乐府相区别，且是侧重朱有燉杂剧情节，所谓不奇不传；理由二，吴梅等人称“乐府”，是注重了朱有燉杂剧的合音律，便于歌唱的特点。
第二，倾向于以《诚斋传奇》到说法，依据有二，一为高儒《百川书志》卷六，明明白白地称朱有燉的杂剧谓“总名《诚斋传奇》异乐府行也。”又在“诚斋乐府”词条下注“大明周府锦窠老人著，散曲套数，各位一卷。”清晰地指出所谓《诚斋乐府》，只是朱有燉的散曲集，而并非他的杂剧集。另一依据是北京图书馆今存朱有燉杂剧原刻本中，并无定名“诚斋乐府”到痕迹，倒是朱有燉在自己所作的《诚斋乐府·引》中涉及小词之名。廖奔、陈捷、徐子方倾向于“诚斋传奇”命名，依据一是认为朱有燉本人将其散曲集称为《诚斋乐府》，不可能用同一个名称来称其杂剧集；二是将“乐府”和“传奇”分别命名为散曲、杂剧，符合元人钟嗣成《录鬼薄》之体例，朱有燉也遵其惯例；另外，陈万鼐也认为是“诚斋传奇”。[10]不过随着理解角度的变化，学者们也时而转换自己的立场，如廖奔后又认为“诚斋杂剧”无总集的看法；徐子方又认为吴梅“诚斋乐府”的说法，也有一定道理。
第三，是“诚斋乐府”的称法，是对朱有燉杂剧的泛称，并不是专指朱有燉杂剧总集名，如国家图书馆称朱有燉杂剧为《诚斋杂剧》，台湾曾永义论文称《周宪王及其〈诚斋杂剧〉》等。
第四，是“诚斋乐府传奇”到说法，可能源于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再有蒋松原主张此种称法。
第五，是关于“诚斋乐府”无总集的看法，此一观点的主张者为廖奔，其依据有：一、前人目录书著录朱有燉杂剧作品未见到列其集名者；二，从今存两套朱有燉杂剧刊本中看不出曾以总集刊行的迹象；三是朱有燉生前可能是每剧一成，即时付梓。[11]
以上不同见解是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分析而得之见解，各有一定道理，其那种说法较为确切有待于以后有关资料的发现和进一步的探讨。
关于朱有燉杂剧的数量和具体剧目，自明以来各类书目对此也记载不一，明·祁彪佳《远山堂剧品》录三十四种，明·高儒《百川书志》卷六录三十一种，清·钱谦益《也是园藏书古今杂剧书目》卷六录三十一种，清·姚燮《今乐考证》录三十种，罗振玉《续汇刻书目》癸部记三十一种，王国维《曲录》卷三录三十种，傅惜华《明人杂剧全目》录三十一种，庄一拂《古典戏曲存目汇考》录有三十二种。
陈捷指出《百川书志》可信度较高。原因一，《百川书志》为目前所知的距离朱有燉年代最近的一部书目；原因二，《百川书志》所收录的三十一部作品目录与今天北京图书馆所藏的朱有燉集的两部原刻本去除重复后完全相同。
朱有燉三十一部杂剧作品名称及完成时间列表
| 杂剧名称 | 作品完成时间 |
| 1、《张天师明断辰勾月》 | 永乐二年八月 |
| 2、《甄月娥春风庆朔堂》 | 永乐四年正月 |
| 3、《惠禅师三度小桃红》 | 永乐六年二月 |
| 4、《神后山秋猕得驺虞》 | 永乐六年二月 |
| 5、《李亚仙花酒曲江池》 | 永乐七年三月 |
| 6、《关云长义勇辞金》 | 永乐十四年八月 |
| 7、《李妙清花里悟真如》 | 永乐二十年二月 |
| 8、《群仙庆寿蟠桃会》 | 宣德四年正月 |
| 9、《洛阳风月牡丹仙》 | 宣德五年三月 |
| 10、《美姻缘风月桃源景》 | 宣德六年正月 |
| 11、《天仙圃牡丹品》 | 宣德六年正月 |
| 12、《孟浩然踏雪寻梅》 | 宣德七年十二月 |
| 13、《瑶池会八仙庆寿》 | 宣德七年十二月 |
| 14、《黑旋风仗义疏财》 | 宣德八年 |
| 15、《宣平巷刘金儿复落娼》 | 宣德八年十月 |
| 16、《福禄寿仙官庆会》 | 宣德八年十月 |
| 17、《赵贞姬身后团圆梦》 | 宣德八年十月 |
| 18、《刘盼春守志香囊怨》 | 宣德八年十一月 |
| 19、《豹子和尚自还俗》 | 宣德八年十二月 |
| 20、《紫阳仙三度常椿寿》 | 宣德八年十二月 |
| 21、《清河县继母大贤》 | 宣德九年六月 |
| 22、《十美人庆赏牡丹园》 | 宣德九年十一月 |
| 23、《东华仙三度十长生》 | 宣德九年十二月 |
| 24、《吕洞宾花月神仙会》 | 宣德十年十二月 |
| 25、《南极星度脱海棠仙》 | 正统四年二月 |
| 26、《河嵩神灵芝庆寿》 | 正统四年二月 |
| 27、《小天仙半夜朝元》 | 目前年代不可考 |
| 28、《搊搜判官乔断鬼》 | 目前年代不可考 |
| 29、《兰红叶从良烟花梦》 | 目前年代不可考 |
| 30、《四时花月赛娇容》 | 目前年代不可考 |
| 31、《文殊菩萨降狮子》 | 目前年代不可考 |
庄一拂曾将《汉相如献赋题桥》归入朱有燉名下，但此剧除了以无名氏之作收入《杂剧十段锦》之外，不见于任何书目，邓长风认为此作宜归入阕名[12]。徐子方也认为“在与朱有燉发生关联的杂剧作品中，真实性值得推敲的是《司马相如题桥记》。”指出此作品不见于朱有燉杂剧原刊本，亦无其他史料旁证，归入朱有燉名下并不妥。
明·祁彪佳《远山堂剧品》中著录在朱有燉名下的还有《金锁记》、《新丰记》和《苦海回头》三剧,前两剧已佚，且出处不详，可能为其误录。《苦海回头》同时也被《杂剧十段锦》和《脉望馆校古名家杂剧》本选录[13]。青木正儿认为此作与《献赋题桥》一剧同入《杂剧十段锦》，而“以十段锦之其他八种悉为汇刊宪王之作者推之，此二种殆即其作也”[14]。陈捷考证此推断不能成立，明万历三十三年间刻印的《四太史杂剧》亦收入《苦海回头》一剧，与《杂剧十段锦》对照，内容完全相同，而在卷头刻有“明金陵陈石亭著”到字样。陈石亭是明代另一位剧作家，名沂，字鲁南，号石亭，明人周晖曾在《金陵琐事》一书卷二记载“陈鲁南有善知识苦海回头记，行于世。”由此，陈捷认为《苦海回头》实为陈沂所作，而非朱有燉之作。
四、朱有燉杂剧的文献价值研究
这方面的著作及论文主要有：
《读〈诚斋乐府〉随笔》，（赵景深《中国戏曲初考》，郑州，中国书画社1983年版）
《中国戏曲发展史》，（廖奔、刘彦君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朱有燉杂剧的文献价值》，（赵晓红，《艺术百家》，2004年，第3期，总第77期）
吴梅在《读曲记·豹子和尚》认为元杂剧中已出现了不同《水浒传》情节的情况，引发后来者对朱有燉戏文献价值的重视。赵景深在《读〈诚斋乐府〉随笔》中，注意到朱有燉杂剧的文献价值[15]。廖奔、刘彦君《中国戏曲发展史》对朱有燉杂剧的文献价值也作出特殊强调。如：
他的作品虽然在内容上落入歌舞升平的窠臼，形式上也已经有摆脱元杂剧的趋势，但仍然应该划归元杂剧遗韵的范畴。尤其是朱有燉的三十一部杂剧作品，全部有永乐、宣德年间刻本传世，是今天见到的《元刊本古今杂剧三十种》和刘东升《娇红记》之外最早刊刻的杂剧刊本，其文献价值自不待言。
朱有燉是基本上按照北曲杂剧格式从事创作的最后一位北杂剧作家，因而他的作品在北杂剧的演进史上占有一席地位。[16]
赵晓红在《朱有燉杂剧的文献价值》一文中，专门就“折”、“楔子”、“题目正名”作了具体分析考证，显示了朱有燉杂剧文献价值的重要性。[17]主要观点：一、朱有燉现存三十一部杂剧杂剧都不标“折”，每剧都是由四套或五套曲加一个楔子构成，在套曲与套曲之间并不标“第ⅹ折”，这与《元刊古今杂剧三十种》是一样的，并非《元曲选》中，明确标出“第ⅹ折”。可以看出“折”作为一种戏剧结构单位，直到明初仍然没有被理解为一种戏剧结构单位。二、朱有燉杂剧是现存最早标有“楔子”的剧本，而且是在曲牌上方或下方注明。如《美姻缘风月桃花景》第二套曲，【南吕·一枝花】前标有【楔子端正好】。《元刊古今杂剧三十种》在套曲之前有时有一支曲子，曲牌大多为【端正好】或【赏花时】，不标“楔子”二字，但功能是一致，都注重曲的本体。而《元曲选》和明刊元杂剧的编剧者们把剧本中的【端正好】或【赏花时】连同宾白，分成单独的部分，称为“楔子”，且加上标题，强调其戏剧情节结构功能。由此可见，朱有燉杂剧中“楔子”的标注正处于由“曲”本位到“结构”功能转变的过渡状态。三、通过朱有燉杂剧与《元刊古今杂剧三十种》和《元曲选》到比较分析，可以清晰地看出“题目正名”到变迁过程。1、从无到有，《元刊古今杂剧三十种》有八种无“题目正名”，有五种只有“正名”，有四种只标有“题目”，而朱有燉杂剧三十一种与《元曲选》剧末全有“题目正名”。2、由繁至简，《元刊古今杂剧三十种》剧末的“题目正名”大多是四句，二句的只有七种。朱有燉杂剧三十一种的“题目正名”，二句的有十一种，占总数的三分之一。《元曲选》的“题目正名”二句的约占十分之九，在百种杂剧中只有十一种为四句。3、由粗俗不规到雅致规范，解玉峰认为，杂剧之初并无“题目正名”，其并非杂剧作家所作，但在后来的杂剧演出中，杂剧艺人逐步为其添加了“题目正名”，主要是用于戏曲艺人记忆杂剧关目。[18]《元刊古今杂剧三十种》粗俗不讲究对仗、押韵，而朱有燉杂剧中则显得典雅精致，据此判定朱有燉杂剧的“题目正名”出自己手，这也直接影响了臧晋叔编选《元曲选》时对“题目正名”到补充、改正，所以朱有燉时期，杂剧作家们开始将“题目正名”作为杂剧体制的的一个部分进行创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