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独家史料,一代学人心路历程——读《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 – 国学网

西南联大独家史料,一代学人心路历程——读《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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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俞国林点校,中华书局2018年1月第一版,156.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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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天挺先生,摄于1939年

  《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自年初出版以来,得到学术界的高度评价和读者的热烈欢迎,被多家媒体列入读书排行榜,短短三四个月时间第一次印刷10000册即将售罄,4月份第二次印刷8000册也已经面世。这部日记出版之初,点校者中华书局学术出版中心主任俞国林先生在接受《中华读书报》的访谈中,列举这部日记多方面的价值,而以“不只是一部个人史,更是一部西南联大史”为访谈标题。2018年3月17日南开大学与中华书局联合主办“郑天挺先生新刊遗著发布会”,中华书局总经理徐俊先生在致辞中说郑先生的这部日记“为我们留下了一笔堪称‘半部联大校史,一时社会全景’的珍贵记录,是研究西南联大校史、近代学术史、教育史乃至文化史、社会史、经济史不可或缺的重要史料”。多家媒体和书评人评价为研究西南联大校史、近代学术史、教育史、文化史、社会史、经济史、抗战史的珍贵史料,更是一代学人精进治学精神风貌的忠实记录,“半部联大校史,一代学人心路”。

  郑先生日记中的其他内容,或有当时其他文献记载,而有关西南联大的记载,则是这部日记的第一手独家资料,以后恐怕也难以再有这样的史料出现。

  《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对当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等有多方面的细致记录,固然有多方面的史料价值,不过我以为这部日记对于研究1940年代的中国,最重要的价值在于为西南联大校史的研究提供了第一手的独家史料。

  目前有关西南联大的史料,有档案、联大师生当年著述、报刊资料、少量教师日记和回忆录。这些史料自然各有其优点和特点。但对于西南联大校史来说,郑先生的日记有其他史料不可替代的价值。1940年1月9日联大常委会通过聘请郑先生担任联大总务长,2月26日正式上任,一直到1946年联大解散,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复员,郑先生参与了大量学校事务,他记日记又相当详细,有大量教学、校务、人事、三校关系及联大对外关系等等内容,对于研究西南联大有独特价值。比如郑先生的日记有大量联大常委会、校务会和教授会会议的记录,不少内容不见于当时的会议记录(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云南师范大学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二,会议记录卷,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有些是会议内容,如1940年8月28日记常委会议上梅贻琦因诸人“有不满常委或个人之意”及“指摘之词”,而“表示辞委员会主席,并请加强行政机构,暗射校务长之事”。同年9月11日记常委会议,“前日本决定法学院迁至澄江上课,今日萧蘧致书陈序经,谓不平、不智、不必需,同人遂主不迁”,又记“前日出席表决者十二人,今日以一人反对而罢,未免近乎儿戏”,并记载会上推举枚荪(周炳林)、逵羽(樊际昌)至四川看校址,今甫(杨振声)、郑华炽筹备一年级,又拟推饶树人、江安才筹备理学院。有些是会上教授对校务和政治的各种意见,从中可以看出各种利益关系和思想倾向。如1942年5月21日教授会,会议记录记载,主席报告:对于教师资格审查,“为顾全同人之资历起见,似不能不早日遵照部令举办”(《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二,页532),郑先生当天日记则记录了周炳林、杨振声、崔书琴、罗常培、袁希渊、张奚若、戴修瓒及郑先生的不同意见。1944年3月14日记校务会议上梅贻琦报告孔祥熙允本校建筑费三百万元,引发与会教授“大哗”。当天会议记录记载推杨石先、周炳琳、陈雪屏为代表面见孔祥熙(《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二,页489),而据郑先生当天日记,因“候雪屏不至”,实际上是“众强”郑先生代表陈雪屏见孔。有些是会议状况,如1939年11月30日记载,郑先生代蒋梦麟参加常委会,“开会两小时半,所议无多,以准备之材料不足,一有质询皆不知所对。旁询一再,亦无确切之数字。回思往时北大预算会议,其准备之密,数字之详,不啻天渊之隔”。1944年4月5日校务会议,会议记录记载“因故延会”(《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二,页489),据郑先生日记,实际是因为当晚放电影,“早来者欲归,未来者迟迟”,郑先生感叹:“呜呼!此真不成话矣!同人固穷,终年未必能一看电影,然何致置正事于不顾以至此极耶?”从郑先生日记有关校务会议的情况,还可以看出西南联大学校运作的状况。1940年12月15日记“联大行政效率之不增进,全由于各个人皆有其本校惩赏,与联大不相干之故”。

  现在出版的联大教师日记并不多,其中浦江清《西行日记》记录1942年至1943年从上海远赴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任教的经历,《夏济安日记》仅有1946年1月1日至9月29日,两者均甚简略。《朱自清日记》联大时期有33万多字。最详细的《吴宓日记》,西南联大时期有100多万字。他们并未参与西南联大校级事务,对校级事务的记载不多。梅贻琦是主持西南联大的常委,他的日记现在仅发现1941年1月至1946年10月,且多有间断,记事非常简略,6年的日记总共只有20万字,很少有谈话或会议内容的记录,“总体显得过于精简”(梅贻琦之子梅祖彦语,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此外,郑先生由于身处中枢,又住在单身宿舍,几乎每天有很多联大师生来访,记载了大量联大师生所思所想,所作所为。郑先生日记中的其他内容,或有当时其他文献记载,而有关西南联大的记载,则是这部日记的第一手独家资料,以后恐怕也难以再有这样的史料出现。目前对西南联大的研究,着重其教学科研成就及其精神,还有很大的展拓空间,如有关联大维持运作以及联大人物的研究,可以预料,郑先生的这部日记将极大地促进西南联大的研究。

  《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为研究一代学人心路历程提供了细致全面的资料。如果不是这部日记的出版,郑先生的一些贡献和牺牲恐怕就将永远不为人所知。

  郑先生生前只留下极为简略的《五十自述》和《自传》,身后虽然一些友人和学生撰写回忆纪念文章,但毕竟是片段的回忆,郑先生的生平事迹还有很多不为人知。郑先生这部日记详细记述了他在联大时期的教学、科研、家国情怀、交游、日常生活,为研究一代学人心路历程提供了细致全面的资料。

  本文仅能揭示两点。一是郑先生对西南联大的贡献及为此作出的牺牲。郑先生为人谦逊,在他生前从来没有谈过自己对北大和西南联大的贡献,直到任继愈先生发表《西南联大时期的郑天挺先生》,我们才稍稍知道郑先生对西南联大作出了很多贡献。任继愈先生说郑先生“默默无闻地做了大量工作:为学校延揽人才,给同事们平息争端,消除了一些派系之间处于萌芽状态的对立”。但任继愈先生的叙述也还非常简略。而从这部日记中可以看到,郑先生虽然很不愿意担任总务长,多次推辞躲避,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但他一旦做了,就极端认真负责,勤勉奉公,在极为困难的情况下,做了大量琐碎的行政工作,包括借贷经费、筹措粮食、租赁修建校舍、调整宿舍这样的事。甚至以教授、一校总务长之尊,布置会场这样的小事也亲力亲为。这些行政工作极为劳心费时,如1943年11月4日记载,靛花巷、文林街两处房东来谈,“今日几完全为房东所苦,何其不幸,何其不讲理”。有时候由于触及一些教授利益而被误解,郑先生出以公心,坚持原则,如1941年2月21日记,因将北大靛花巷宿舍迁移到才盛街,友人反对,郑先生说:“余又何能以三数人便利之故,而虚耗校款,况以三数人者余亦在内乎?……故自学校立场言之,余不能不力劝同人迁居于校,实为未忠于友,亦不能诤也”。1942年9月9日记联大校务会议决议自10月起教职员每人发房贴100元,以后宿舍用费由住宿同人自理。陈雪屏“以为总务处必大挨骂”,而郑先生“自谓出之大公,余亦住宿舍者也,其便利身受之,固不敢以此自私,以此损及学校而不顾”。有些事虽然不属于总务处职责,郑先生也敢于担当。如1940年9月2日,因梅贻琦校长不在学校,“今日公文财务,余虽未奉命,皆代行,恐其停顿也”。10月14日师范学院被炸,“余遂不待商之常委,立时宣布下午发贷金一月,并设法救济被难学生,将学生衣物设法移之郊外图书馆,书箱即刻装车,送之龙头村。作书致孟真(傅斯年),求其借屋”。1941年3月18日记,“昨日为学生贷金事不能入梦。此事本无预总务处,然勉仲(黄子坚)入渝,逵羽(樊际昌)新归,(陈)雪屏代理,若不代筹善策,一旦溃决,恐难收拾”,提出两条处理方案,得到陈雪屏和梅贻琦同意。1942年9月16日记,公米储销处通知停止供给公米,“此事本属训导处,而勉仲三日未入校,与子坚访求附属学校校舍,不得已越而代命”。正因为郑先生凡事出于公心,得到了北大教授和联大教授的赞许。1940年5月24日汤用彤与郑先生谈北大之前途不胜忧虑,“言间颇以公正相奖许,谓此或许尚是一点维系力”。郑先生则说:“但得常以公正事学校,以事师长,以事同人,吾意足矣。”1942年9月30日记校务会议上吴有训“谓自重庆来者均言各大学总务处莫不为众矢之的”,而“联大独为例外,以余以德称也”。至于调解教授之间、职员之间的误会纠纷,劝阻教授辞职,消除一些教授不利于学校团结的言行,日记中也多有记载。1941年3月31日记:“近来北大多事极矣,余每事弥缝”;1945年2月8日记:“余在联大,处处调停,欲以维持全校,弥缝三校。”应该说,西南联大能够维持运转,团结合作,郑先生作出了极大贡献。而这是以郑先生在学术上的牺牲为代价的。1940年2月26日担任总务长后,日记由每日读书开始变为入校治事开始,且常常一日数次入校治事。3月13日即感叹:“自就行政职务,读书甚少。此虽昔所料及而不意少至此也。家书友书亦久不作,谁之过欤?自讼无及矣。”1941年4月6日又感叹:“事与愿违,久羁俗绁,长此蹉跎,更何以传绝学,立修名哉!速其辞职,努力学问。”但郑先生辞去总务长的愿望终未能实现。1944年3月2日记改写论文《满清皇室之氏族与血系》,“余每日所能成者不过二三行,此固由考证之文难作;而杂事太多,不容静坐构思,尤其最大原因也”。在日记中可以看到郑先生有不少研究计划、准备撰写的文章,很多为行政事务耽误而没有完成。如果不是这部日记的出版,郑先生的这些贡献和牺牲恐怕就将永远不为人所知。1940年1月8日汤用彤在劝阻郑先生担任总务长时说:“行政首长招怨而学术首长归誉。”虽然郑先生以勤勉奉公的工作博得联大同仁的赞誉,但在后世的西南联大历史书写中,依然是聚焦于学术荣誉,琐碎的行政工作没有进入研究者视野,郑先生的贡献没有得到足够重视。试想如果西南联大换一个“众矢之的”的总务长,西南联大是否能维持运作、合作团结呢?倒是美国学者易社强《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以一个自然段赞誉郑先生的贡献:“在联大校务管理中,郑天挺是个不可或缺的人物,做了大量不为人知的工作。在战前,郑担任北大秘书长。作为蒋梦麟的得力助手,他擅长处理日常事务。在联大,郑天挺职责更多。他协助梅贻琦负责具体工作,蒋梦麟缺席时他就成了北大的代表,并且是解决问题的总管。当学校遇到财政困难,是郑天挺去银行取钱发薪资,制定策略应对重庆的命令。每月临近发放教员粮食津贴时,他派代理到云南农村寻找最便宜的大米。同时,他在北大文科研究所指导研究生,还承担颇受好评的明清史教学任务。”(饶佳荣中译本,传记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页141)但易社强也还没有提到郑先生在维持联大团结合作方面的贡献。

  另一点是郑先生这部日记中体现的高尚品格。郑先生在《自传》中说,小时候由表兄张辉曾教他读书,张辉曾是搞程朱理学的,律己责人都很严,思想上受张辉曾的影响很大。在这部日记里,我们也看到郑先生对自己品行操守的严格要求。1938年1月27日记,“凡事不可有我,而不可无人”;9月30日自述“乾惕寅畏,不敢堕家声、玷祖德、违清议”;12月20日记:“人当病痛,每多感触,而忧悔随之。佛家之修最后一念,理学家之日求无过,皆为此也。昨与莘田(罗常培)深论之,吾人立身行事,不可不慎也。”从日记可以看出郑先生很多高尚品德,而郑先生坚守传统士大夫“君子固穷”精神,不因穷困而变易操守,这点尤其突出。日记里他几次拒绝资助,1943年6月4日记云南兴文银行欲致送云大、联大教授研究费,郑先生“婉辞之……余非不穷,但滥受于人,不愿且不敢也”;昆明富商欲资助联大教授,梅贻琦、潘光旦推荐并力劝郑先生接受,郑先生一再推辞,表示“无功受禄甚不安,且校中更有穷过我者,谢之……更答以有生以来未尝分外受人一文也”(1944年11月20日)。又如1944年6月8日郑先生自述:“近年生活日苦,然余除作学术文字,投之学术性刊物略得微酬外,尚无一文之兼职。此则足以自豪,而无所愧怍于任何人者也。”当因论文只因篇幅少而仅被评为三等奖,郑先生认为“斯所未喻,决意辞不接受”,并且表示:“余为学术,为个人人格,绝不能接受也……余实穷困,然岂能易其操哉!”(1944年5月5日,7月12日)。由此,无怪乎郑先生的友人和学生都称颂郑先生一生品德高尚,王永兴先生说郑先生“品德高尚高士君子”,何炳棣先生说郑先生是“当代完人”。观乎今日“学者”为争夺项目经费、评奖、名位,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岂止霄壤之别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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