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宰平与林庚:古籍队伍中的父子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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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宰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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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的林庚,担任古籍小组分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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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8年2月,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召开了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立大会,这是我国首个古籍出版方面的管理机构,负责全国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全面规划和统一部署。这个机构的成立,反映了国家对大力开展古籍图书出版工作的重视。古籍小组成立伊始,便多方延揽人才,全国古籍整理方面的专家汇聚一堂,按照文学、历史、哲学进行分组,每组二三十人,可以说集一时之俊彦、荟全国之大家。

  这些专家中,有师生、有同事、有知己,但鲜有人知,还有一对父子成为了古籍小组分组组员,为我国的古籍整理出版事业一起奉献光和热。这对父子就是林宰平和林庚。林宰平加入古籍小组这一年,正值伞寿,时年80岁,而林庚刚满48岁,正值年富力强之时。根据林氏父子二人的研究方向和学术专长,林宰平被列入哲学组,林庚被列入文学组。林氏父子的入选,成就了我国古籍整理出版史上的一段佳话。

  作为一位跨世纪的老人,林宰平的资格不可谓不老——1903年考中举人。福建省历史上英才辈出,科举时代一度有“无林不开榜”之说。林宰平因此常与其他一众林姓进士被人口耳相传,其中包括林则徐、林琴南、林语堂等。林宰平是清代最后一期的科考举人,同期的有沈钧儒。林宰平在1903年的科举考试即癸卯科考试中中举,后应殿试,得赐进士出身。1905年,林宰平又以新科进士的身份被清政府送到日本学习法律。回国后,一度在北洋政府司法部任职。1929年,林宰平辞去公职,先后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哲学系任教,新中国成立后担任国务院参事室参事。

  林宰平长期致力于哲学宗教研究,并取得了重要研究成果。虽然被列入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的哲学分组,但林宰平不仅仅是哲学家,他在文学、法律、书画等诸方面也有着极高的造诣。法律方面,撰写、编译有《日本预备立宪之过去事实》《民事诉讼法》《债权总论》等;文学方面,著有《北云集》《稼轩词疏证序》等;书法方面,著有《帖考》,线装四册,古籍小组组长齐燕铭题签,《帖考》对二十二种丛帖进行考辨,是一部极见功力之作,徐森玉在为《帖考》所作序中写到:“宰平先生毕身致力于斯,自程南邨后,未有如先生之精于帖学者。”

  说起林宰平,不能不提及皇皇四十巨册的《饮冰室合集》的编选出版。这部在当时最为详备、对研究近代中国的政治思想文化具有极高学术和资料价值的梁启超著作集,是林宰平受梁启超本人之托,将梁启超著作,包括一大箱未刊手稿进行整理、审定、编选,分《饮冰室文集》16册(45卷)和《饮冰室专集》24册(104卷),交由中华书局于1936年出版。林宰平在《饮冰室合集》序言中写到:“知任公者,则知其为学虽数变,而固有其紧密自守者在,即百年不离于史是矣。”这是对梁启超一生学术研究的高度概括。《饮冰室合集》的编订出版,是梁启超与林宰平二人之间相互敬重、相互信任的深厚友谊的表现。

  1925年,林宰平与梁启超还曾一起推荐初到北京、正为生计发愁的沈从文到香山慈幼院图书馆做办事员,帮他顺利度过了生存的难关。沈从文后来回忆林宰平时写道:“宰平先生逝世已三周年,他的温和亲切的声音笑貌,在熟人友好印象中,总不消失。他做学问极谨严、认真、踏实、虚心,涵容广大而能由博返约。处世为人则正直、明朗、谦和、俭朴、淳厚、热情。”林宰平与梁启超还一同拜访“晚辈”“后生”梁漱溟,讨教“如何可以把贵族气味的佛教改造成平民化,使大家人人都可以受用”。梁启超彼时已名满天下,比梁漱溟大整整二十岁,此次拜访后二人成为忘年交。

  林宰平还曾为王国维墓志书丹。1925年清华大学国学院创办后,王国维与林宰平分别担任导师和讲师,二人在共事期间结下友谊。1927年,王国维自沉于昆明湖,但直到1929年6月3日,王国维去世两周年之际,清华大学校方在师生的请求下才决定为王国维立碑,碑文由陈寅恪撰写,林宰平书丹,马衡篆额,梁思成设计。从此,“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之句,成为经典。

  由以上诸多事例可以看出,林宰平不仅是一位大学者,其人品也得到诸多大家的敬重与钦佩。

  林宰平的长子、长女,都出生在福建。1907年,林宰平携家眷到北京任职,居住在宣南,林庚于1910年2月出生于此。林庚字静希,是林宰平的次子。他在1928年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就读两年后,发现自己真正的兴趣不在物理而在文学,于是申请转入中文系。林庚在回忆这段经历时说:“中学毕业,我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醉心于爱因斯坦‘相对论’等科学新成果,想借以探寻未知的世界。慢慢地我发现,有限的科学方法在无限的宇宙面前显得那样苍白。而艺术却是超越性的,艺术的感受刹那而永恒,能于一瞬见终古,于微小显大千,能使我们超越有限直面无限的宇宙。于是我转入中文系,希望通过诗歌实现人生的解放。”在中文系就读期间,林庚的文学情怀得到最大程度的释放,他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创作了大量诗歌,与同期学生季羡林、吴组缃、李长之被誉为“清华四剑客”。毕业后,林庚留校担任朱自清的助教,并帮助闻一多批改学生国文课作业,还应郑振铎之邀担任《文学季刊》编辑。任职期间,林庚有几部研究专著陆续出版:1954年《中国文学简史》、1957年《诗人屈原及其作品研究》等。到1958年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立时,林庚已成长为颇有建树的青年才俊,所以适时地入选了古籍小组文学分组成员。

  此后,林庚为我国古籍整理出版事业做了不少工作。1958年,林庚与游国恩组织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的部分教师和1956级中文系学生,对陶渊明展开了深入研究,爬梳整理陶渊明的相关资料,编成《陶渊明研究资料汇编》,对陶渊明的诗文作品及相关研究评论进行整理,编成《陶渊明诗文汇评》,先后于1961年8月、1962年1月由中华书局编辑出版。1964年重印时,两部书合成一部,列入“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丛书,书名改为《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陶渊明卷》(上下)。1961年,林庚与陈贻焮、袁行霈共同主编《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参考资料》,并很快完成编纂,林庚撰写了前言。1962年3月由中华书局出版时,由于特定的历史原因,署名为“北京大学中国文学史教研室选注”。林庚的学生袁行霈在回忆林庚的文章中这样写道:“几十年近距离的接触,我越来越感到静希师首先是一位诗人,是一位追求超越的诗人,超越平庸以达到精神的自由和美的极致。他有博大的胸怀和兼容的气度,我从未听他背后说过别人的坏话;他有童心,毫不世故;他对宇宙和人生有深邃的思考,所以他总能把握住自己人生的方向。”

  林庚的成长,自然离不开父亲林宰平对他的影响。林庚就此这样说:“我父亲通佛学,写旧诗,走的是宋诗一路,我却作新诗、好唐诗,说不上多少家学。我的四书是他教的。上小学时每周要写一篇《本星期之感想》给他阅改,到中学后也不管了,真正的学术交流不多。”但他又补充说道:“我出身书香门第,幼年时就在文学的氛围中渲染。”父亲对孩子的影响之大,由此可见一斑。

  林庚的长兄林几同样值得一提。林几的名气似乎没有父亲和弟弟大,也许不为很多人所知,但他在我国法医界,却是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可以说林几是我国法医学的奠基人。林几,字百渊,1897年出生,童年在祖居地福州市乌石山下怀德坊(今道山路52号)“竹柏山房”渡过。林几自幼随外祖父识文断字,母亲梁秀药、舅父梁敬錞(历史学家、曾任台北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所长)对他的影响非常大。1907年,10岁的林几与妹林东枝(1904年生)随父母迁居北京,在北京读完高小、中学后留学日本,就读于东京帝国大学政法科。留学期间他因为参加爱国学生运动被迫回国,在学业无法继续的情况下,父亲林宰平与其深谈一次,就是这次深谈,让林几决定放弃法律专业的学习,于1918年考入北京医学专门学校,1949年4月到南京,担任“中央大学”法医学主任教授,“中央大学”更名为南京大学后,林几开办第二期司法检验专修科。之后,林几受聘为国家卫生部卫生教材编审委员会法医组主任委员,负责编审法医学教材,有《最近法医学界鉴定法之进步》《疑案鉴定实例》《二十年法医学之进步》等专著存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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