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史学新路径:近代史中的声音与政治

    纵观史学发展的历史,每次史学的进步都因为史料的拓展获得推动。跳出以往依靠的文字资料,在辛亥革命乃至近代史研究中,音频史料与大众生活、政治风云、社会变迁密切相关,而近代史音频史料资料文献的系统搜集、整理和研究,目前尚属空白。藉由《孙中山及辛亥革命音频文献》一书,近代史中音频史料的发掘整理和研究应用拉开帷幕,大众史学研究的新路径就此开启。

  纵观史学发展的历史,每次史学的进步都是因为史料的拓展获得推动;新史料的应用,为人们认识历史提供了新的途径。

  上世纪初,梁启超等抨击传统的帝王将相史,呼吁要建立关注大众的新史学。一百多年来,学术界发掘资料,对中国社会展开了多角度的研究。近年来,历史文献资料的开发及利用突飞猛进,取得了长足发展与进步。《申报》《大公报》《东方杂志》《翰文民国书库》等大型数据库的建设,为学术研究提供了极大便利。但是,这些数据库几乎都是平面媒体资料,也就是说,主要是文字资料。而近代史区别于古代史很大的不同是,文献类别的全面超越。充分受益于近代技术革命,音频、音像、视频、照片等新材料纷纷涌现,这是古代世界完全无法想象的。遗憾的是,对近代诸如音频、视频史料的开发,几乎是一个空白点。然就实际而言,声音在中国民间大众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特别对那些缺乏教育,无法阅读的男女老幼而言,声音是他们获取信息、了解历史、把握现实最便捷、最普遍的手段。

  近日,王钢、杜军民所著《孙中山及辛亥革命音频文献》一书,由文心出版社和河南电子音像出版社推出。该书是两位作者多年搜集近代唱片与梳理音频史料的结晶。文献分为上、下两册,上册为5张CD音频及内容全文,下册为作者对孙中山及辛亥革命音频文献的解读与研究。该书收录音频涉及三个部分:一为孙中山演讲音频;二为宣传辛亥革命思想与事迹的相关音频;三是1930年代纪念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的相关视频,弥补了近代史研究音频史料的空白。

  而该书为学界带来的影响正在持续发酵。在中国人民大学民国史研究所与河南出版集团在北京共同召开的“音像文献与民国史研究暨《孙中山及辛亥革命音频文献》出版学术研讨会”上,近代史学中的新史料和新研究方法成为与会学者热议的话题。近代史中音频史料的发掘整理和研究应用由此拉开帷幕,大众史学研究的新路径就此开启。

  “早期的历史是无声的,清末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有了唱片、有了摄影机,留下了大量的音频和视频。这些原始的历史文献,生动而直观地展示了民国社会的方方面面,这是民国史不同于前代历史的文献优势。民国史研究者,有责任去自觉地发掘、利用这些多媒体文献,全方位、多角度地还原民国面貌,建立起立体的民国史,从而带给读者完全不同的阅读冲击和体验。”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历史学院院长黄兴涛,发出了这样的呼吁。

  辛亥革命中的声音与政治

  孙中山和辛亥革命始终是学术界重点关注的研究领域,文献整理和学术研究一直在近代史学界中保持优势地位,但相关音频文献的整理与研究此前却鲜有学者涉足,仅限于博物馆陈设与公众展览。诚如《孙中山及辛亥革命音频文献》一书作者所言,“长期以来,学术界对唱片史一直缺乏认知,从未有过系统的收集整理和深入研究。迄今,尚没有专业的研究机构关注唱片在中国的发展历史,没有职业的研究人员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导致这一领域成为近代史研究中的一块空白”。“这一现状不仅对辛亥革命研究领域有所警示,也折射出民国史研究的薄弱环节。”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牛贯杰如是评论。

  在辛亥革命这场波澜壮阔的革命中,孙中山无疑是其中的核心人物,作为这场革命的主要发起者和领导者,他不但号召推翻君主专制统治,更鼓吹在中国建立民主共和体制,在破立两方面,都发出了时代最强音。为了动员民众参与这场伟大的革命,孙中山将很大的精力投入到宣传中,除了文字撰述外,他一生还发表了约二百余场演讲(以文字记录稿统计),用声音向国内外各界宣传革命、三民主义等主张,极大地激荡了人心,对革命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将声音作为革命的武器,这是孙中山作为一个政治领袖所呈现的重要风采,也是其政治遗产不可忽视的部分。”中国人民大学民国史研究所颜军博士表示。

  “在人生的弥留时期,孙中山先生发表《勉励国民》《告诫同志》《救国方针》讲话,具有格外的意义。在约二十分钟的录音中,他呼吁国民奋起救国,要求同志为国牺牲,声调虽然不高,但语意则铿锵有力,表现了一个革命家在临终前的坚定政治信念和对国民、同志的殷切期望。正是这样的声音,超越时空,激励着包括中国共产党人在内的一大批仁人志士,为中华民族的振兴而前赴后继,其感染力是文字稿难以企及的。”颜军称,正如吴稚晖所言:“即未必得体其言,敬畏之念、亲爱之情,已油然自生。”

  20世纪20年代,孙中山及其创建的国民党,在中国开始了以党建国的政治实验,这是中国政治史上值得研究的一篇。为宣传其政治理念,巩固其统治地位,国民党动用了多种手段。“在此过程中,声音再次影响中国,成为塑造历史的工具。”颜军提出,最值得一提的就是《总理遗嘱》《总理纪念歌》《天下为公歌》等声音的传播。

  《总理遗嘱》,即孙中山要求同志依照《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等贯彻实施的国事遗嘱。根据国民党的规定,在各级党政军机关每周举行的总理纪念周上,“主席宣读总理遗嘱,全体同时循声宣读”(《总理纪念周条例》)。此后逐渐扩展到学校和其他机关团体,成为民国时期很多集会的重要内容,甚至在民间出现“有结婚而读遗嘱”(《大公报》1928年11月12日第1版)的情形。《总理纪念歌》是近代著名音乐人黎锦辉创作,歌词颂扬孙中山革命业绩,激励民众“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1928年,黎锦晖带团到东南亚演出,该歌在当地引起了轰动,随后便开始传唱。《天下为公歌》是因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倡议而产生的歌曲,以孙中山推崇的天下为公为主题,也在当时的各种场合传唱,激荡民心。1990年,已故武汉音乐学院教授孟文涛在一篇文章中谈到:“近几年来,不知打何时起,我脑子中经常会浮现起至少也是55年前的幼时就唱熟了的这首歌。当我近来想到要介绍它时,试着唱一下,竟能一口气唱到底(包括它的过门)……就试着问问身边的4位老同学(都是近70岁的人)知否此曲?不料竟一个个都说唱过……一位四川籍的长辈巫先生甚至还说那是当时的国歌呀”(《关于〈天下为公歌〉》)。由此可见这些声音在当时的影响。

  由于多种因素,这些影响时代的声音在后来被人淡忘,甚至连词曲作者等一些基本信息都无法确认,可谓一种记忆和史料的严重缺失。《孙中山及辛亥革命音频文献》将这些音频再次汇集,如收录了多个版本的《总理遗嘱》《总理纪念歌》等,再现了上个世纪流传于各个时代、各个地区包括海外的声音,为我们了解和研究民国史提供重要的新角度和新史料。从这些重新回响于我们耳畔的声音推之,在近代史中,声音影响着当时国人的观念、生活,影响着历史和社会的进程,从学术角度而言,这是近代史研究中不能忽略的重要范畴。

    历史研究新视角:音频史料

  同时,在近代史的进程中,“在反抗列强压迫,推翻清朝统治,创建共和国家的过程中,革命党人等有志之士,有意识地利用戏曲、录音技术等新旧声音手段,抨击专制压迫,宣传革命主张,有力推动了革命形势的高涨。”颜军称。

  表现革命思想的地方戏曲和曲艺作品更易于被广大不识字、或识字少的基层群众所接受,宣传效果与报刊、杂志和书籍相比非但毫不逊色,反而效果更佳。而这点,只是缘于以往学术界对多媒体文献的基础整理工作不足、研究重视程度不够而被长期忽略。

  譬如,辛亥革命期间,柳亚子、沈缦云等同盟会会员积极推动京剧改革活动,宣传革命思想;潘月樵、夏月润、毛韵珂等京剧艺人投身于革命事业,为革命军义演募资。1901年汪笑侬编演的《党人碑》是经典的革命京剧作品,《民军光复大武汉》《秋瑾》《鄂州血》等京剧则直接反映革命事迹。滩簧是流传于江浙地区的曲艺形式,辛亥期间艺人林步青编演大量新曲目,既有传播新思想的《禁美货》《跑马赋》《立宪赋》《天足会》《戒烟赋》等“时事新赋”作品,又有直接宣传共和革命的《打制造局》《从军乐》等作品。1925年,大中华唱片公司还录制了反映“五卅惨案”的滩簧作品《五卅春调》《五卅叹词》。厦门南音是另一个留存辛亥革命音频文献的曲种,书中收录了1912年初录制的《革命歌》《早剪辫迟易服》等珍贵作品。

  “听戏一事,上而内廷,下而国人,无不以听戏为消遣之助。”如汪笑侬演出的京剧作品《党人碑》,“具爱国之肺肠,热国民之血性,能使座中看客,为之痛哭,为之流涕,为之长太息”。李嘉瑞等演唱的厦门南音《革命歌》更是直抒胸臆:“列位同胞要听,这时是中华民国成立,是辛亥年八月一十九日其一,这句话要常常谨记。”

  1948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以陕北权威人士名义发布的国民党战犯名单,发布渠道就是广播。各大媒体如《申报》《新闻报》等,都是通过接收广播报道刊发这一重要新闻的。

  显然,跳出以往依靠的文字资料,在辛亥革命乃至近代史研究中,音频史料与大众生活、政治风云、社会变迁密切相关,对其展开资料文献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必将从新材料、新角度推进现代史研究的进程。

  近几年来,口述历史异军突起,成为一种新的历史书写文本。其特点是流畅、亲切、自然,阅读轻松。但是,也有明显的不足。“因为是根据音频或视频资料所整理加工而成,由于诸多因素,许多人名被故意过滤或回避了,结果给读者一种雾里看花的感觉。”最近,中国人民大学民国史研究所教授马克锋在系统阅读上海文史馆出版的系列口述历史,这种感觉就非常明显。由此,在他看来,音频资料具有原始性,对于学术研究弥足珍贵。这些史料真实、形象,没有删节、修饰,原汁原味,不仅有助于学人认识和感受当时的历史情景,而且对于还原和走进真切的历史情境,都有特别重要的参考价值。

  牛贯杰提出:“从知识生产的角度来看,近年学术界越来越重视图像、音像史料的整理与利用,无论是在公共史学还是专业史学方面都取得不少的研究成果。关于文字史料之外多媒体文献的价值,英国著名史学家彼得·伯克曾有形象的定位:它们‘不能让我们直接进入社会的世界,却可以让我们得知同时代的人如何看待那个世界,它们提供了无价的证据’。言下之意,多媒体文献可以将我们带入历史现场,直观地感受历史,触及到文字无法表达的细微之处。”

  尤其是,近代留声机、无线广播等的发明,留下了大量音频资料,从而给近代史音频资料文献的搜集、整理和研究提供了可能。蔡元培在给《中山先生留声纪念集》的题词中指出:“而欲传其语音,则莫若如留声片”,突出强调了音频资料对传播孙中山思想遗产的重要性。冯玉祥对《纪念集》作者沈卓吾给予高度评价:“卓吾先生深思远虑,当时有见及此,特请先总理讲演,制成留声机片以垂久远,声音清晰,有如面命。”由此,马克锋提出了一条近代史音频史料搜集的路径:“西方近代来华人士,有可能保留有许多关于中国的音频资料,需要发掘整理。如果我们现在将这些音频文献分门别类系统整理出版,不但会加深我们对这段历史的深切了解,而且对晚清、民国史的研究会有进一步的推动。”

  近年来,微观研究与精细化成为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主流趋向之一。华中师范大学教授、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所长马敏在预测21世纪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若干趋势时曾指出:精细的历史观提倡多向度的历史视角,主张历史中的区分和具体化,通过对历史细节的重建,再现历史的复杂性和多面相。而音频史料,将为史学恢复对历史细节动态的绵绵渗透般的感知能力,让史学研究唤起人内心的感悟和共鸣。

  “应该有计划、有组织地系统收集出版近代以来的音像资料,包括与之相关的文献资料。我们搜集整理近代音像资料不要仅仅只注意这些片子,思路可以更开阔一些,比如说从清末到民国初年,报刊上经常刊登一些剧本或唱词,还有一些单行本,像《警世钟》《猛回头》,这些东西在当时流传很广,影响极大,从清末到民国,这些东西究竟有多少,我们到现在没有一个基本统计或目录。我们能不能把这些东西系统整理、出版,然后对其展开研究。”中国人民大学民国史研究所教授、常务副所长郭双林如是建议。

    如何应用新史料

  显然,对音频或图像资料展开深入研究,有一个音频学和图像学的知识准备问题。音频学和图像学是非常专门的学问,如果要充分利用近代以来出版的音频和图像资料展开历史研究,就必须注意音频学和图像学的训练。

  比如,“抗日战争时期《义勇军进行曲》在社会动员和民族认同方面究竟起了多大作用?如何估价这种作用?如果我们仅仅根据歌词,很难说清这个问题。要说明抗战时期《义勇军进行曲》在社会动员和民族认同方面的作用,我们不能凭感觉,也不能仅从史学考证的角度去梳理,或从思想阐释的角度去解读”。郭双林提出,某些纪录片、某些电视剧对某些新观念的生成或对旧观念的解构,其作用要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要远远超过某些文字或口号。所以利用音像资料进行学术研究,如果要想做好,就必须要在理论上下工夫,比如音频或图像作品是怎么产生的,制作者的意图是什么,怎么传播的,受众是如何接受其影响的,等等。“如果不在理论上下工夫,还是用旧的考据学和解释学方法去考证、解读音像资料,恐怕很难深入。”

  郭双林的建议是,掌握音像资料和理论工具之后,就可展开系统研究,可以先从学位论文做起,博士论文如果做不了的话可以有计划地做些硕士论文,从几个领域入手,比方说文本问题、音频问题、图像问题、出版问题、销售问题、消费问题等,有计划地去做。

  “学术研究不可能一蹴而就,它需要慢慢积累。有诸位在前面开道,后面就一定有人跟着走。用上几年、十几年的工夫,我觉得一定能取得不俗的成绩。到那时,我们的民国史研究才不只是文字的,同时是立体的、动态的、有声的、有色的;到那时,民国史研究将迎来一个新的时代。”这是郭双林的殷殷期望。(本报记者陈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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