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狄百瑞,儒学不是静态的

  去年,98岁高龄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东亚思想史专家狄百瑞过世,在国内外学界引起不小反响。狄百瑞对儒家思想的研究造诣颇深,他突破了长期以来西方学界狭隘的地方主义及文化中心主义观念,重新评价东亚的精神文化遗产,作出了重要的学术贡献。

  同许多西方学者不同,狄百瑞认为,儒学传统并不是一个静态的体系和过程,而是一个动态的、连续的统一体,特别是宋明以来的新儒家学说,具有强烈的创造精神及活力。正是基于这种立场,在《东亚文明:五个阶段的对话》一书中,狄百瑞把历史上的东亚文明划分为形成阶段、佛教时期、新儒学、近代四个阶段,并预测了当代儒学的发展趋势。他将收入这部著作中的几篇文章视作“对东亚文明毕生研究与思考的结晶”。

  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2世纪的约1300年,被狄百瑞定义为东亚文明的形成阶段。此阶段的对话,主要在儒家、墨家、道家和法家之间进行。这一阶段的儒学,决定了中国传统的基本特征,这在思想、制度、文献等层面均有所体现。这一阶段,东亚文明的核心价值显然是儒家的伦理观及礼仪秩序,对后世的文化遗惠则是一套丰富的文献:“包括儒家的教义及其伦理教诫、政治知识、历史、诗歌和礼仪条文。”

  佛教东传后,东亚文明进入了佛教时期,这是公元3世纪至10世纪的700年。此阶段的对话,在佛家、儒家和其他东亚国家的本土传统之间进行。在东亚,大乘佛教占据了统治地位,而各种本土的传统则“存活在基层之中”。狄百瑞强调,佛教不仅是一种思想体系,而且成为一种载体,把中国古典文明传播到其他东亚国家。这源自佛教的特点:“总是两手空空,它始终可以自由地适应于当地的口味”。佛教进入东亚,就脱下“印度外衣”,融入东亚文明,而且还带给朝鲜和日本大量中国古典的遗惠——哲学、文学、艺术以及中国的各种思想和制度。

  以宋代理学的诞生为起点,此后的800年间都属于新儒学时期。此阶段的对话,主要来自新儒家与佛家之间,新儒学无疑占有领导地位,而佛教则是“奋力以求生存”。狄百瑞指出,佛教时期,中国传统与佛教的对话,催生了新儒学。新儒学以朱熹的著作为基本教材,主要通过教育途径影响东亚各文明,并成为近代中国与东亚其他国家之间“最富有生命力的联系”。面对近代以来西方思想文化的侵入,东亚各文明的种种反应,也可以从新儒学中寻求答案。在经历了前三个阶段的文明发展之后,近代东亚的对话主要来自新儒家与西方文明之间——“这一时期,扩张中的西方文明冲击着东亚的沿岸,冲刷着这些古老的岩石”。

  继广泛探讨东亚文明的历史及特征之后,狄百瑞进一步阐述了儒学发展的当代趋势,剖析了儒学在现阶段东亚的作用和可能的前途。他特别看重儒家的家庭伦理观,强调家庭、学校和国家构成传统时代儒学三大“制度上的据点”,而家庭则是最为持久的根据地。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虽然今天整个东亚学校教育的主体是传授西学,但通过家庭这个根据地,新儒家传统能够长久生存下去。

  据此,狄百瑞认为,现代东亚最为人们所强调的价值,诸如自我约束、团体忠诚、节俭、自我否定与服从权威等,都可以理解为一种儒家家庭伦理的基本价值,因为,“它在某种意义上是跨阶级的,不只是在一个经济领域里面运作着”,而且已经被证明是适应于各种十分不同的社会与政治体系。

  (作者:梁宗华,系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基地教授、山东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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