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学者编辑的倔强——为《我在〈文史哲〉干编辑》所写序言

本文为作者为邹晓东著《我在〈文史哲〉干编辑》所写序言。该著由广西人民出版社6月出版

  虽然晓东本科、硕士、博士阶段都是在山东大学度过的,但他在读期间我们素不相识。2014年春天,在第三届尼山世界文明论坛期间,他的老师谢文郁教授问我,有无可能接受他的一个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做博士后的学生来儒学高等研究院工作? 这位博士后就是邹晓东。对于谢文郁教授的推荐,我是重视的。谢文郁教授于2005年加盟山东大学,我则是从2010年第一届尼山世界文明论坛开始,对其出色的儒耶比较等研究产生深刻印象的。谢教授后来又为第二、三届尼山世界文明论坛重要文本的编撰做出了不可替代的优质贡献。这一切持续加强着我对他的学术判断力的信任——谢教授向我推荐晓东,原则上(在正常情况下)也应该是出自他的学术判断,我因而要认真对待。

  晓东当时的学术成果放在同龄人中看不算少,但绝大多数发表在集刊上(尽管其中不乏著名集刊),以“唯核心期刊”的评价标准来衡量,他并不占优势。而从办刊角度看,他所发表的论文分别涉及中哲、西哲、宗教三个二级学科,视域广阔非常难得。鉴于《文史哲》编辑部正进入新老交替时期,且自上一位哲学编辑卸任后至今尚无专职哲学编辑,我遂考虑将晓东博士引进到《文史哲》编辑部。记得第一次和他面谈上述意向时,他比较直白地冒出一句“那我干了编辑,还有时间做自己的学问吗”,让我略感惊讶。眼前这个年轻人,看来确实有学术

  情结,但未必能长期安心干编辑。作为《文史哲》主编,我一直认为,“学者办刊”固然是《文史哲》杂志的重要传统,但编辑部专职人员的首要身份是编辑,应想方设法使自己的学术专家功力为办刊所用,尤其不能为了在学术上成名成家而牺牲编辑职分! 所以,略加解释和安抚之后,我也明确告诉晓东:不要把来编辑部工作当做回山东大学的跳板! 第二天,晓东给我发来一条短信,表示会放一放自己的学术研究,先习练编辑业务。这让我感到欣慰。

  晓东正式入职《文史哲》编辑部(暨儒学高等研究院),已经是一年之后的事情。2015年暑假,编辑部安排他参与某一期稿件的三校工作。了解编辑流程的人知道,清样到了第三校,改动一般就比较少了。可是这批清样到了晓东手里之后,他竟毫不客气地(虽然用的是铅笔)按照自己的语感和理解,对许多地方的语法、标点,乃至用词进行了商榷式修改。意犹未尽的他,甚至还在两个地方写下按语,对文章发表学术评论。原本,我们打算让晓东逐步接手包括统筹三校在内的编务工作,一看这架势,遂打了退堂鼓。但就事论事,我无法去多批评他——尽管他的做法有违编辑工作的常态,但对学术和工作的赤诚明显可见。晓东在《我在〈文史哲〉干编辑》(以下称“本书”)这本书中以“学者编辑”自居——这一身份定位,在他正式入职之初所制造的上述“动静”中,就已见端倪。

  也许是怕被编辑工作磨灭了自我,矢志做学者编辑的晓东,总是在为办刊效力的过程中追求“有我”。2015年,《文史哲》杂志首次举办“儒学与自由主义的对话”人文高端论坛,试图以此推动儒学的价值重估与学术形态重建。会后,晓东负责撰写论坛综述。在读到即将发排的文稿时,我发现,这完全不是一篇通常意义上的会议综述。通常意义上的会议综述,总是尽可能地隐匿执笔人的观察者视角与痕迹,尽量以一种“客观”“中立”的姿态,叙述有代表性的会议要点,仅在最后追加一点表彰性和期望性议论作结。这是会议综述最常见的写法。也许是尝到了在《中华读书报》上撰发本次论坛“侧记”时自由取舍的甜头(名为“侧记”,义即不求全),这篇高端人文论坛的“综述”竟被晓东写出了些“以论带史”的派头。材料确实都来自论坛发言,但一波三折的清晰进程,明显是出自叙述者的透视与裁剪——现实中的学术论坛,不可能线索如此清晰地展开。但这种线索清晰的叙述,又着实显得可爱。作为折中方案,我建议将副标题中的“综述”改为“述评”,然后发排。这件事情连同前述“商榷式修改”,让我觉得晓东大概属于那种有着较强的“主观”秉性的人,强烈的“主见”会自觉不自觉地渗透进他的日常工作和文风之中。如今,读本书第三编第三文的按语方知,这种“有我之境”的综述(述评)写作方式,于他竟是师承有自,刻意而为。

  晓东用写作为办刊效力,最出彩的莫过于《“中国人文学术十大热点”是怎样炼成的?》《儒学与“五四”能和解吗?》《“古今中外”四重语境下的〈文史哲〉办刊宗旨》三文。2019年,《文史哲》杂志和《中华读书报》联合发起的“年度中国人文学术十大热点”评选活动进入第5个年头,大家感到有必要进行阶段性回顾与总结,同时也以“五年一小庆”的形式为这项活动进一步增添热度。晓东接手这项写作任务后,激情作业,在《“中国人文学术十大热点”是怎样炼成的?》这篇整版文章中,将人文学术热点评选与呈现活动的“新闻性”“评价性”“创造性”融为一体,提出了“介入式的热点评选”概念,有血有肉地演示了这项活动“预见大势,介入大势,见证大势”的初心和初步成效。《儒学与“五四”能和解吗?》一文,则是对《文史哲》编辑部举办的“儒学价值及其现代命运:五四运动百年纪念”人文高端论坛的侧记,标题拟得颇具挑动意味和时空穿透力,但成文过程相对曲折(参见收在本书中的本文按语),经“催逼”而通盘改写、发表后被一些读者认为“托出了一个重大议题”。

  2021年,《文史哲》杂志在70周年刊庆之际,收到了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全国上下迅速掀起学总书记回信的热潮,《文史哲》亦成为全国瞩目的焦点,人们自然希望更多了解《文史哲》的内涵。晓东郑重其事地写成了《“古今中外”四重语境下的〈文史哲〉办刊宗旨》这篇文章,在学习总书记回信的语境下专门阐释《文史哲》现行办刊宗旨。该办刊宗旨(“昌明传统学术,锻铸人文新知,植根汉语世界,融入全球文明”)正式确立于2007年初,现在来看,高度契合此后十余年来(以及在可预期的将来)国内、国际大环境与精神气候的变迁趋势。平心而论,学界和读书界更关注学术期刊的级别、名头、目录和内文,一般很少注意学术期刊的办刊宗旨。《“古今中外”四重语境下的〈文史哲〉办刊宗旨》一文,成功地指出了总书记回信和《文史哲》办刊宗旨之间的重要共通点,那就是:基于中国主体意识,直面并积极因应“古今中外”四重语境。此文在新的时代语境下,言之有物地显示了《文史哲》创刊之际所奠定的古典学术与时代精神深度交融的刊风基因的持久生命力,有助于提醒人们充分正视学术期刊办刊传统的承传与更新问题。

  最后我想说,尽管晓东一直在抓住各种机会谋求在学者编辑岗位上实现“自我”,但学刊编辑的日常工作确实充满了“舍我随人”的“无我”要求。作为编辑,他必须定期审阅自然来稿,为约稿、审稿、编稿而接触自己原本陌生、原本未必感兴趣的领域,编发自己在观点、思路上未必尽然认同的文章,花许多时间对学者(尤其是他所在的哲学专业的学者)往往轻视的语法、标点、用词、文献问题字斟句酌、严加审核。诚如他在本书《跋》中所言,“学者编辑”是一种充满矛盾的双重身份,如何“切割时间、分配心思”的纠结无处不在。本书显示,晓东正在非常自觉地面对这些矛盾与纠结,正在通过《论“学者办刊”》这样的文章探索症结所在,尝试用“学刊专职编辑主持实用编委工作室”“把学术论坛变成干编辑的工作现场”等设想与实践化解矛盾与纠结。看来,他并不打算在双重身份间顾此(学者)失彼(编辑),而是希望创造出更综合的理念与模式一并成全二者。毫无疑问,这是个难度巨大的长期课题。看到晓东锲而不舍地念兹在兹,作为《文史哲》工作的主持人和长辈,我由衷地欣赏他这股志气,并祝福这位倔强的学者编辑职业生涯行稳致远!(作者为《文史哲》杂志主编,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执行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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