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文舫课”:爰是依船作屋,借湖为场

  传统教育体制尽管主旨是维护封建统治,“和其声以鸣国家之盛也”,但在培养选拔人才方面其实也有可取之处。

  很多到杭州旅游者首先想观赏的自然是西湖,诸如断桥、苏堤、曲院风荷、岳庙和雷峰塔等处,常年都是游人如织。其实环西湖值得细细游览的景观还有很多,只是为游人忽略了,例如为数众多的名人故居和博物馆——全部是免费参观,更有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杭州“四大书院”或遗址——西湖的东南和南面是万松书院和紫阳书院,北面和西北则是诂经精舍和崇文书院,所谓紫阳与万松为伴,崇文与诂经相邻。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西湖被书院包围了,使得西湖平添一种书卷气或文人气——当然这里说的是历史,今天的西湖之滨除了位于南岸的中国美术学院已经没有其他高等学校,因为环西湖都是黄金地段,学校设在此处似乎有些奢侈。惟其如此,那些历史上存在过的书院遗迹还有重修的万松书院等就格外值得珍视。

  说到书院,在中国文化史上可谓源远流长。据邓洪波的《中国书院史》,书院最早当出现于唐代,但具体出现于何时尚有异议。清代大才子袁枚在其《随园随笔》中说书院出现于唐代:“书院之名,起唐玄宗时丽正书院、集贤书院,皆建于朝省,为修书之地,非士子肄业之所也。”但这丽正、集贤虽有书院之名却无书院之实,也即没有最重要的教学功能,不仅性质不同,也没有直接的承继关系。邓洪波认为:“第一,最先使用书院之名的不是唐玄宗时代的官府书院,而是开元以前的民间书院。第二,学校性质的书院虽然是后世书院的主体,但教育与教学不能涵盖书院的所有功能,更不能无限度地强调这种功能,而将书院仅仅定义为某种程度和某种性质的学校。”显而易见,如果这样理解书院,就会有一些不具有教学功能的书院(如以搜集保存典籍为主者)被排斥于研究范围之外,不利于从整体上把握中国书院发展演变的历史。

  不同版本的“四大书院”

  如今学术界基本上认同书院始于唐代初年,彼时出现了一些民办书院,代表者就是湖南攸县的光石山书院、陕西蓝田的瀛洲书院、河北满城的张悦书院以及山东临朐的李公书院等,在某种意义上它们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书院,或者更严谨的说法是唐代最早的“四大书院”。有意思的是,这四所书院中居然两所与战争军事有关,那么该称之为“军事院校”了罢。据邓洪波的解释,彼时正是战乱年代,读书人投笔从戎以报效国家是其社会责任感的表现,这在当时比较普遍,不足为怪。其次在唐代“凡习学文武者为士”,士人原来就包括了文、武两部分人。彼时书院与军事相关,既是特定时代的社会现象,也是士人“习学文武”的追求。从历史上看,“士”这一阶层出现于春秋时期,彼时“士”就既有文士也有武士,更有文武双全者,那吟诵出“风萧萧兮易水寒”的荆轲不就是最好的典范? 只是后来这“士”之称呼才多指文士,而武士有了其他称呼如“武将”“武官”或多少带有贬义的“武夫”等。

  作为传统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书院自然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虽然在特殊历史时期受到过不同程度的打压,但其发展一直没有真正中断。不少书院源远流长,更因有名人执教或培养出众多名人志士而闻名天下。要说古代最有名气最有影响的书院,一般称为“四大书院”,而这一说法的出现也正是在书院发展的黄金时期——有宋一代。

  据邓洪波的《中国书院史》,所谓天下“四大书院”说始于宋代诗人范成大游览石鼓山的诗作,所提及“四大书院”徂徕、金山、岳麓和石鼓皆以山名,明显有着钟情于山水的诗化特点,《石鼓山记》也以文笔优美载入史志。随后是宋代理学家的定义,书院讲学成为一种事业追求,“四大书院”之称也就被赋予更多的学术意义,成为符号与象征,也就成为各家书院努力进入的对象。宋代理学家中较早提出“四大书院”者为吕祖谦,他所认定的四大书院是嵩阳、岳麓、睢阳(即应天府)和白鹿洞,其时白鹿洞书院方在朱熹主持下重新修复,意在弘扬紫阳之学,故朱熹请吕祖谦撰写《白鹿洞学院记》,既然是好友相邀,吕祖谦必然将白鹿洞置于“四大书院”之列。之后,鉴于朱熹的学术大咖地位,这一说法逐渐被接受并成为一种占据主流的说法。不过也有史学家对此提出异议,并提出了他们认可的“四大书院”,如此到南宋时基本有三种组合:

  第一、徂徕、金山(茅山)、岳麓、石鼓

  第二、嵩阳、岳麓、睢阳(应天府)、白鹿洞

  第三、白鹿洞、石鼓、应天府、岳麓

  如除去重复者,实际列名“四书院”者只有岳麓、石鼓、白鹿洞、茅山、徂徕、睢阳、嵩阳等七所书院,其中只有岳麓书院被各家所共同指认,堪称天下四大书院之首。1998年4月29日,国家邮政局在河南商丘市睢阳区举办了“四大书院”邮票首发仪式,所选书院为“应天书院、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嵩阳书院”,这应该算是官方对“四大书院”的认定。据说石鼓书院落选是因为早年毁于日军战火,来石鼓书院实地考察的人只见遗迹不见书院,随后改选河南登封的嵩阳书院。至此,有关“四大书院”之争至少在官方层面有了定论。

  其实,除了“四书院”之说外,还有一种“三书院”说与之对应,只是影响很小故少有人知。与“四书院”具体所指多有分歧不同,“三书院”所指高度一致,就是指岳麓、石鼓、白鹿洞,此说本出于朱熹,但不知为何没有流传开来。其实无论四大书院还是三大书院,不过是一个称号,意味着它们比较有名而已,但没有入选者也有不少具有很高的学术地位。且引邓洪波在其《中国书院史》中的一段文字,帮助大家理解“四大书院”称号的意义:在宋初八十余年间,分布于南京、西京、潭州、衡州、江州、江宁、兖州的“天下四大书院”,依凭着中央与地方官府这样一个强大的权力资源,扮演着替代官学的角色,它们和位居京师开封府的国子学一起,实际构成从地方到中央的官学体系,承担着国家最主要的教育任务。这种状况,一直到仁宗景祐年间先后改书院为州府学时才开始改变,到庆历兴学时基本结束。此其一。其二,“四大书院”替代官学数十年之久,挟其影响全国的显赫声势,强化了书院的教育功能。从此,学校性质成为书院的主流,招收士子肄业其中成了书院最主要的特征,办学与否成了区分书院是否正宗的标准,影响所致,人们遂以教育教学为书院最主要的功能。第三,替代官学的宋初四大书院,可以视为中国书院教育制度基本成立的一个标志。

  遗憾的是,由于各种因素,杭州历史上的“四大书院”敷文(即万松)、紫阳、崇文和诂经精舍未能入选全国“四大书院”,但依然在国内书院中占有重要地位。且因得地利之便,一直吸引众多名人志士来杭州求学。直到民国初年这四大书院才完成自己的使命,或转型为现代学校或烟消云散,但它们为发展中国传统教育做出的成就永远值得重视。其中的崇文书院,更是有着鲜明的办学特色。

  叶永盛和“崇文舫课”

  首先,书院无论民办还是官办,既然承载了为国家培养人才的重任,如何吸引读书人来此求学就是题中应有之义。为此各书院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有的以免费提供食宿且还有生活费作为噱头,有的则以地处风景绝佳处吸引众书生,崇文书院因位于西湖西北侧的曲院风荷内,自然更富吸引力。而且这崇文书院吸引学子的还有其他书院无法模仿的一点,就是闻名遐迩的“舫课”。所谓“舫课”就是在船上学习,试想象一下泛舟于西湖之上,边欣赏美景边读书学习,该是怎样的诗情画意? 且看古人对此场景的描述:

  爰是依船作屋,借湖为场。小艇恰受三人,扁舟各当一队。墨兵交错,静曫龙虎之文。水战纵横,纷结鹤鹅之阵。意涌而游鱼欲出,思飘而放鹤俱飞。笔峦颖竖,则双峰疑低。砚海涛翻,则两湖欲黑。于时青山衔日,绿水凌风。画舫止于中央,小船出乎别浦。诗正易奇,各思建鼓。马迟枚速,咸待鸣金。挥兔万言,在昔何劳数谢。倚马五版,于今不得推袁。溯游溯洄,山光与水光相接。一觞一咏,人影将鸟影皆还。

  这是崇文书院弟子吴雯清、胡文学、叶生、方时、程光湮、潘光世六人联名用骈文所写《西湖舫课征文启》中的一段,描绘的就是崇文书院学生泛舟于西湖之上读书上课的场景,读后不禁令人神往。正因有如此别出心裁的授课方式,以致这“崇文舫课”在清代被称为西湖24景之一。而这一独特上课方式的提出者,就出自被称为“崇文书院之父”的叶永盛。

  叶永盛,字子沐号玉城,安徽泾县人,为明万历十七年(1589年)进士,其生卒年月已不可考。万历十八年(1590年)先仕南浙巡盐御史,专管南浙地方盐商事务。后历任江西巡按御史、直隶巡按御史及山东道监察御史等,于各地主要审督盐商等商业活动。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他奉敕巡视两浙盐务、处理地方商业活动及事务。叶永盛毕生力陈盐民疾苦,多次上疏神宗严正对付盐务奸臣污吏,尤以上疏当时身为南汇盐场主管宦官高时夏之举最为人称道。据说叶永盛去世后,盐民为纪念这位勤政爱民的好官,竟封他为南汇县城隍,虽为迷信之举,却反映出他在百姓心目中的地位。不过叶永盛最为后人称颂的功绩,还是他于明万历28年(1600年)任两浙巡按御史时在西湖之滨创办崇文书院。至于为何创办,则要从明嘉靖年间(1522-1566年)说起。

  彼时的杭州虽然没有了作为南宋都城时的帝王气象,但依然是江南屈指可数的繁华城市,“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自然吸引很多外地商人常驻于此,而徽商就是人数众多的一个外地商帮。徽商自古善于经营,由于杭州物产丰富,这些徽商大都把赚来的钱在杭州买地买房,最后就定居杭州。不过有一件事情他们无法解决,那就是孩子的教育问题——由于他们没有杭州户籍,按当时的规定其子女不但不能在杭州上学,更不能在杭州参加科举考试。对于这些已经在杭州定居的徽商来说,让子女再回老家上学和考试已经很不方便。而如果不能参加科举,其子女岂不是断了读书做官这条人生捷径?这些徽商很清楚,在一个官本位至上的社会,无论经商怎么赚钱都不会真正被人尊敬。随着在杭州定居的徽商人数越来越多,子女无法在当地参加科举考试这个问题也就日益突出。

  彼时徽商们得知老乡叶永盛到杭州任两浙巡按御史,自然很是高兴,纷纷奔走相告。而进士出身的叶永盛也对家乡子女的读书教育问题非常关心,到杭州不久,他就召集在杭的徽商了解情况。当问及子女的教育问题时,叶永盛获知这些徽商子弟因为没有杭州户籍无法在当地入学,更不能参加当地的科举考试。其实叶永盛的前任们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但他们的解决办法过于简单,就是在本地人参加科举考试的名额中拨出一部分供徽商子弟用,一般每年被录取者不过两三人。就这样也还是引起本地人的不满,认为是这些徽商占用了他们的名额。叶永盛认为,如果不能彻底解决徽商子弟的入学和考试问题,会导致徽商和当地人的矛盾。既然徽商们促进了经济发展,是不是可以凭此为由,让朝廷每年单独给这些徽商子弟一些考试名额,于是他写了奏章。不久,朝廷准奏,同意徽商子弟可以在当地参加科举考试,且不占用当地人的名额,为此还有一个专门的名称就是“商籍”。

  办成这件让徽商们高兴的大好事,他们登门向叶永盛致谢,并表态全力支持开办学堂。虽然徽商子弟参加科举考试问题解决了,但因为名额和场地限制,还是有不少人无法进入杭州本地的官学读书。为此叶永盛决心办一所专门收徽商子弟的学堂,但苦于没有合适的场地。此事传开后,有人即推荐西湖曲院风荷附近的一座庭院,这里原是明吏部尚书张翰的宅邸,经过商议,其后人愿意拿出来作学堂,崇文书院因此得以顺利开办。

  叶永盛任职期满离开杭州时崇文书院也并未因此废弃,一些盐商出钱买下了这座庭院,依然作为书院使用,当时的名称为“紫阳崇文书院”,“紫阳”是朱熹的别号,朱熹曾在江西白鹿洞书院讲学,并亲自制定了《白鹿洞书院揭示》,又称《白鹿洞书院教规》,其影响后世几百年,故很多书院都以“紫阳”为名。此外,盐商们还集资为叶永盛建立生祠以示感激。“生祠”就是专门为活着的人修建的祠堂,叶永盛还在世就得以享受世人的敬意,足见他确实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至于为何取名为“崇文”,在古文中这两个字的原意是崇尚文治,如《魏书·高祖纪下》:“国家虽崇文以怀九服,修武以宁八荒,然于习武之方,犹为未尽。”又如唐李暠的《奉和圣制送张说上集贤学士赐宴》诗有:“偃武尧风接,崇文汉道恢”这样的句子,意思都是如此,且可和“修武”相对。此外“崇文”还有一个涵义指古代掌管文化的官职之名。不过,将“崇文”用于书院之名显然就是崇尚文治教化和重视教育之意,所以古代各地有很多书院都以“崇文”为名,至今也还是有不少中小学取名为“崇文”。

  虽然叶永盛在徽商的支持下创办了崇文书院,但当时杭州已有大名鼎鼎的万松书院(即敷文书院)等数家书院,崇文与之相比名气寥寥。直到清代康熙年间,它才迎来自己的高光时刻——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康熙帝南巡至西湖时顺便为崇文书院御题一块“正学阐教”的匾额,并题榜“崇文”。从此,崇文书院有了和其他书院抗衡的资本,在杭州乃至浙江的名气越来越大。从明代到清末,虽然书院几次被焚毁,但都得以重建,规模也日益扩大,生徒最多时达300-400人,可以说徽商子弟在两浙登仕者大多出自崇文书院。在这个意义上,说叶永盛是“崇文书院之父”毫不为过。

  2021年,叶永盛创办的“崇文舫课”以另一种形式得到回应。3月26日,在杭州市崇文世纪城实验学校,一座名为“初心相连”的大型雕塑揭幕仪式隆重举行,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铜雕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朱炳仁先生到现场为雕塑揭幕。这件镂空交错的铜雕工艺品以曲院风荷的荷花为元素刻画了莲叶碧波的西湖风光,形象再现了400多年前崇文书院弟子泛舟湖上读书的场景,寓意教育初心的传承。杭州崇文实验学校、崇文世纪城实验学校,都源自于422年前的“崇文书院”,当年的崇文书院,是为了解决外来商人子女的读书问题,是为实现“有教无类”这一教育使命。而今,“崇文舫课”以雕塑形式再现于世上,叶永盛先生地下有知当会感到欣慰吧。

  书院的山长和“自课文”

  由于崇文书院就位于西湖风景区的曲院风荷内,对那些莘莘学子来说,如果既能读书又能观赏美景,岂不是两全其美之举? 故崇文书院虽然以招收徽商子弟为主,但也有部分其他地区的学子前来报考。例如那位以《浮生六记》知名的沈复,就曾报考过崇文书院,且看他在《浮生六记》中的有关描述:“旭日将升,朝霞映于柳外,尽态极妍;白莲香里,清风徐来,令人心骨皆清。步至书院,题犹未出也。午后交卷。”对沈复而言,兴许是否被录取倒不太重要,观赏西湖美景才更要紧。

  古代书院最主要的使命,就是培养学子的科举应试能力,因此所开设课程大都是针对科举所考范围,以“四书五经”为主,进行大量的八股文写作练习。即便有诗词曲赋的学习,也是以练习试帖诗为主。而主持书院的山长或其他教师,为了激励学子,往往也亲自写一些文章,称之为“自课文”,算是给弟子看的“范文”。

  薛时雨(1818-1885),字慰农,一字澍生,晚号桑根老农。安徽全椒人,有时自称全椒老人。清代咸丰三年(1853)进士,授嘉兴知县,后官至杭州知府,为台湾第一巡抚刘铭传的亲家。薛时雨在杭州任知府期间,仲兄薛春黎前往江西主考乡试,在试院暴病身亡,十分可疑。巡抚急调薛时雨改任江西乡试提调官,薛时雨看透了官场腐败,愤然托病辞归,彼时他还不到50岁。继任的浙江巡抚马新贻十分钦佩其学识,遂聘他主讲崇文书院,在此期间他写下大量诗词歌赋。薛时雨主张经世致用,培育了许多人才。他教学不论贫富贵贱,被指“不分尊卑,滥收弟子”,其实他才是真正践行了孔子的“有教无类”之说。

  薛时雨写的“自课文”看似中规中矩,但字里行间仍有一些溢出常规的表露,体现出想自由抒发个人情感之意,而不是局限于对经典的简单注解。薛时雨平时常告诫诸生加强道德学术修养,务为有用之学。他说:“文章行世,若舟车然,不必尽沿古式也。而其为轮为辕为楫为拖之用,则终古而不易。又必其材良而质坚,工精而制巧者,始适用焉。以是为经涂之轨,通津之筏,而无所碍。”

  除薛时雨外,曾主持杭州崇文书院或在崇文学习的名人还有很多,例如曾获会试第一名的马传旭,山水画大师戴熙,“高谈道学能欺世,才见方隅敢著书”的蒋士铨,与阮元齐名的胡敬,“身行万里半天下,眼高四海空无人”的谭廷献以及海宁大儒王国维等等。由此可见,传统教育体制尽管主旨是维护封建统治,“和其声以鸣国家之盛也”,但在培养选拔人才方面其实也有可取之处,不必完全否定。(作者为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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