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侯外庐、郭沫若等人的学术交往——李埏先生口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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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采访人:李埏

  采访人:仲伟民

  时间:2004年10月13日上午10点

  地点:云南大学李埏先生家

  陪同人员:吴晓亮、林文勋

    2004年是《历史研究》创刊五十周年纪念,为此编辑部决定出版系列丛书,其中包括一部口述史,主要内容是采访与《历史研究》有密切关系的老作者,我接到的任务之一就是采访李埏等先生。但因为后来编辑部发生了一系列变化,以及我个人的工作调动,口述工作开展不很顺利。尽管如此,2004年我仍专门到昆明采访了李埏先生,李先生兴致很高,访谈进行了约三个小时。回京后,我整理了录音,形成了一个粗糙的文字稿。但难为情的是,因为我的马虎,李埏先生的访谈录音以及整理的访谈稿,后来竟然不知所踪,心里非常懊恼。今年年初,接到云南大学历史学院“李埏先生逝世十周年纪念会暨学术研讨会”的通知后,我又想起了那次访谈。巧合的是,不久前的一次会议上,我同《历史研究》原总编辑徐思彦谈及此事,她说她保留有访谈稿,我喜出望外,真是太感谢她了!正是她的细心,使这个珍贵的访谈得以重生。现在我略加整理并展示给大家,以表示对李先生的深情怀念!

    仲伟民(仲):今年是《历史研究》创刊50周年纪念,我们想出版一套丛书作为纪念,其中包括《历史研究与中国历史学50年——关于〈历史研究〉的口述史》,因为《历史研究》杂志从某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历史学50年的历程。先生在《历史研究》发表过多篇文章,与《历史研究》有很深的渊源,而且对这个杂志一直都很关注,所以我们想请先生谈谈您与《历史研究》有关的经历和事情。

    李埏(李):我对这个题目很感兴趣。1954年《历史研究》创刊,第1期发表了陈寅恪、侯外庐、范文澜先生的文章,还有向达先生的文章。我看了侯先生的文章后,很感兴趣。

  我的恩师是张荫麟先生,我一直学习经济史,主要是宋代经济史。我到西南联大后,主要还是请他指导。张先生去世后,我的研究并没有中断。解放初期那几年,运动不断,根本没有心思写什么论文,也不敢写。后来《历史研究》创刊了,我看到上面有前面几位先生的文章,感觉到《历史研究》还不是否定一切,不是对过去的一切全否定,于是我也想写点东西。在《历史研究》创刊号中,我对侯先生的文章特别感兴趣,因为他涉及的专题和我有关系。那个时候,我没见过侯先生,也不知道他。看了他的文章后,我就想写点笔记、读后感之类的。刚好不久后学校要评职称,需要每人提供一篇论文,于是我就写了一篇文章,这就是后来关于土地所有制的那篇文章。

    仲:这篇文章影响很大。

    李:文章写好后交给学校,当时就是为了提职称。后来职称通过了。校党委书记鼓励我们向外面投稿,因为我们这里没有刊物,于是我就投给了《历史研究》。当时我什么信都没写,文章也没有挂号,卷起来作为平信寄过去了,想编辑部能收到就收到,收不到就拉倒,自己也不太自信,搞不清楚这篇文章有什么价值。不久,就收到了编辑部的回信,说文章太长了,问是不是能砍掉一些,因为文章将近4万字。哎呀,我写这篇文章用了半个月,修改和压缩则用了一个半月。编辑部要求压缩到23000字,我改成了23200字。寄去后不久,上面派我去参加一个会议,于是我就到了北京。我先去见了向达先生,因为他是我研究生时候的导师。向达先生说我的文章写得不错,我问先生怎么知道啊。向先生说,有一天,侯外庐先生到历史所二所开会,二所即现在的历史所,当时属于中国科学院。当时一所是侯外庐当所长,二所也是侯外庐当所长,三所是范文澜当所长。郭沫若先生很少来开会,他忙得很。一二所常常合在一起开会,由侯先生主持。向先生说,侯先生一般平时来得很早,从来不迟到,但那天侯先生迟到了一刻钟还多。侯先生来到后赶忙说,对不起、对不起,今天我迟到了,因为我修改一篇文章,我对那篇文章很感兴趣,一口气把那篇文章看完,结果就迟到了。

    仲:侯先生就是看的您那篇文章吧?

    李:是的。当时有人问是谁的文章,侯先生说,我也不知道,是从昆明寄来的,名字也很怪,叫李埏,不知道是何许人也。向达先生说,我知道这个人。侯先生问,你怎么知道呢?向先生说,我当然知道,他是我的学生。于是,向先生给大家介绍了我的情况。侯先生说,这篇文章我们要用。向先生说,那好极了。

  不久我出差到北京,开教学大纲的会议。《历史研究》编辑部知道我来北京开会,于是他们通知我说,最好到编辑部来一趟。一位编辑拿出稿子对我说,你看上面有很多批语,是侯先生审的稿,侯先生批了很多意见,希望你拿去看一看,你是后辈,虚心一点。于是我把稿子就拿回去看,当天晚上看,第二天我就送回到编辑部。编辑问,你怎么改得那么快?我说,我自己的文章,很容易看,当然看得快了。编辑问,你认为侯先生的意见怎么样?我说,侯先生主要有三条意见,但第一条意见我不能接受。侯先生希望我从农村公社讲起,从商周讲起,这个我现在做不到,因为商周我没有研究过。侯先生的意见很好,但如果照侯先生的意见做,我只好三年以后再把文章寄过来。编辑说,不行不行,可不能拖那么长时间。我说,文章要是现在登,侯先生的第一条意见我只好保留,其他我都能照侯先生的意见改,你们要是不同意,那就算了吧。编辑说,这个事情你自己看着办,不过你是后辈,你应该虚心一点。

    仲:最后编辑部是不是尊重了您的意见?您还记得那位编辑的名字吗?

    李:那位编辑姓甚名谁,我不记得了。看来编辑部是尊重了我意见,文章不久后就发表出来了。对我来说,这篇文章非常重要。这么说吧,以前史学界,除了云南大学历史系知道有个李埏外,没有谁知道有个李埏。这篇文章出来以后,很多人都知道了云南大学有个李埏。后来我对我的学生说,什么叫成名之作?这就叫成名之作。当时很多人打听,李埏何许人也。有一次我到香港大学,某教授让我打听谁是李埏,我说你不要打听了,我就是李埏,他说我要向你学习,后来我们成为了好朋友。

  我同《历史研究》的关系非同一般,我走进史学界,就是通过《历史研究》。当时云南很多人订阅《历史研究》,但第1期没有,因为《历史研究》第1期出版后才征订。后来我通过历史所买回来三本第1期《历史研究》,一本送资料室,一本我自己留存,另一本送了朋友。我有至今为止整套的《历史研究》,一本不缺,已捐献给我们历史研究所了。我现在岁数不小了,需要处理一下我的藏书。历史研究所地方太小,没有那么多书架,还没有陈列出来。

    仲:您后来与侯先生有没有书信往来?

    李:有,往来书信很多了。当时《历史研究》编辑部把侯先生改的批语给我看,我问把稿子拿回去看可以吗?他们说可以,我就拿回去了。后来我把有侯先生批语的稿子留下了,拿了另一份稿子给编辑部。我对他们说,侯先生的意见我照改了,没必要看原稿了。现在侯先生的稿子我仍然完好地保留着。

    仲:我能不能看看侯先生的批语?拍几张照?

    李:我可能一下子找不出来,不过以后我找出来可以寄给你。

    仲:我要一件复印件就可以了,原件还是您保存。我们出版这本口述史的时候,如果能附上侯先生批语的复印件,那就太好了。

    李:我保存侯先生的批语是一种纪念,因为侯先生已经去世了,又是他亲笔写的。我记得侯先生的批语还是毛笔写的。

  仲:当时几位先生都是用毛笔写的,我曾经看到过他们留存的一些东西。

    李:《历史研究》发表这篇文章在我一生中非常重要,可以说具有关键性的作用。后来因为政治运动,同《历史研究》就没有联系了。到了60年代,我把一篇文章进行了修改,花了很大气力。寄到编辑部后,编辑部让我压缩。我说光压缩不够,需要重写。我不知道编辑部还保存原稿没有,如果有的话,对我来说那是很宝贵的。

    仲:我回去一定查一下。

    李:我当时写得很认真,用小楷写的。每写错一个字,我就用小刀挖掉,然后垫上纸补上,不改在旁边。我拿原稿和改后的稿子给我儿子看,训练他。我的儿子叫李伯重,当时他还没有上大学。我说你先看这篇文章(原稿),认真地看一遍,这是你爸爸写的文章,看完后再看这一篇文章的修改稿。这一篇文章有40000多字,修改后的文章为20000多字,压缩掉一半,我问他,篇幅压缩掉那么多,意思少了没有。他说,意思没有少。我又问他,文字是哪一篇好,他说后一篇好,短的好。当时我就对他说,写文章不要罗里啰嗦,要精练。当然了,如果《历史研究》不要求我压缩,文章就不会写得这样好。当时我曾一度认为《历史研究》要求太苛刻了,现在我则引以为良师益友啊!

    仲:您后来写文章都以此要求自己。

    李:后来还写什么东西啊,也没有时间写了。自我批判都来不及了,“文革”中人都几乎不存在了,还写什么东西呀。

    仲:后来《历史研究》也停刊了。

    李:我认识《历史研究》编辑部的庞朴、高世瑜等。“文革”之后,我投过稿,是札记,因为写那种长篇大论的文章我已经不行了,我积累的卡片在“文革”中被红卫兵抄去了,拿去烧火了,再让我去重新收集资料已经不可能了,老本已经没有了。所以,我就只能写点札记。他们二位(指林文勋和吴晓亮,李先生的二位得意弟子)也帮助我,出了一个集子,论述《史记·货殖列传》。他们让我给学生开一门课,讲《史记·货殖列传》。学生听完课后,每个人要求写一篇读书报告,我们从读书报告中选取了大约10篇,作为书的后一半内容。因此,这本书二分之一是我的,二分之一是学生的。回头送一本给你。

  仲:谢谢!

    林文勋(林):1964年的时候,李先生发表了《略论唐代的“钱币兼行”》(1964年第1期)。1961年李先生执笔撰写了《试论殷商奴隶制向西周封建制的过渡问题》,这篇文章是李先生根据自己参加上山下乡运动,特别是民族调查的资料,联系古史分期问题,对当时古史分期的讨论提出了一些自己的看法,一些新的思路,这篇文章发表在《历史研究》1961年第3期。“文革”之前,李先生在《历史研究》上发表了三篇文章。“文革”中,李先生在云南大学被划成“三家村”“四家店”的骨干人物,因为李先生是吴晗先生的学生,与吴晗先生有师承关系。吴晗先生在“文革”中因《海瑞罢官》剧本首先被揪出来,后来云大运动也开始了,在“文革”之前,李先生的研究重点一个是土地制度,一个是唐宋时代货币制度下的商品经济。“文革”结束后,李先生将其研究上升到一个理论层面,就是系统地提出要重视中国商品经济史的研究,他认为中国的商品经济史在中国古代呈马鞍形的发展态势,第一个高峰是《史记·货殖列传》的时代,大约从春秋末年到汉武帝中期,第二个高峰就是唐宋时代。因为李先生已经研究过第二个高峰,所以李先生在晚年的时候花了很大的力气来研究第一个高峰,他花了很多的精力来研究《史记·货殖列传》。他在研究中发现,《史记·货殖列传》中引老子那段话,即“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以往的研究都不正确。因此,李先生从古代社会变迁的角度,写了《〈史记·货殖列传〉引〈老子〉疑义试析》,发表在1999年第4期《历史研究》上,这是李先生“文革”后在《历史研究》发表的文章。虽然中间间隔了很多年了,但前后的研究是有非常紧密的联系的。

    李:《史记·货殖列传》一开篇引用了一段老子的话,司马迁把这段话放在本篇之首,什么意思,为什么要引用这一篇?老子的这段话是说“至治之极”的社会,这是最好的时代了,“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梁任公先生说,司马迁引这段话是为了批评老子,他运用摩尔根的理论,认为老子的话不对。梁启超之前,还有个杨慎,明代末年最渊博的学者,《四库提要》也说他知识很渊博,他也说这段话是批评老子的。我看杨慎的全集,里面有歌颂老子的。《光明日报》理论部有个肖黎,我很佩服他的见解。

    仲:我同肖黎先生很熟悉,您为什么佩服他?

    李:肖黎有本书叫《司马迁评传》,前后两次讲到这个问题,他认为司马迁很尊重老庄的思想。这就很矛盾啊,司马迁既尊重老庄,又拿过来批,为什么要在《货殖列传》里来批?《史记》不是有他们的传吗?为什么不在那里批?这一点我实在是有点不理解,“文革”后我花脑筋最多的就是这篇札记。我想司马迁引老子这段话,不是没有原因的,他不是为了批判老子。我从《货殖列传》抓住了一个线索,这就是改善生活。“生活”两个字就是他用的。我抓住了改善生活这条线,那么,生活的最高境界就是老子的这个话。就为分析这个问题,我写了这篇札记。这篇文章的责任编辑叫宋超。我后来给高世瑜写过一封信,我说你们把我的文章发表出来,我很感谢,但宋超帮我改了一个字,恐怕不是我原来的意思。

    仲:这个事情,临来昆明之前,宋超特别叮嘱我,要我代他向您表示歉意,他说这个字改错了(听到这里,李先生和大家都笑了)。他现在记得非常清楚,说我到先生那儿一定要替他表示道歉。他说这个事情对他教训很大,说今后绝对不能随便改名家的文字,一定要问清楚查清楚。

    李:就是一个“之”字,到底应该摆在前面,还是摆在后面,位置一颠倒,意思就完全不对了,主动语气变成被动语气了。当然这个错误是无关宏旨,是无所谓的。这纯粹是文人之间的笑话。宋超人很不错的,既然已经发表,就没必要更正了。我当时不好意思给宋超写信,就请高世瑜转告他,请宋超考虑考虑,我的意见对不对。“文革”之后,我给《历史研究》的文章就这一篇,尽管是一篇札记,但我花工夫可不少,比写土地关系那篇文章花的时间更多。

    林:这里我要说两句。《历史研究》发表的李先生关于土地所有制那篇文章,对一个学者的成长和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也对一个学者的家庭和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变化,可以说改变了这个家庭生活的状况。李先生的子女很多,在发表这篇文章之前,生活很困难,经常向周围的老师借钱。这篇文章发表之后,《历史研究》编辑部支付了460元钱的稿费,这在当时是不小的一笔钱。后来这篇文章又被两个地方先后转载,一个是《新华月报》,一个是《社会科学战线》,当时转载支付稿酬的办法是,按原刊物所付稿酬的一半付给,这样每个杂志又付了230块钱,总共又得到460块钱,这样李先生一下子经济上就翻身了。李先生还清了所有的债务,给每个孩子做了一件新的小棉袄,还有很多老师向他借钱。总之,这篇文章对改善一个学者的家庭经济状况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李:那时我的工资才120多元,一下子收到800多元,所以那时正是我交好运的时候(笑)!当时正进行工资改革,高教等级分为12级,学校把我树为四级标兵,评的时候我正在北京,怎么评的我不清楚。回云南后,我才发现自己交了好运,收到了一大笔稿费,工资又提了两级。当时老师一般只提一级,我一年就提了两级。当然,我原来的工资太低了,为什么低呢?因为(解放初)有一段时间我离开云大,省政府文管会派我当云南省图书馆的馆长,我只在云大教一门选修课,所以云大两次工资改革都没有我的份,我的工资还是老样子。没有钱怎么办呢?我们系有一位姓江的教授,他很有钱,知道我困难,就借给我钱。我当时想,你借给我钱当然好,我很感谢,但我怎么还呢?心里头啊老是犯嘀咕。稿费这笔钱来了,工资又提高了,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还人家钱,我当时说要还他利息,他说算了吧,就当我祝贺你。债还掉以后,我又带着小孩到商店里买了三件棉大衣,我自己一件,大儿子李伯重一件,女儿李伯敬一件。儿子穿上棉大衣后,说穿大衣真暖和啊!那时确实很穷,有了《历史研究》这笔钱后,生活大为改善了。《历史研究》稿费这么多,是出乎我意外的。那时《历史研究》稿费分为12个等级,第一个等级是郭沫若、范文澜他们的文章,我的文章被列为第二等级,是很高的,我真是有一点受宠若惊。

    仲:那时《历史研究》的稿费的确不低。

    李:我们在北京开会的时候,侯外老来过会场一次。那是一个盛大的会议,全国的教学大纲会议,杨秀峰、周扬等都来了,很重视这个会。杨秀峰和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两位联名宴请全体代表。我和韩国磐先生坐在同一张桌子上。韩国磐先生和侯外庐先生有旧,韩先生对我说,我们去向侯外庐先生敬酒怎么样?我说好。于是我们两人到他的桌子那里去。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侯先生,如果不是韩先生带我去的话,我根本不知道哪一位是侯先生。敬完酒后,侯先生对我们俩说,历史研究所聘你们为兼任研究员。我当时不知道说什么好,只说谢谢,谢谢!其实,我当时的心里就像谢安听到了淝水之战胜利的消息(大笑)。按当时的规定,做兼任研究员,要给我1/4的工资,我在云南大学的工资200元,这样就要给我50元,一直给了我10年。10年中,这笔钱给我很大的帮助,同历史所的关系也比较密切。反右斗争开始后,我不了解情况,对历史系总支书记说,按照规定,我应该到历史研究所工作一段时间。他说我去问一问学校党委书记。党委书记说,李埏不是右派,可以让他去。于是我就去了历史所。当时,历史所正在如火如荼地反右派。同去历史所的还有蒙文通先生和唐长孺先生等。历史所天天开会,人们无所事事。于是我和唐长孺先生两个人天天跑北京图书馆,看善本书。我们看了很多地方志及其他图书馆看不到的书,两个人结成了深厚的友谊。我尊敬他为前辈,他说不敢当。我们两个人一块吃饭,一块去,一块来。图书馆不开门的时候,我们就去万牲园(动物园)或北海玩。我们朝夕相处,直到离开北京。后来我在云南农村劳动整整一年,当时云大分批参加劳动,一去就是一年,主要是讲师以上的教授。我是第二批去的。除了春节回来一次,其他时间不能回家。劳动锻炼对我倒也是好事,以前我肩不能挑,手不能提,嗨,不到两个月,我就能和生产队里的强劳动力一样劳动。劳动对我很有好处,一年到头,我跟农民同吃同住。以前我不知道农业生产是怎么回事,通过劳动了解了。另外一个好处是,我到大凉山两个月,在那里跟翻身奴隶一起劳动,收益很大。当时,方国瑜先生也去了。我们从大凉山回来后,黎澍先生写来一封信,说你们给《历史研究》写个稿件吧,方国瑜先生让我写,我就写了。去大凉山的共有四个人,我说还是以小组的名义署名吧。黎澍回信说,不要小组的名义,要以本人的名义。我坚持说,还是署我们四个人的名字,如果单独署我的名字,我们四个人的关系就不好了。发表在《历史研究》的这篇文章,是黎澍约的稿。黎澍现在去世了,是不是?

  :黎澍先生是1988年12月份去世的。

    李:有一次我去长春开会,回来路过北京,我去编辑部找田居俭。田居俭说,黎澍在楼上,要不要去看看?我说,没有事就不打搅他了吧。所以我没有见过他。虽然我没有见过黎澍先生,但我看过他写的东西,我觉得很好。你知道有个人叫吴天颖吗?

  :不知道。

    李:吴天颖是北京经济学院的。我从长春回来,看到傅筑夫先生在《经济研究》上的一篇文章,写得很好,就打听傅先生在哪里。吴慧说,我认识,我介绍你们去吧。他写了地址给我们,我们就去了。在傅先生家,我们碰到了吴天颖,他是傅先生的助手。我回来后对学校讲,傅先生的文章很好,可以请他来讲讲嘛。于是我们就请他来讲学,他在云大差不多10天的时间,给我们做了几次学术报告,并游览了昆明。他回去后,说要想办法回报我,于是他邀请我到经济学院。当时经济学院的规模非常小,傅先生搞了一个研究室,大概有十几个人,我给他们做了几次学术讲演,非常热烈。我在北京经济学院差不多待了两三个月的时间。天要冷了,我就回来了。那时经济学院那个地方很荒凉,周围只有一个饭馆。

  :还有一件事情,不知先生记不记得。先生曾经纠正了《资本论》翻译中的一个错误,郭沫若为此专门写了一封信。

  :对,这封信就发表在《历史研究》上。

  :我复印了一份给您带来。林:就在《略论唐代的“钱帛兼行”》(《历史研究》1964年第1期)一文的末尾,一个注释中。

  :有个人叫刘贵武,这个人现在已经去世了。刘贵武在云南大学做过助教,是楚图南的助教,那时楚图南是历史系的主任。解放后楚图南做了西南大区的文教部长,这个大区是邓小平负责的。刘贵武后来调走了,调到了历史研究所。解放前,这个人是地下党员,思想很先进。楚图南对我说,你要多同这个人接近,他会在学问上思想上帮助你。我想他比我年轻,我是讲师,他是助教,他来帮助我?当时我不懂这意思。后来慢慢我才知道,他是地下党(大家大笑)。原来他是要在这个(思想)问题上帮助我进步。有一次他到昆明来开会,对我们系主任说,李埏的这篇文章,郭沫若看了,郭老说这篇文章写得不错,其中李埏指出了《资本论》中译本的一个错误,郭老支持他。后来《历史研究》把郭老的信登出来了。我在自己的文集中,把这封信也收进去了。现在看来这不是什么问题,那时可是不得了的大问题。

  :应该是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

  :马恩全集是中央编译局翻译的,他们的东西有权威性,不好随便提意见的。我要纠正这个错误,于是我请经济学老前辈秦瓒先生看,问是否正确。秦先生说,你仔细考虑了吗?不要冒失啊!他实际上并没看我的文章。在云大开《资本论》课程的戴钟珩教授说,到底是你错啊,还是他们错啊?他们中央编译局多少人在那里搞呀,还不如你呀?!他们不支持我。我心里想,怎么办呢?秦先生问我,到底是中文本错,还是英文本错,你有把握吗?我说,我有把握。他说,我看你还是小心为是。当时我想,撞吧,反正是学术问题。于是就这样登出去了,想不到后来得到了郭老的支持。这让我很佩服,说明郭老认认真真看我的文章了,因为我把这个纠正放在最后一个注上。如果郭老不看完文章,就根本不可能发现这个注。

    仲:后来您同郭老还有过来往吗?

    李:之后我和郭老并没有直接交往,不过他的秘书给我写过信。为什么呢?是因为我的另外一篇文章,题目是《梅花、元宝和马》。郭老写过一个剧本,题目是《武则天》吧?剧本里讲,上官婉儿要派一个人到长安去,给李贤通风报信,于是拿两锭银子给这个人作路费,给他一匹马快跑。于是我就写了一篇杂记,小短文,开玩笑的,我说此人到不了长安,为什么呢?首先,唐朝规定,骑马要五品官以上。杜甫是七品,“骑驴三十载,旅食京华春”,三十年在长安骑毛驴,他为什么不骑马?因为他没有这个资格,级别不够,就像现在坐小汽车一样,是有级别规定的。第二呢,他拿银锭买不到饭吃,因为唐朝还不用银锭,唐朝只能用绢,应该拿绢给他。银锭买不到东西,因为不流通啊,那时还没有货币。我这里有个学生王文成做关于白银的论文,我就讲这个故事给他听。就像现在我们拿美钞到乡下买东西,买不到的,是不是?因为乡下不用这个钞票。所以我说这个人到不了长安,怎么办呢?只有让这个人骑毛驴,再给他两匹绢。我把这篇文章寄给郭老,郭老的秘书回信说:郭老说了,按照你的意见,这个剧就不能演了,唐朝都是席地而坐,如果大家都席地而坐在舞台上,那么下面的人就看不见了(大笑),现在是做戏,不是考证历史。为此,郭老曾给我写过一封信件,可惜这封信找不到了。当然,这篇札记,我本来也没有打算发表。

    仲:李先生给我们谈了好多我们不知道的事情,很有意思。

  :有些是笑话。你现在还在《历史研究》啊?

  :是的,我还在《历史研究》。

    :高世瑜退休了吗?

    仲:没有,她现在已调往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

  :田居俭呢?

  :他前几年调往当代中国史研究所了。

  :时间过得真快啊!

    林:和《历史研究》有关的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这就是1983年在昆明召开的首届中国封建地主阶级学术讨论会,影响很大,成为史学界的盛会。这次会议在昆明召开,李先生从中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这次会议是庞朴发起的。他邀请南开、云大同《历史研究》一起讨论地主阶级的问题。解放以来,大家都搞农民战争,研究农民,但对于地主阶级,很少有人研究。他倡议开个讨论会,我很赞成。我说,过去不讨论这个问题,是有顾虑,因为对地主阶级,只能骂,不能说好话。其实,哪个阶级开始的时候,都是进步的,是应该肯定的。相对于奴隶制,地主阶级是个新兴的阶级,代表新兴力量,应该肯定。但那时谁敢肯定地主阶级啊!庞朴说,不要紧,我们是研究历史问题。我说,你有这个胆量,我们就开。我给学校汇报,学校给了经费6000元,会议还没有用完。后来,《历史研究》还专门出版了会议论文集。

  :会议是1983年开的,论文集是1988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的。第一篇就是李先生的文章《关于封建地主阶级的几个问题》,前言是诸葛计先生写的。

  :我那篇文章就是讲点地主阶级的好话。现在诸葛计怎么样?听说他得了病?

  :是这样。不过,经过治疗,他现在身体康复了。

  :如果你碰上他,请帮我带个好。我们可是老相识啊!

  :好,我一定转达。

  :《历史研究》现在在哪儿办公啊?

  :在后海边上,鼓楼西大街,地安门附近。

  :我去过那个地方。附近那个门叫德胜门。

  :今天李先生谈了一个多小时,太辛苦您了!

  :孔夫子不是说吗,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临来之前,编辑部叮嘱我,一定要来看望李先生,这是我来昆明最重要的任务。谢谢李先生,今天打搅您这么长时间。

  :欢迎啊,你一来,我门口就不是门可罗雀了(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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