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赵氏孤儿》到《中国孤儿》:中国古代戏剧与欧洲启蒙思想的交汇

演讲人:董晓波 演讲地点:南京师范大学 演讲时间:二〇二二年一月

  董晓波 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法治现代化研究院特邀研究员,江苏国际法治动态研究中心首席专家,中国法律英语教学与测试研究会副会长、江苏省比较法学研究会副会长等。主要从事中西文明交流史、法律语言学、法律翻译、语言战略与规划、跨文化交际等方面的研究。

  在数千年的中华文明长河中,有众多经典文学作品为世人所传颂,其中不少经典剧作还在西方国家得到广泛传播。元代剧作家纪君祥所创作的《赵氏孤儿》是元杂剧艺术成就最高的作品之一,被王国维称为“既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也”。作为历史上第一部传入欧洲的中国戏剧,《赵氏孤儿》以其高度凝练的、极富戏剧性的复仇故事征服了当时的欧洲观众,其中蕴含的中国古代儒家思想和传统价值观也得到了当时一些西方学者的赞同。从译本来看,传教士马若瑟最早法译的《赵氏孤儿》,自出版后反响热烈,转译本如德译本、意大利版等相继问世,最终对十八世纪欧洲的启蒙运动亦产生了影响,至今仍在戏剧舞台上盛行不衰,对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交融产生了深远影响。

元杂剧经典之一的《赵氏孤儿》

  元杂剧,又称北杂剧,是元代用北曲演唱的传统戏曲形式,形成于宋代,繁盛于元大德年间(13世纪后半期—14世纪)。元杂剧是在宋杂剧和金院本的直接影响之下融合各种表演艺术形式而成的一种完整的戏剧形式。从戏剧发展史角度审视,杂剧体制完备、成熟并开始兴盛起来是在蒙古王朝称元以后,到了成宗元贞、大德年间,杂剧的创作和演出进入鼎盛时期。最初杂剧流行于北方,以大都(今北京)为中心,逐渐遍布河南、河北。作为一种成熟的戏剧,元杂剧在内容上不仅丰富了久已在民间传唱的传统故事,而且更加广泛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最终成为这一时期广大人民群众最喜爱的文艺形式之一。

  《赵氏孤儿》,全名《冤报冤赵氏孤儿》,又名《赵氏孤儿大报仇》,是元杂剧著名悲剧之一。这部剧所依据的历史事件,最早的较详细叙述见于春秋时期的《左传》,只是当时记载的情节相对简略,而且其中几个关键人物(例如最大反派屠岸贾、保护赵氏孤儿的关键人物程婴和公孙杵臼)并无记载,因此此事在后世所演绎故事的真实程度,至今仍被学界讨论;在西汉司马迁所著的《史记·赵世家》和刘向所著的《新序》《说苑》中,有了更为详细的记述。根据《史记》记载,此故事发生在春秋时期的晋国,晋景公当国期间重用大臣屠岸贾,屠岸贾与另一大臣赵朔有仇,他怂恿晋景公以赵朔父亲和叔叔以往过失的名义惩罚赵家。将军韩厥力劝未果,偷偷通知赵朔逃跑,赵朔不肯,请求韩厥保全赵氏子弟以继香火。屠岸贾假传晋景公命令,杀害赵家满门,赵朔的妻子已经怀孕,因为是晋成公姐姐,躲在宫中逃过一劫。不久后,赵朔的妻子生下一个男孩即赵氏孤儿。为了躲过屠岸贾的追杀,她把婴儿交给赵朔的朋友程婴。在赵朔门客公孙杵臼的配合下,程婴抱来别人的婴儿顶替赵氏孤儿。然后,公孙杵臼故意让程婴向屠岸贾举报自己藏匿赵氏孤儿,程婴依计向屠岸贾举报,宣称是贪图千金之赏,带人抓捕公孙杵臼及婴儿,随后将其处死,从此,赵氏孤儿得脱。程婴把赵氏孤儿带到深山老林中,当作儿子抚养教育。赵氏孤儿长大之后就是赵武,他得到了韩厥及晋景公的帮助,最终回到朝中攻灭屠岸贾,报了深仇大恨,赵氏复兴。在赵武成人之后,程婴向众人告辞,说如今一切安定,他要去向赵氏祖先以及公孙杵臼报告这个好消息,于是自杀。

  纪君祥创作的《赵氏孤儿》,对秦汉时期成型的这个故事进行了改造,使戏剧冲突更加激烈,人物性格更加突出鲜明。在剧中,程婴是赵朔的朋友,赵朔的妻子请求他拯救赵氏孤儿,并自杀以表决心。程婴把赵氏孤儿藏在药箱里带出时,被将军韩厥发现,韩厥不愿助纣为虐,偷偷放行并拔剑自刎。一心搜捕赵氏孤儿的屠岸贾宣布,如果找不到人,就要把晋国上下半岁以内的婴儿全部杀掉。程婴带着孤儿找到公孙杵臼,二人决心舍生取义,合谋救孤。程婴把自己未满月的儿子抱给公孙杵臼以顶替赵氏孤儿,把真的赵氏孤儿带回自己家。然后,程婴按照两人之前的约定,主动向屠岸贾举报赵氏孤儿藏在公孙杵臼家,随即公孙杵臼和程婴之子被屠岸贾所杀。程婴则因为举报有功而受到屠岸贾奖赏,成为屠岸贾的门客。程婴把赵氏孤儿当作自己儿子程勃养大,并使之成为屠岸贾的义子。赵氏孤儿长大成人之后,程婴告诉他全部真相,赵氏孤儿禀告晋景公后,杀死屠岸贾报了仇,随后恢复原姓,更名赵武,承袭赵家原有爵位和资产。

  近代文学家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中盛赞《赵氏孤儿大报仇》和《感天动地窦娥冤》,“剧中虽有恶人交搏其间,而其蹈汤赴火者,仍出于其主人翁之意志,即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也”。考察赵氏孤儿故事传世的诸版本,无论是元杂剧《赵氏孤儿》中的“忠义士各褒奖,是军官还职掌,是穷民与收养”,还是《东周列国志》节录中的“程婴杵臼称双义,一死何须问后先”,蕴含的核心价值都包括忠义观和惩恶扬善等精神,符合儒家遵循的“义利观”。所谓义者,“事之所宜也”;所谓利者,“人之用曰利”。孔子《论语·里仁》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孟子《孟子·告子上》曰:“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

  而在杂剧《赵氏孤儿》的叙事中,作者将这种观念通过激烈的戏剧冲突进一步强化了:于个人层面上,晋国公主自缢封口,只求保全赵家命脉;韩厥将军自刎身亡,好伴鉏麑共做忠魂;公孙杵臼撞阶而死,大丈夫不愁一命终;程婴牺儿铤而走险,名标青史万古流芳。于国家层面上,在大事面前,众人舍己为国,匡扶大义,以“家国天下”的意识、积极的入世精神,保国家大义而置个人利益于身后,体现了《礼记·礼运》中“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道德规范,彰显了中华文化中先公后私、集体至上的思想价值取向,中华民族以小我换大我、以小家换大家的无私奉献精神。

《赵氏孤儿》的法译和西传

  《赵氏孤儿》是十八世纪第一部被翻译到欧洲的中国传统戏剧。《宋元戏曲史》记载:“至我国戏曲之译为外国文字也,为时颇早。如《赵氏孤儿》,则法人特赫尔特Du Halde实译于一千七百六十二年,至一千八百三十四年,而裘利安Julian又重译之。”这里的“特赫尔特”实际是《中华帝国志》(Description de la Chine,简称《中国通志》)的编者杜赫德(J.B.du Halde),而这一版的真正译者是法国耶稣会教士马若瑟(Joseph de Prénare)。1732年(清雍正十年),马若瑟在退居广州时,从《元人百种曲》中挑出纪君祥的《赵氏孤儿》,将它译成了法文,取名为《中国悲剧赵氏孤儿》(Tchao- Chi-Cou-Euih,ou l’Orphel in de la Maisonde Techao,tragedie chionise)。1734年,马若瑟托请从北京回国的法国传教士维莱尔和布罗塞二人将自己的法文译本《中国悲剧赵氏孤儿》带回国内,同年发表在《法兰西时报》上。一年后,全文发表在杜赫德主编的《中华帝国志》上,由此《赵氏孤儿》成为第一部传入欧洲的中国戏剧。

  自17世纪开始,法国经济实力雄厚且文化艺术氛围浓郁,巴黎成为当时欧洲汉学的学术研究中心,在汉学西传史上扮演了重要作用。马若瑟法译的《赵氏孤儿》在刊登之后,受到法国民众的广泛欢迎,当时法国主流学派“百科全书派”所倡导的思想,与《赵氏孤儿》中体现的中国传统文化所倡导的价值观不谋而合,《赵氏孤儿》中体现的邪不胜正的信念和运筹帷幄的坚持,有助于推动启蒙运动的理性精神,抨击宗教神权对人的压制,鼓舞当时的民众反对封建特权制度,从而积极投身构建更加合理的社会。因此,当时法国的学术界很快加入了对《赵氏孤儿》的追捧队伍中,该译本在文学界乃至戏曲界都引起了极大轰动,英译本、德译本、俄译本等在法译本的基础上很快也相继问世。1741年,英国剧作家威廉·哈切特(William Hatchet)根据马若瑟译本的故事情节,改编了英文版的剧本《中国孤儿》。他保留了马若瑟译本的基本结构,但对人物改变较大,屠岸贾被改成了萧何,程婴改成了开封,韩厥成了苏生,公孙杵臼成了老子,赵氏孤儿成了康熙,在当时这部剧并没有被搬上舞台。法国启蒙主义哲学家、文学家伏尔泰也被《赵氏孤儿》重情重义不惜生命的故事所吸引,最终他把这个故事改编成五幕剧《中国孤儿》,并于1755年在巴黎上演,获得巨大成功。英国作家亚瑟·墨菲(Arthur Murphy)则认为伏尔泰的剧本并不令人满意,他也创作了自己的《中国孤儿》剧本,他的这部剧在1759年于英国伦敦的剧院首演,产生了强烈反响。按照一些学者的观点,德国文学家歌德也曾对这部戏产生兴趣,打算改编成悲剧《哀兰伯诺》,不过动笔只写了两幕,没有最终完成。

  在当时整个欧洲“中国文化热”的背景下,《赵氏孤儿》根据不同译者的需求以及不同国家的国情,出现了多种多样的译本,但这些译本多基于马若瑟法译版本的基础,并非直接基于中国元杂剧《赵氏孤儿》,严格意义上来说,这些作品多为转译。这些作品中反映的“中国意象”几乎完全是从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的相应作品和文献中照搬而来的,缺少对中国文化直接的认识和了解,并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当时欧洲对中国的误解,尤其是对元杂剧这一文化体裁更是难以知其所以然。

  虽然,《赵氏孤儿》的欧洲传播之旅展现出的结果是当时西方国家对该剧的改编出现了“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个赵氏孤儿”的局面,但其中的文化交融和价值趋同仍然值得注意,这种文化价值使该剧至今在世界各地的舞台上仍不断上映,依旧好评如潮。如后来在美国上演的《赵氏孤儿》综合了马若瑟和伏尔泰的法译版,以及阿瑟·墨菲的英译版,在演出语言、情节和主题等方面进行了改编。

  分析《赵氏孤儿》风靡当时西方的主要原因,有几点值得注意。

  首先,《赵氏孤儿》故事所弘扬的舍生取义精神和正义必将战胜邪恶的信念,符合人类共同的价值取向。纪君祥剧本的思想基调主要表现为“舍生取义”和“复仇报冤”。故事体现的“义”,是作者在儒家文化熏陶下对主人公行为的一种道德认同,这符合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价值观,是与“利”相对立的人生选择。程婴为了履行承诺,拯救赵氏孤儿,不惜牺牲自己甚至儿子的生命。“舍生取义”是古代中国历朝历代儒家文化传承者们普遍认同的价值追求。而在《赵氏孤儿》故事的最后,赵氏复仇报冤成功,程婴忍辱负重多年的愿望得以实现,充分满足了观众追求“善恶有报”的朴素愿望。

  其次,赵氏孤儿的境遇以及复仇故事,与当时西方宫廷世家的权位更迭存在着某种相似性。“中国元代悲剧《赵氏孤儿》(纪君祥)所写也是古代晋国王室里的斗争,其中那些血淋淋的王公贵族的复仇故事,与古希腊悲剧相似。”(董健,马俊山:《戏剧艺术十五讲》〔修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

  再次,《赵氏孤儿》传播的历史背景是17世纪末欧洲兴起的“中国热”。在17世纪,众多商人不断把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等带到欧洲,这些商品在市场上大受追捧,古代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也成为当时欧洲上流社会竞相模仿的对象,而这种热潮也助推了剧本故事的广泛传播。

  最后,《赵氏孤儿》故事的改写符合所在国观众的审美心理。当时西方的编剧们对《赵氏孤儿》故事,都根据各自的创作目标进行了不同的改造。比如伏尔泰虽然非常欣赏东方文明,但他在改编的时候仍旧恪守了西方戏剧的“三一律”,使改编后的《中国孤儿》更加符合法国观众的欣赏习惯。伏尔泰认为,在法国,悲剧通常分成五幕,还要设定一个爱情故事,因此他在剧中还特别添加了原剧本里并不存在的感情戏。

对启蒙运动的影响

  法国前政要希拉克曾说过,启蒙思想家“在中国看到了一个理性、和谐的世界,这个世界听命于自然法则且又体现了宇宙之大秩序。他们从这种对世界的看法中汲取了很多思想,通过启蒙运动的宣传,这些思想导致了法国大革命”。而就是在启蒙运动开展的18世纪欧洲,一场描绘东方社会传统良俗的“孔子道德的五幕剧”上演得如火如荼,三个月时间内上演了几十场,比同时期其他戏剧的场次要多得多,看戏的人数也多得多,这场引发了欧洲关注的戏剧,正是大文豪伏尔泰根据中国元杂剧《赵氏孤儿》改编的《中国孤儿》。这种情况正好与启蒙运动的开展有所呼应。

  伏尔泰被认为是最早传播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的法国人之一,对中国文化与文学推崇备至。伏尔泰对欧洲文明的失望、对中华文化的推崇其实由来已久。伏尔泰尊崇孔子,自称“孔子弟子”。他阅读了不少有关古代中国的材料,把古代中国想象为一个符合启蒙理想的君臣贤良、仁爱为本、法制健全、社会安宁的国家。通过分析比较,伏尔泰认为中国古老的文明较当时的欧洲文明更为优越。他在历史和文化著作《路易十四时代》(1751)和《风俗论》(1756)中对中华文明大加赞扬,并在《哲学辞典》一书中写道:“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在人类文明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我们欧洲各国的历史远没有中国那么久远,根本无法与其相提并论……孔子的理论对于现在的西方世界也有许多借鉴之处……对于中国的儒家学说,我要充分表达我的敬意。这里面看不到迷信,看不到传说和死板的教条,到处都是对理性的无比尊崇”。

  18世纪的欧洲,启蒙思想的火光刚刚点亮,与此同时,当时宗教教会的空洞和蛮横却在威胁摧毁这摇曳的火光;而这个时候的法国,正处在路易十四的统治下。作为法国乃至欧洲启蒙运动的领袖之一,伏尔泰极力宣扬理性、科学和艺术的力量,将文明和自由视为最重要的追求,认为文明势必战胜野蛮和落后。从历史条件和现实要求出发,当时的伏尔泰也正在中国文学中寻找适合西方社会启蒙运动的某些积极因素。在这种情势下,来自中国的《赵氏孤儿》自然进入了他的视野并引起了他的注意。

  伏尔泰并没有拘泥于《赵氏孤儿》的马若瑟译本,而是根据自己的理解和当时的社会背景,除了“搜孤”“救孤”这一基本故事框架模仿《赵氏孤儿》外,其他如时间、情节、人物等设定,都根据法国自身情况作了改动,从而对这样一部原本以歌颂英雄人物的自我牺牲精神为主旨的中国元杂剧进行了全面改写。

  伏尔泰首先改变了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将原本故事中的春秋时代晋国改成宋元易代之际,这样的改变,让原先故事版本中的一国之内奸臣与忠臣的矛盾,变成了宋朝与蒙元之间的冲突。根据这个改变,伏尔泰亦将《赵氏孤儿》中的人物全部改换了设定,原剧中的赵氏孤儿成了大宋王朝的遗孤,一个家族的孤儿变成了一个国家的孤儿。剧中主人公盛悌成为伏尔泰心目中孔子伦理观的完美承载者、中国儒家文化的杰出代表。他毅然担负起拯救宋室孤儿的职责,不惜牺牲自己的亲生独子,以换取宋室孤儿的性命。盛悌的妻子伊达梅则体现了儒家文化柔美的一面,她对丈夫恭顺礼让,对儿子一腔母爱,但在故事中,当她遭到成吉思汗的威逼胁迫,在面对失去丈夫和儿子与丧失尊严和自由的选择时,她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后者。于是,这一形象便具备了浓郁的启蒙主义色彩。剧中的另一人物成吉思汗则在某种程度上不失为一位理想的开明君主。在伏尔泰笔下,成吉思汗最初以野蛮人形象出现,他千方百计地要找到宋王室的遗孤以斩草除根。后来他却被俘虏的高贵品德所感动,最后不仅不杀宋朝遗孤,而且饶恕了盛悌夫妇,还全面实行了宋朝法律。

  《中国孤儿》中,伏尔泰摒弃了善恶报应的模式,让成吉思汗在伊达梅与盛悌高尚的道德感召下幡然悔悟,以此来表现他所追求的文明精神对野蛮暴力的胜利。整个情节中,没有流血或牺牲,结局也改为双方和解的方式,以一方对另一方的归化使原本相抗衡的矛盾冲突得到缓解、消融。这种结局的安排,正满足了伏尔泰当时的政治需求,宣传了启蒙文化思想。伏尔泰认为,《中国孤儿》中的成吉思汗虽然打败了中原人,但中原文化与文明并没有遭到破坏,而且在某些方面这些文化和文明还同化了蒙古人。伏尔泰通过这样的剧情设定来试图说明文化和文明的力量是不可征服的。从伏尔泰笔下《中国孤儿》第4幕第2场中成吉思汗的喟叹中,我们能充分体会到伏尔泰当时对中国古代文明的视角:

  “我看到了一个古老的民族,地大物博,灵巧勤劳,

  历代皇帝的权威建立在大睿大智之上,就连邻国的君主也恭顺地称臣;

  他们不用武力就能统治天下,

  以良俗美德治民理国。”

  美国汉学家顾立雅在《孔子与中国之道》中写道:“众所周知,哲学的启蒙运动开始时,孔子已经成为欧洲的名人。一大批哲学家包括莱布尼茨、沃尔夫、伏尔泰,以及一些政治家和文人,都用孔子的名字和思想来推动他们的主张,而在此进程中他们本人亦受到了教育和影响。”伏尔泰为了推动当时反对宗教神学的思想启蒙运动,不仅提出学习儒家思想,甚至把耶稣像改为孔子像,朝暮礼拜。伏尔泰痛恨当时宗教教会对欧洲的钳制,希望能够用儒家思想作为摧毁旧体制的武器。伏尔泰在《风俗论》中提及中国法律、风俗时这样写道:“世界上曾有过的最幸福、最可敬的时代,就是奉行孔子的法律的时代。”

  伏尔泰的《中国孤儿》在思想内容上肯定了儒家的思想,强调人类文明的力量,强调人的理性,并运用这些思想开启民众,为法国的社会变革作了思想上和舆论上的准备。《中国孤儿》上演三十多年之后,法国大革命于1789年爆发。在这一重大历史转折中,伏尔泰等启蒙思想家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小结

  历史浩浩荡荡,元杂剧《赵氏孤儿》在西方的传播,正是中西方文化交融互鉴的一个例证。

  元杂剧《赵氏孤儿》自18世纪传至欧洲以来,不断被各国翻译、改编,搬上舞台,屡演不衰。作为第一个传入欧洲的中国戏剧,其情节主要集中于“搜孤”“救孤”,故事虽然只有一楔五折,但其中彰显的儒家思想如“义利观”和“忠诚观”却受到了当时西方学者的重点关注。《赵氏孤儿》通过故事所弘扬的舍生取义精神、善恶有报等观念,反映了人类共通的朴素情感,符合人类共同的价值取向,能够打动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

  而故事中所蕴含的理性光芒,又格外吸引了十八世纪欧洲人的目光,为西方当时正在进行的思想启蒙送去了一缕春风。法国文豪伏尔泰等人将其改编,《赵氏孤儿》变身《中国孤儿》,进一步被赋予了西方的人文精神意蕴,并引发了更多西方人对东方戏剧和中华传统文化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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