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特生笔下的中西关系:中国和欧洲的“纠缠史”

  瑞典考古学家、古生物学家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son,1874-1960)于1914年应北洋政府的邀请,来华担任农商部矿政顾问,主要在刚刚成立的中央地质调查所中,与担任所长的地质学家丁文江(1887-1936)一起组织地质调查,特别是寻找铁矿和煤矿。1916年以后,安特生转而专注于古生物化石的收集和整理,得到了农商部及瑞典方面的支持,并促成随后包括北京猿人、仰韶文化等几项重大考古发现,成为中国现代考古学奠基人之一。1925年安特生回到瑞典,第二年他便出版了《龙与洋鬼子》(瑞典语:Drakenoch defrämmandedjävlarna,1926)一书——这本书后来被翻译成德语和英语,成为了一般西方民众对中国和中国文化了解的可靠信息来源。在同一年,安特生还在斯德哥尔摩创建了著名的“东方博物馆”(Östasiatiska museet),其初始馆藏便是在河南省渑池县的仰韶村发现的陶器。

  中国对西方的历史影响

  经过西方汉学家的研究,《龙与洋鬼子》也通过对话的方式,对中国在历史上对西方的影响进行了普及:

  芝加哥知名博学的汉学家贝特霍尔德·劳费尔在《中国伊朗编》一书中详细记录了从中国传到波斯,然后由波斯传到西方的二十四种农产品,其中有桃树、杏树和茶叶。在东西方文明交流的过程中,也有大量植物从西方传到中国。

  《中国伊朗编》(Sino-Iranica,1919)是德裔的东方学者劳费尔(Berthold Laufer,1874-1934)一生著作中较重要的一种,也是欧美东方学很有代表性的作品,这本书前一部分主要运用植物学、考古学的方法,论述了中国和古代西域植物的传播关系。除了农作物的交流之外,在古代,中国对西方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丝绸了:“罗马帝国时期,漂亮的贵妇们身上穿的轻便、紧身的服装就是由来自中国的丝绸制作而成的。长久以来,只有中国人知道制作这些漂亮绸缎的秘密。拉丁文作家曾经讲述了一个神奇的故事,说丝绸是从树里找到的。”其实公元前5世纪左右河西走廊的开辟,带动了中原和西方之间的商贸交流,而当时的欧洲国家已经出现了“赛里斯”这一对中国的称呼,Seres源于古希腊语的“丝”。由于蚕是靠桑叶养活的,因此在欧洲有这样的说法,认为丝绸来自树上。除了这些比较经典的论述之外,安特生还介绍了美国汉学家卡特(Thomas Fran⁃cis Carter,1882-1925)有关印刷术西传的最新成就:

  一位年轻的美国汉学家,哥伦比亚大学的卡特,一步一步地记录了造纸技术的进步以及印刷术是如何从中国传到西方的。因此,事实上,中国人给我们欧洲人带来了技术手段,这为欧洲宗教改革铺平了道路,也使得普通民众的思想启蒙成为可能。指南针的发明,指引我们发现了美洲;火药的发明,帮助我们推翻了中世纪封建王权的统治。在这些方面,中国人功不可没。在我们所处的时代,是西方的机器文化,给中国复兴提供了工具。

  难能可贵的是,安特生写作此书的时候,卡特的著作《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The Invention of Printing in China and Its SpreadWestward,1925)英文版刚刚出版,可见安特生当时一直密切关注着西方汉学研究的前沿——此书中文译本出版于1957年,卡特的研究也曾对中国学界产生过重要的影响。除了造纸和印刷术之外,指南针和火药也都为近代欧洲作出过巨大的贡献。

  近代以来西方对中国的影响

  中西之间不仅存在着正面的交流与合作,同时也存在着诸多的误解和偏见。丁文江在向安特生解释什么是“洋鬼子”(foreign devil)时说:

  “洋鬼子”不应理解为辱骂,而是动物学里的定义。人类有深色眼睛和黑头发;魔鬼有红头发和绿眼睛。因此,洋人属于后者。这简单明了、无可争议,就像林奈依据植物的生殖器官将植物加以分类一样。

  尽管从中国人的世界观出发,洋人被“科学地”归在了具有红头发和绿眼睛的魔鬼类,但安特生依然认为,“在拥挤的大街上,当孩子们或者愤怒的暴民围追堵截一位洋人,怒斥其为‘洋鬼子’时,这就是骂人的话了。”安特生将这本书命名为“龙与洋鬼子”,是希望运用反讽的手段产生幽默的效果。我们知道在西方的文化中,“龙”所代表的是一种邪恶的力量,而中国的“龙”却是中华文化的精神象征;“洋鬼子”既是指安特生自己,也指一般的西方人。因此,书名的含义就是“中国与西方”。

  在与西方人的交往中,中国人起初拒斥西方物质文明:“洋人煞费苦心终于在1875年才修成了上海到吴淞的一段铁路,竟被清政府赎回并勒令全部拆除。”但之后不久,中国人不仅允许西方列强在中国修建铁路,而且“中国工程师詹天佑修建了京绥铁路,该路段穿过了困难重重的南口。这段铁路设计精妙、坚如磐石,被美国铁路建造业的同行公认为中国工程的典范”。除此之外,西方的技术发明也给中国带来了各种便利:机关枪、迫击炮、飞机、无线电报、暖瓶、电影放映机、理发器和钢笔。这当然不仅仅局限于物质层面:

  在精神层面,中国人也对西方充满了浓厚的兴趣。学生们读尼采的书、用汉语表演易卜生的《玩偶之家》。布尔什维主义在学生群体中广受欢迎。北京的一个油画流派遵循着西方的艺术原则。大都市的小资青年都崇尚爵士乐和短发。

  也正是西方物质和精神文明对中国的影响,使得中国步入了现代社会的行列。这些当然绝不仅限于正面的影响,安特生也特别提到了,在中国一些人吸食鸦片也摇身一变,成了注射吗啡。

  中国与基督教

  在中国,尽管儒释道三教间也存在着不少的竞争和冲突,但最终它们能够实现共存和互补,这里体现了中国文化的一种和谐、调和的精神。与排他性的基督教相比较,安特生在他的书中盛赞中国文化的宽容性:

  虽说我不得不提到当代中国确有的许多缺陷,但纵观整个中国历史,我们可以发现一种高尚品质,使得与西方的野蛮相比,中国颇具吸引力。这便是对拥有不同宗教信仰的种族的无比宽容。……自最早的传统出现伊始,中国对各种宗教的包容度便极强,这使得受过教育的现代中国人在得知西方兴起的野蛮的十字军东征、宗教战争、异端审判、现代的异教排斥,甚至是各种派别的基督宗教等时讶异不已。

  对源于一神教信仰的基督教文化圈中的人士来讲,用一种所谓“调和论”(syncretism)的方式统合信念的冲突,几乎是不可能的。在谈到中国人为什么唯独不能容忍基督教的时候,安特生非常深刻地指出:

  中国人之所以有时会与基督教传教士反目成仇,是因为西方政治对权力的贪婪与肮脏的物质追求,迫使中国人不得不采取极端措施。尽管中国人对精神上的问题天性宽容,但如若某种宗教迫使他们担忧起社稷福祉的存续,我们会发现他们是同样的残酷无情。

  这其实揭示了“礼仪之争”之根本:18世纪初教皇克雷芒十一世(Clement XI)禁止中国的教友使用中国礼仪,除了禁止使用汉语的固有词汇“上帝”和“天”称“神”之外,还禁止祭祖尊孔,后者是中国社会秩序的根本大事,这种做法等同于强迫想要成为基督徒的中国人停止做中国人。而19世纪中叶以来,不论是天主教还是新教的传教活动都成为了欧洲帝国主义列强扩张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些共同构成了有些中国人与基督教传教士反目为仇的原因。

  因此,在安特生看来,中国并非西方人所认为的“一个毫无法度的异教徒国度”:“(中国)已经遗忘了那些古老的偶像,一群受过启发和敢于自我牺牲的传教士在这里照亮了四万万人的精神黑暗。”但安特生同时认为:“当今中国在拼命寻求精神支持,不仅在基督教传教士那里。”安特生认为,中国精神源泉也必然是多元的。

  在安特生看来,对于中国人来讲,传授教义和信条是毫无价值的,“真正吸引他们、赢得他们尊敬、关怀和友谊的,是以身作则”。而自鸦片战争以来那些西方的基督教信徒在中国的所作所为,实在无法让中国人信服,进而相信这种上帝的宗教:

  还有一个阻挠差会传教的障碍,就是欧洲列强对中国的所作所为,违背了基督的教义。英国传教士既然倡导基督仁爱,又怎么为鸦片战争(1840-1842)辩解? 当中国人质问,信奉基督教的各国政府为何派出八国联军以“镇压”为名、入侵北京、无恶不作时,那些可怜的传教士们又何言以对? 从1890年起的十年间,自诩为先进文明的西方列强,几乎都沉迷于强迫中国割地赔款,甚至提出无理要求,企图瓜分中国,划出各自的“势力范围”。这一切,如何让尴尬的“文明使者”粉饰侵略、美化暴行?

  一个正直的国度,怎么可能向另外一个国家输出鸦片? 怎么可能以武力瓜分另外一个国家? 怎么可能到另外一个国家进行掠夺?

  “白祸”

  在列举了白种人历史上在美洲、印度、澳大利亚和非洲所犯下的滔天罪行之后,安特生在书中特别抨击了西方列强瓜分中国的罪恶图谋,他在《白祸》(The White Peril)一章中写道:

  我在本章中使用“白祸”这种措辞,肯定让很多读者震惊。之所以用“白祸”,部分原因是1890年期间列强们对中国的掠夺性政策;部分原因是洋人控制之下租界内的管理不善,这导致了我在《1925年上海的五卅运动》一章中所描述的在去年爆发的悲惨事件。

  1896年沙俄以三国干涉还辽有功,诱迫清政府签署《中俄密约》,将东三省的铁路修筑和经营权交给俄国、并同意战时开放使用港口,从而引发德国、英国、法国、日本等列强争相迫使清政府划出势力范围、租界与租借地的事件。这一主要由西方列强引起的对中国的资本输出和强占租借地、划分“势力范围”的行径,对中国人来讲难道不是一种“白祸”吗?

  在安特生看来,在中国的西方人问题,只有当西方人清楚了自己的身份——客人,而不是主人的时候,才有可能得以解决:

  在华的洋人务必谨记,自己只是客人。既然作为客人,就必须尊重并体谅主人家的风俗习惯。所有列强越早且越彻底地一致支持这种胸襟开阔的人道主义政策(迄今为止仅有美国支持),才能越早解决世界政治中最艰巨的难题之一。

  西方的“文明人”认为其自身的生活方式具有优越性,因此他们有责任和义务推广自己的文化价值和生活方式,这是一种所谓的“文明化传教”(Zivilisationsmission)活动,这一传教除了基督教信仰之外,也强迫包括中国在内的“野蛮国度”接受“文明”的标准和制度。尽管安特生并不否认中国在很多方面要向西方学习,但他同样认为,作为到中国做客的西方人,理应尊重并体谅中国的风俗习惯:

  一方面,我强烈谴责列强们对待中国的某些方针政策;另一方面,我也深知在过去的五十年间,白种人大大拓宽了中国人的精神视野,并使其掌握了改善物质生活的强大杠杆。我十分要好的一位华人朋友曾经告诉我,西方世界给中国文化的最佳礼物就是科学的方法,即系统收集数据,并借助一切可能的比较方法去分析它们的能力。在这一方面,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非常愿意感谢白种人文化的贡献。

  安特生非常辩证地看待西方和中国的关系,一方面他强烈谴责西方对中国的殖民和奴役的心态,另一方面他也认识到在中国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的演进发展过程中,西方世界对于中国的意义所在——而后者他是通过一位中国朋友的亲身感受告诉读者的。所谓“科学的方法”当然不仅仅局限于自然科学,而是包含政治上的法制化、民主化,经济上的工业化,以及思想上的科学化、大众化的进程。在法治方面,安特生认为,废除列强在中国的治外法权,是保证中国司法独立的重要步骤。他指出:

  但很显然,中国现在的司法体系专横武断、尚不健全,政局也不稳定,所以目前不能像他国那样给外国人提供可靠的法律保护。要根据中国司法效率提高的进程,分步骤、分阶段地废除治外法权。根本解决这一问题,需要中方保持克制,需要外方的善意。

  19世纪以来,中国并非唯一授予外国侨民治外法权的国度,当时在亚洲的日本、泰国、伊朗、土耳其,在非洲的埃及、摩洛哥等所谓“未开化”国家,西方都曾采取强压的方法保护西方侨民单方面的治外法权。在安特生看来,治外法权肆意践踏中国的法律。其实早在1917年,中国因为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而与德国和奥匈帝国为敌,从而废除了这两个国家侨民在中国的治外法权。安特生也提醒中国,如果想要根本解决这一问题,又不妨碍中国自身发展的话,“需要中方保持克制,需要外方的善意”。其实最根本的还是中国自身的经济、社会的发展。

  中西合作的典范——协和医学院

  遭受列强的欺凌——中国和瑞典的共同历史在安特生看来,当时中西之间合作的最高成就是美国人在北京建立的协和医学院。他盛赞了石油巨头洛克菲勒(John Davison Rockefell⁃er, 1839-1937)的胸怀和独特眼光。有关当时新落成的协和医学院,他写道:

  这所医学院在多方面令人瞩目:它于1921年竣工,耗资三百万美元,美方不惜一切将其打造成世界一流。这个庞大的建筑群的所在地,曾是清朝的豫王府(豫亲王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的第十五子多铎)。美国建筑师按照中国的“复古”风格改造了豫王府——将古代宫殿的风格应用于二三层的现代建筑上。这一大胆的尝试取得了空前的成功。一字排开的医院和各实验室错落有致,顶部全铺着绿琉璃筒瓦,还有一排排中国传统歇山顶式的角楼,浑然一体,显得格外安静祥和。甚至中国人也称赞这位美国大师的杰作,并宣称要想保留中国传统、静谧、高贵的建筑风格,就务必要效仿这一标杆式的建筑群。

  除了这一处中西合璧的主体建筑之外,协和医院还为工作人员准备了住宅区:后者由十多幢美国折衷主义建筑组成,也非常有特色。但无论如何,医院除了现代化、优美的环境之外,更重要的是对中国医疗人才的培养:“每年,大批受过现代培训的医生从协和走向全国各地。他们不仅有一流的医疗设备,还有协和人特有的妙手仁心和远见卓识。”

  由于瑞典没有参加近代以来侵略中国、瓜分中国的各种帝国主义活动,1900年八国联军中也没有瑞典的军队,1912年民国建立以后,中国政府保持着与瑞典王国的友好关系。而自近代以来,瑞典也备受列强的欺辱。安特生之所以同情中国和中国人民的遭遇,在很大程度上基于同样遭受列强欺凌的历史:

  瑞典人反抗外国入侵的历史长达五百多年,这不由得让人联想起当今中国人反抗外国人的斗争。

  中世纪早期在瑞典的比尔卡(Birka),外国人的影响无处不在。明眼的观察家一定会有这样的印象:比尔卡不像是一个瑞典的城市,它倒像一个(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弗里斯兰人的“租界”。可以明确地说,外国人在比尔卡的影响特别重要。在汉语里,对外国人的称呼是“从外面来的人”。就像目前在中国北方一样,他们带来了新时代的知识和精神力量。瑞典最早的货币铸造,就是模仿外国的图案;瑞典早期也有从国外来的大量传教士,他们的目的是在瑞典传播基督教,这两点与当今中国的情况有明显的相似,主要表现在中国出现各式各样的外国银行、中外合资银行以及大量的外国传教士。

  实际上,从15世纪起,瑞典人就极力抗拒丹麦的吞并企图。1521年,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一世(Gustav Va⁃sa,1496-1560)建立王权,从而使瑞典从瑞典、丹麦、挪威三国共拥一主的卡尔马联盟(Kalmarunionen)中独立出来。三十年战争(1618-1648)期间瑞典在欧洲大陆获得了领土,一度跃升成为欧洲强国。之后在18世纪的大北方战争(1700-1721)中,俄国全面击溃瑞典,从此称霸波罗的海。1809年瑞典同俄国在芬兰爆发的战争中战败,瑞典东部的三成领土被割让,成为附庸于俄罗斯帝国的芬兰大公国。1814年,瑞典与挪威合并,组成了由瑞典主导的瑞典-挪威联合王国,1905年解散。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瑞典保持中立。在安特生看来,作为北欧小国的瑞典周围有诸如俄国、法国和德国这样的大国觊觎,其在历史上的境况跟中国有很多类似的地方,也正因为如此,在《龙与洋鬼子》一书中,他常常以自己的祖国为例,解释中国自19世纪中叶以来被西方列强所瓜分、奴役的历史。

  “纠缠史”(entangled history)告诉我们,国家、民族、帝国或文明都不再成为史学的唯一分析单位了。作为实体本身,它们也是在相互作用和全球循环的过程中形成的,并且相互之间具有关联性。在中国生活了11年之久的安特生,不再将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孤立地来看待了,在《龙与洋鬼子》中,他总是将研究对象置于广阔的中西相互关系情境中来理解和考察,从而跳出了当时依然很流行的西方中心论思想。在心理学上,“共情”(empathy),指的是理解并感同身受他人感情的能力。安特生的这部书是为西方读者撰写的,为了让完全不了解东亚历史文化的瑞典读者能够理解中国,他将自己置于当时中国的位置,并由此来理解中国人在遭遇列强的瓜分和压迫时的感受,这是一种站在中国人的角度“将心比心”的做法。

  安特生在中国工作的这些年创造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成就,《龙与洋鬼子》真正将他在西方的影响力扩展到了一般民众那里。1937年,安特生在抗日战争的硝烟中再一次来到他魂牵梦绕的中国,希望继续之前他开创的史前考古学的事业。当时正值战争期间,并且他的好友丁文江早在1936年初就去世了。安特生只好于1938年转道回到了瑞典,那年他已经64岁了,至此再也没有踏上让他刻骨铭心的第二故乡——中国。1960年10月29日,安特生在斯德哥尔摩病逝,享年86岁。(作者系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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