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图南:治学不为媚时语 独寻真知启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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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12月,楚图南为湖南长沙天心阁书写匾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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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楚图南,一位从云南文山走出的学术大师,他的生命历程几乎贯穿了整个20世纪——作为见证者,他用妙笔记录着中国;作为亲历者,他用双手改造着中国;作为反思者,他用头脑思考着中国。七十载风雨兼程。谈人生,先生真乃“历尽人间无量劫,依然默默自耕耘”,论学术,先生可谓“治学不为媚时语,独寻真知启后人”。

学术之根

  1919年,20岁的楚图南被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即北京师范大学前身)史地部录取,从此与地理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楚图南关于史地研究的学术思想最早是通过其译作来阐发的。他自1935年开始翻译,并于1937年出版了英国史地学家迪金森·霍华士的《地理学发达史》。对于这部书的价值,楚图南说:“总算将地理学的全部内容,及其发展的过程,穷源尽委,扼要而简明地告诉我们了。而尤其值得注意的,则是特详于近代,且以不偏不激的折中派的态度,批评地叙述了近代各家各派对地理学的主张。并为动摇着的地理学觅到了它的最后的立场。”

  对于《地理学发达史》存在的不足,楚图南也有深刻的认识:“对于作为地理学单位的‘区域’的研究,无论在理论、在方法上,都还没有令人十分满意的定则和一定的标准……所以无疑,新地理学的发达和完成,仍有待于新的理论体系和更精确的方法之建立的。”

  而且,楚图南还从学科建构的角度洞察到,地理学的历史虽然和人类历史一样悠远,但科学的地理学,却是在近代自然科学进步后才逐渐发达起来的。

  在翻译研究《地理学发达史》的过程中,楚图南于1935年6月、12月先后在《地学季刊》上发表了《人文地理学的发达及其流派》《中国历史地理学发凡》两篇论文,介绍了中外人文地理学的发展历程,特别是重点介绍了近代地理学家洪堡、李希霍芬等人的地理学观点,并就中国地理学的研究提出了以下课题——中国的地史及地形、中国历代建都考、中国历代的政治区划、中国历代战争之地理研究、东西海陆之通路、中国河道变迁大势、中国历代水利及土地政策、从历史地理所见到的中国史上诸问题、历史地理学与中国现代政治社会之发展等。

  楚图南研究地理学,不仅旨在传播知识、服务教学,更着眼于服务现实政治。针对当时日本对中国东北的侵略野心,他还收集了华北一带的兵要地理资料,准备以实际行动为民族独立和解放作出自己的贡献。

  楚图南在历史研究上的学术成果也有目共睹。他在1921年发表的《河图洛书新说》一文表示,“新说”之“新”在于解读和研究的视角是“根据历史学理来解说”,这样的转换,必然能读出新思想、新观点、新认识。

  在1924年发表的《易经浅测》中,楚图南更是开宗明义:“要研究‘易’,不能不研究易的历史,不能不以历史的解释、历史的方法,来研究易的历史。”在他看来,不用历史的眼光看待“易”,就看不到其真相和本质,也就看不到“易”的真实价值。

  1942年,楚图南在《云南大学学报》发表论文《纬书导论》。他用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对《纬书》进行了系统梳理并明确提出,纬书思想古已有之,它在先秦期间主要沉淀在民间,两汉时则成为士大夫的信仰。而《纬书》成书后出现了两个趋势:一是纬书思想之凝化,二是纬书思想之圣化。

  1980年,楚图南发表《我对历史学方面的几点意见》一文,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提出了重建历史学的四点明确建议:一是尊重历史事实,突出历史的科学性;二是对待史学的态度和作风应该是严谨、认真、科学;三是重视史学知识的普及;四是充分肯定中国史学家的贡献和史学工作的意义。

学术之基

  楚图南一生酷爱文学,70年来不间断地研究文学,并进行文学创作,其文学思想也是通过自己翻译的文学作品来进行阐发的。

  在众多译作中,楚图南尤其重视德国哲学家尼采。

  20世纪30年代初,楚图南翻译了尼采的代表作《看哪,这人》和《查拉斯图拉如是说》。通过两部书的译出,体现他当时的文学主张和文学思想。楚图南十分推崇尼采,“人乃是一种过渡,一种桥梁,他(尼采)教我们走着这桥梁,这高撑在巨壑绝巅之上的一根绳索,由毁灭到创造,经过战栗和斗争,渡到更遥远的未来,光明的未来”,“我就是以这种精神,这种意味,而尝味了尼采。事实上,他也帮助了我在死和黑暗的严肃与无助中,度过了一段绝望和幻灭的生活”。

  楚图南把尼采的生活称为“意大利的山岳高地生活”,把尼采的书称为“山岳高地的书”,把尼采的精神称为“‘山峰与山峰’之间的一种冒险前进的精神”。他称尼采是“现代社会的解脱者”,是“资本主义社会最深刻的侮辱者”,“是德意志和德意志文化的敌人”,“是基督教的最大的叛徒”,“是思想史上的堂吉诃德”。为此,他也明确提出:“在中国,一切在变动之中,介绍和研究尼采,亦只能强调尼采对于时代的叛逆性、革命性乃至进步性即得。”

  1931年5月,当得知《查拉斯图拉如是说》有机会出版时,楚图南难掩心中的激动,“这令我有着将被折断的钢箭,终于又射出来了那样的欢喜”,“我是扪着铁的严肃,在死的战栗,也是在死的大宁静中,译下这东西”。

  55年之后,楚图南再次回忆起当年在狱中学习外文、思考问题的往事。正是在吉林监狱关押期间,他才得以比较系统而完整地接触到了尼采的作品。在那样的特定环境下,尼采作品中独有的反对社会现实、冲决一切罗网的呐喊,那种向往未来、向往“超人”世界的渴求,给予了他力量和联想。

  楚图南对尼采的认识是发展且不断深化的。“文革”期间,他翻译的尼采作品受到非议,但他仍然坚信,将尼采著作介绍到中国,了解其他民族及其思想家的探索及观点,对我们民族和年轻人总会有些好处。

  1986年,《查拉斯图拉如是说》再版。有感于改革开放以来的崭新气象,楚图南认为:“重新介绍、评价尼采的作品和思想,以活跃我们的学术空气、促进我们的学术研究,扩大我们的学习视野,是不无裨益的。”他表示,对尼采的评价应该客观公允,不能失之偏颇,评价人物和作品,既要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客观分析,也要结合时代变化进行细致研究,提出新的认识。

  1936年1月,楚图南翻译了俄罗斯著名诗人涅克拉索夫的杰作《在俄罗斯谁快乐和自由》。在世界诗歌史上,这部诗集首次以荷马赞颂英雄和战争的那股热忱,歌咏了俄罗斯千千万万的平凡大众——农民、劳动者、乞丐、流浪人。他们生活的不幸,反映了俄国农民的悲惨命运,与沙皇统治的黑暗高压。

  楚图南写道:“世界总是这么可悲的愚蠢,可诅咒的残酷,要以武力和暴虐来压服了大众生活的苦难和不平。而真实的诗人,总是这么勇猛地唱出了时代的预言,也燃烧了民众胸中永不会熄灭的火焰。”

  楚图南以“战斗到最后一瞬”的信心与决心,把《在俄罗斯谁快乐和自由》这部长诗作为一支伟大战曲,献给了那个时代正在为自己的生存、为未来的希望和光明,残酷而英勇斗争的战士们。

  195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在俄罗斯谁快乐和自由》。楚图南又对诗集进一步校改,在原英译本的基础之上,在最必要的地方,根据俄文版本进行了适当的补译和改译。

  1941年,楚图南在家乡昆明翻译了《枫叶集》。诗集囊括了欧洲众多诗人的佳作,既体现了时代特点,又彰显了译者期盼。

  比如,在这部诗集中,德国诗人陀劳尔的《铁窗双燕》就映射了译者自己在狱中生活的感思,而俄国诗人莱蒙托夫的《帆》、匈牙利诗人欧特瓦士的《别祖国》则是译者自身热爱祖国、追求光明的真实写照。

  楚图南在《枫叶集》翻译题记中这样表述:“选择欧美人所作诗歌,命之曰枫叶集。这不是要纪念严冬的霜雪,乃是要说明霜雪在生命上所刻下的鲜艳的痕迹,只是使生命增加了美丽。”

  1949年3月,楚图南翻译出版了美国诗人惠特曼的《草叶集选》。楚图南之所以选择惠特曼,是因为在美国南北战争前,他勇敢地揭露了奴隶主和他们的代言人;在南北战争中,他的诗是革命的号角;在南北战争后,他是工业进步的歌唱者。惠特曼的诗充满了对奴隶制的坚决反对,对种族歧视的不满,对被压迫人民的挚爱,对无产阶级波澜壮阔的伟大斗争的讴歌。

  楚图南对惠特曼给予了客观而公正的评价:“惠特曼生于年轻的、新生的、资本主义刚开始繁荣和发达的美国,所以他歌颂着解放了的人类平等自由的生命,以至于这种生命的无涯的欲望,无尽的事态,和无止境的创造和建设。”同时,惠特曼诗歌中无差等的泛爱思想也有着自身的局限性,“一种旺盛的乐观主义也多少蒙蔽了他的视觉,使他看不见这个社会的阴影”。

  楚图南试图从《草叶集选》的翻译实践中探寻出一种译诗的新方法。翻译是难事,译诗是更难的事。“因此,对诗歌的翻译错误在所难免,正确的态度是:在批判者求审慎,在翻译者要虚心,就是严复讲的:‘一字未安,绕屋彷徨’。”

  1949年,楚图南翻译出版了《希腊的神话和传说》,一部内涵丰富、语言精辟的皇皇巨著由此问世。

  在楚图南心中,希腊神话和传说是一个“富矿”,需要从多角度开掘。“关于希腊的神话和传说在人类文化教育上的价值以及对于文学、宗教、哲学、心理,乃至民俗、种族、历史、社会各方面的启示是无人能否认的,也是最不容易说得出来的。这在古代希腊是人类知识和教育的宝藏,在以后的欧洲和世界也正是文学上最重要的遗产之一。”

  作为一部“百科全书”,《希腊的神话和传说》深刻且生动地反映了古代希腊社会生活的种种特征,这些精彩神话和传说成为希腊艺术繁衍的丰厚土壤,荷马史诗和雅典悲剧都从中汲取了丰富的精神养分。

  不仅如此,我们甚至可以从《希腊的神话和传说》中披沙拣金,为中国古代史研究找到很好的借鉴与参考。值得一提的是,这部译著是楚图南在病中以顽强意志和坚定信念完成的,凝聚了他对古希腊历史与文化的深刻把握和洞察。

学术之脉

  楚图南的学术涵养深厚,其学术之脉主要有三条:一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二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三是外国优秀文化。

  当初,刚刚走上学术之路,楚图南就接触了马克思主义。1920年,他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上学时,经人介绍认识了李大钊先生,并学习和翻译了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及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和刊物。

  1925年,楚图南再次离开故乡云南,前往北京与李大钊相见,并随后赴东北在青年和知识分子中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1926年,他正式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成为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

  楚图南也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秉承者。他在1929年发表的《〈史记〉与司马迁》一文高度评价了司马迁“不自由毋宁死”的精神境界,《史记》的“悲凉苍劲、勃郁沉雄”,正是表明了著者的“奇伟高旷”。

  楚图南认为,顾炎武是清代大儒,“清代考据之学,实由顾亭林先生开其端”。鉴于顾炎武对古音研究的探求本源,楚图南感慨:“我以为更难得,更值得我们学习的,是先生遭丧乱之际,所淬砺磨炼,所深思奋发出来的一种悲天悯人、挽回颓局的救世心情,一种提倡正学、力娇文弊的严肃而又实际的治学精神!”

  这种精神就是“学者最先必须有学者的良心”,“以救民水火之心”为人与为学。正因如此,89岁高龄的楚图南仍笔耕不辍,在1988年撰写了《孔子、儒学与中国文化初探》。

  楚图南还是外国文化的引进者、借鉴者。在作品选择上,他注重选择积极健康、向上向善的作品,以拓展中国的学术视野,从中汲取有益于中国学术发展的养分;在接受对象上,他从以学术精英为重点逐步转向人民大众,尤其是青年人,因为他确信这些人对中国的前途更加重要。

  作为新中国第一任对外文化友好协会会长,楚图南以强烈的文化自觉和文化担当,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践行者。

  学术不仅要在“象牙塔”,更应走进实践、融入生活。所以,楚图南既是一位卓越的学者,更是一个优秀的战士。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引领学术、启发人生,更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和发展披肝沥胆、不懈奋斗。

    张瑞才,云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党组书记、主席,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云南省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会会长。著作有《邓小平社会发展论》《学思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研究学术文集》等,主编《云南大百科全书》《云南文库·大家、名家》。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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