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之亡,实亡于报馆”——读《转向大众:晚清报人的兴起与转变》 – 国学网

“清之亡,实亡于报馆”——读《转向大众:晚清报人的兴起与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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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向大众:晚清报人的兴起与转变》,李礼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5月第一版,58.00元

  李礼兄作为法学博士,又是《东方历史评论》执行主编,近年来对新闻舆论史发生兴趣,将目光扫到了现代新闻业的出发点——晚清,在2017年出版了专著《转向大众:晚清报人的兴起与转变1872——1912》,颇受学界关注。

  麦克卢汉称,任何传送信息的新媒介,都会改变权力结构。陶湘称,“清之亡,实亡于报馆”。孙中山亦言,“盖我国此次革命,全赖报界鼓吹之功”。

  清季,所谓千年变局。知识群体在社会变革中被抛于体制之外,此时,现代报刊进入了他们的视野。李礼在书中称,“近代媒体精英的出现,可视为传统士人在家国危机和自身转型中对新兴媒介的借用”。在此种借用中,传统士人对自身力量进行加持,而不再依托于古典的沟通权力,进而在此过程中,开始构建和形成帝国新的公共场域。传统士人找到现代报刊这一工具后,开始寻求通过舆论影响来改变社会,“以辅成国家政事”,“开官智”。

  虽然,最初寄身报馆似乎并不光彩,“精英”二字更无从谈起。也虽然,相对于此后史量才们发达的商业媒体,无论是媒介素养还是采编规范甚至是经营能力,还远未合格。但群体多元、形象多义、身份驳杂的晚清报人们还是踉踉跄跄的走进了历史,由此开始,从体制内的“清议”转向报刊这一表达权力的新通道,并且这些新报人们发现,这一渠道赋予他们的权力空间更大。

  按李普曼的观点,现代社会变得越来越巨大和复杂化,对超出自己经验以外的事物,人们只能通过各种新闻供给去了解。

  这一时期,伴随着太平军席卷江南,当然有王韬们的投机与流离。但在王韬们哀叹“北来庾信已无家”的同时,江南士绅们也开始涌入城市,成为一个新的阶层——“市民”。而这一从农业文明到城市文明的被动过程之中,无论是王韬还是江南士绅们,都没有“饥寒阅岁华”,而是在现代媒体的发展中,开始通过新语汇的形成,逐渐改变了社会土壤。

  媒体的权力来源于对社会和周围意义的理解、传达与解释,以及在这一过程中重构世界,引导公众,而在这一过程中也完成了意识形态对于公众的引导。晚清这一过程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对西方图籍的译介,使人知世界而不仅知华夏;其二,则是报刊对“新语义空间”的建构,比如,对于“国民”等新词汇的使用,直接塑造了新的政治文化以及社会心理,这直接或间接导致了“臣民”社会的瓦解。

  戊戌之后,梁启超一度如丧家之犬。但是当他1912年11月13日自日本回国,十五年的流亡生涯之后,他应该惊讶于,“阵容豪华的欢迎队伍里,不仅包括前直隶总督张锡銮、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唐绍仪,还包括革命领袖黄兴。当月28日入京后,拜会舆论巨子梁任公成为各界时髦之举。梁启超赴会19次之多,成为京城一大奇观。持续的热情多少出乎他的意料,直到此时梁启超才能如此直观的感受到,流亡期间《清议报》每期数千册、《新民丛报》每期多达万余册的影响究竟何在。那些散发着启蒙思想和不同政见的报纸经过各种渠道流入中国,经由知识人群广为扩散,纸上之人已成为举国敬仰的对象”。

  而时下,报刊登陆中夏的百年之后,又一轮的媒体变革跌宕其间,借助于互联网技术的新媒体阶层正在形成,一方面,传统媒体从业者们正从凛冬将至的担忧之中感受到彻骨之寒,另一方面,新技术的拥有者分明感到了从旧体系中分享权力的早春气象。一边是传统媒体的人才流失,另一方面是借助网络,新的表达场域正在形成。

  在《转向大众》的背后,我仿佛看到百年之前的言论巨子,迎风而立,叩响新的时代的门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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