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开王安石身上的谜团——《王安石年谱长编》读后 – 国学网

解开王安石身上的谜团——《王安石年谱长编》读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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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1021—1086)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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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荆公诗笺注》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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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荆公诗笺注》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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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年谱长编》刘成国 著 中华书局

  王安石身上有太多的谜团。

  元祐元年(1086)他卒后,竟未见有行状、墓志、神道碑、家传等资料行世,这本身即是一大谜团。再加上《续资治通鉴长编》《宋会要》等重要史书世罕传本,大量笔记野史信口雌黄、以讹传讹,遂使这一代名相身上的污垢尘埃越积越多,世人竟有无复窥其真相之叹。如王安石的生日、字、封号、子嗣,王安石之弟王安国的卒年等,这些最基本的情况都属讹传或悬案,遑论其余。而素称年谱名作的清人蔡上翔的《王荆公年谱考略》,错漏处竟达60%以上,对于谱主作品的准确系年也仅占王安石诗文总数的5.4%。今人虽不断对蔡谱有所补正,然皆零零碎碎,难成大观。但刘成国的《王安石年谱长编》,却堪称刮垢磨光的学术巨制。

  王安石二子事迹常相混淆。王安石长子王雱,才华高绝,助父熙宁变法;次子王旁,有心疾,百计欲杀妻庞氏,王安石怜庞氏无辜,遂将之再嫁他人。由于雱、旁字形相近,他们的事迹常被混淆,反对变法者更是在笔记中将王旁心疾欲杀妻之事嫁接于王雱身上,借机诬蔑变法之人。三人成虎,因反对变法者蓄意诬蔑,兼之书籍刊刻时往往鲁鱼亥豕,遂致北宋后期有王安石因变法祸国殃民而绝后之传闻。这些不实传闻,有些竟被《续资治通鉴长编》《宋史》等采纳,南宋以后以“信史”面目出现,广为流播。千年之污,谁为洗之?刘著则首次利用王安石曾孙王珏墓志铭,结合《宋会要辑稿》中的史料,复原了王安石身后的四代血缘谱系,并将《续资治通鉴长编》、宋人笔记中关于谱主后裔的诸多无心之失或有意诬蔑,一一予以澄清,洵为王氏功臣。

  王安石生辰,前人聚讼难定。今人有取文渊阁《四库全书》所收《能改斋漫录》卷十“王介甫,辛酉(天禧五年)十一月十二日辰时生”之说,且佐《续资治通鉴长编》载熙宁四年(1071)该日王雱“蒙差押赐父安石生辰礼物”为证。貌似证据确凿。但刘著却注意到武英殿聚珍本《能改斋漫录》的异文:“王介甫,辛酉(天禧五年)十一月十三日辰时生。”并详考两宋礼制,宰执赐生日礼物乃在生辰前一日,从而王安石生于辛酉十一月十三日辰时可成定论。关于王安石胞弟王安国的卒年亦有熙宁七年(1074)、熙宁九年(1076)二说,前者所据为《四部丛刊》本《临川文集》卷九十一的《王平甫墓志》,后者所据为《续资治通鉴长编》,似皆不容忽视。刘著则据《宋集珍本丛刊》所收宋刻元明递修本《临川文集》卷九十一《王平甫墓志》未有“熙宁七年”四字,以及洛阳新出土王安国神宗熙宁八年(1075)所撰《尚书屯田员外郎张君墓志铭》,推翻熙宁七年之说;又据王安石《中使传宣抚问并赐汤药及抚慰安国弟亡谢表》、曾巩《祭王平甫文》等,推断王安国当卒于熙宁十年(1077)八月十七日。《王平甫墓志》中王安国卒于“熙宁七年八月十七日”的记载,“七”当为“十”之讹。

  其他如据2009年南京将军山王安石家族墓志发掘时出土的《王益墓志》和《王安仁墓志》,证定王安石之父王益卒葬之日是皇祐三年(1051)四月十日,葬地是江宁牛首山。据宁波新发现《宋故汪君庄氏墓志铭》,指出王安石治鄞时,鄞民始知土葬之礼,增进了人们对王安石执政地方时的了解。根据北宋灵隐山摩崖题名,考证出谱主于仁宗康定二年(1041)曾赴杭州探望大妹文淑,并于法喜院读书题诗。从《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之《万历新修南昌府志》卷二十八《艺文祠记庙记》中,辑出谱主佚作《许旌阳祠记》,增进了对谱主晚年思想趋向的理解。如此等等,比比皆是,不胜枚举。

  当然,刘著不仅停留于利用新出或未被前人注意到的史料,而是对所用史料能详加辨析,精审考订,以求确解。前举诸例已为显证,另如刘著虽重新史料,但当正史文集足以定谳时,刘著亦不取来历不明之家谱材料。《能改斋漫录》卷十四曾载王安石“改字介卿”,方以智、王士祯、何焯等皆认同此说,刘著则从改字原因、改字风俗、亲友称呼等方面,力证“介卿”属于昵称,并非改字。嘉祐五年王安石接伴辽使事,王晋光《王安石接伴使辽及使北年代初探》、张涤云《关于王安石使辽及使辽诗的考辨》,都系于嘉祐八年(1063),原因在于认为北宋送伴使伴送辽使,只至宋、辽边境白沟;而王安石使北诗中有《涿州》《出塞》两篇描写辽国境内的景色。故王安石于送伴辽使外,应当正式出使过辽国,最有可能是嘉祐八年四月担任遗留国信使出使辽国。然而王、张均未发现关于王安石正式使辽的任何史料,纯属推测。刘著则据《续资治通鉴长编》所载送伴使“故事邀过白沟,置酒作乐”,考证王安石嘉祐五年(1060)春伴送辽使归国时,曾按惯例越过宋、辽边界进入辽国,故撰有四篇描写辽国境内景物的诗歌;除此外,未曾正式使辽,考辨过程非常精彩。

  更令人钦佩的是,刘著对王安石40%以上的诗文作品皆予证据充分的准确系年,另有45%的作品也能大致系年,而诗文的系年,对于考辨谱主行实、交游、思想、心态均至关重要。如王安石《送子思兄参惠州军》中的“子思兄”,沈钦韩《王荆文诗文沈氏注》谓“子思兄”乃黄孝先,刘著据《(道光)广东通志》指沈注之误,谓“子思兄”乃谭必,故系此诗作于谭必英宗治平年间赴任惠州时,令人信服。《桃花源》系王安石名篇,“闻道长安吹战尘,春风回首一沾巾。重华一去宁复得,天下纷纷经几秦。”足见王之高远政治理想,然前人皆未能系年,刘著则考出其作于嘉祐元年(1056)。刘著还据《景定建康志》卷十二所载“熙宁七年四月王安石知江宁府,八年三月一日赴阙”,将王安石名篇《泊船瓜洲》系于熙宁元年(1068),并证明诗歌第三句当作“春风自绿江南岸”,进而指出此时王安石与吕惠卿并非交恶状态,驳斥了《宋史》对王(安石)吕(惠卿)交恶、新党分裂的叙述。

  刘著所运用的资料,不仅有《续资治通鉴长编》《宋会要辑稿》《宋史》等史料,而且举凡小说笔记、方志家乘、总集别集,乃至新出土文献、电子文献等,凡与谱主相关者,无不搜罗殆尽,颇有“上穷碧落下黄泉”之感。可以说,善于利用新出或未被前人注意到的史料,填补前人未臻之空白或解决前人聚讼,是刘著的一大特色,也是其收获最丰之处。

  刘著对北宋著名政治家、文学家、学者王安石的一生,做了细致的材料爬梳和综合考述,内容丰富,堪称近年来宋代文史基础研究的一项重要成果。如果要说什么美中不足的话,我觉得刘著较明显的问题是征引《续资治通鉴长编》太多,而未及完全消化,特别是熙宁四年至九年,所引材料有密不透风之嫌。不过,对于编纂年谱,我只有失败的教训,而谈不上什么成功的经验,姑且置此一说,以俟方家正之。

  (作者:张剑,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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