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文史哲》三位编辑讲述办刊故事——薪火相传,展示高水平研究成果

  编者按:1951年5月,《文史哲》杂志创刊。七十余载,几代编辑人员守正创新、薪火相传,始终坚定不移地恪守“学术为本,质量立刊”原则,在弘扬中华文明、繁荣学术研究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在编辑部全体成员的共同努力下,2009年,《文史哲》荣获“新中国六十年最有影响力期刊”称号;2011年,荣膺“中国出版政府奖”殊荣;2013—2018年连续三届入围全国“百强报刊”;2021年,《文史哲》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2016年至2020年最受欢迎期刊”。近日,记者采访了《文史哲》三位编辑,听他们讲述办刊过程中的难忘故事。

  “稿源是关键,无非三个字,即‘高水平’”

  退休10余年,要说陈绍燕最难忘的,莫过于一次“搓澡”经历。

  1982年,陈绍燕从山东大学哲学系毕业,留在《文史哲》编辑部工作,负责中国哲学方面的稿件。当时,办刊经费有限,陈绍燕常常挎上背包,揣个饭盒,坐上火车,拜访学者约稿。

  一次,陈绍燕到北京找张岱年先生约稿。到了饭点,两个人找了家饭馆,点上几道小菜,一人一杯啤酒,聊得投机。张先生心情很好,吃完饭,手一挥说:“走,搓澡去!”澡堂里,陈绍燕为张先生搓背。陈绍燕笑谈,他手法一般,但张先生很高兴。

  这次经历拉近了两人之间的距离。相熟后,张先生对《文史哲》可谓“有求必应”。《文史哲》开设“国学新论”栏目,陈绍燕向张先生约稿,不久张先生便寄来《如何研究国学》一文,作为栏目首篇稿件发表。

  “办好一本杂志,稿源是关键,无非三个字,即‘高水平’,延揽高水平学者,发表高水平文章。”陈绍燕呷一口茶,说道,“编辑必须主动跑,与高水平学者保持联系,才能保障好稿源。”

  陈绍燕白天约稿,夜里就回到住处精心编稿,或者琢磨如何提高供稿质量、怎样持续约到高水平稿件等。“四处奔波,虽说辛苦,但收获颇丰,结识了很多德高望重的学者。”陈绍燕细数道,“比如冯友兰、朱伯崑、张世英、楼宇烈等老先生,我们都有密切的联系。”

  遇到难以把握的稿子,陈绍燕就去请教编辑部的前辈。“登门拜访时,他们有问必答,令我大为受益。”陈绍燕说。

  “编辑部对稿件要求非常高,常常不放过任何一处细节。”陈绍燕说,出高水平文章,编辑要下足功夫。那个年代,没有电脑和网络,核实引文需从浩瀚书海中翻阅查找,过程漫长且辛苦。稿子都是手写的,常被改得密密麻麻。

  陈绍燕在编辑部时,季羡林先生曾为《文史哲》写过一稿,经过反复研究,编辑部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为此,编辑部给季先生去信商量、询问。季先生表示同意,并说:“全国有关人文社会科学的杂志为数极多,但真正享有盛誉者颇不多见,山大《文史哲》系其中之一。”陈绍燕说,每每想起季老的话,自豪感便涌上心头。

  “‘敬慎戒惧’,才能尽心,尽心才能不亏心”

  在编辑部工作10多年,李梅变化不小。

  刚入职编辑部时,李梅曾被“吓”哭过。当年,她编辑一篇文章,引文生僻,且有部分不规范,便一遍遍给文章作者打电话。作者很不耐烦,训斥了她。

  李梅也很委屈,眼泪啪嗒啪嗒掉下来。出于责任感,她努力坚持着,生怕出现差错。因为担心,李梅常会从梦中惊醒,反复想稿子中的某处错误到底改没改。李梅将自己的工作定义为“辅助者”,为作者服务,工作时慎之又慎,很少有自己的观点。开会讨论选题时,李梅有想法却不敢提出,担心没有学术价值。

  一次夜深人静时,李梅翻开《文史哲》创刊史:历史学家杨向奎任主编,陆侃如、冯沅君、高亨、萧涤非、童书业等骨干教师组成编委会。从组稿审稿,到校对印刷,再到刊物发行,都是他们兼职做的,没有任何报酬,有的甚至自掏腰包办刊。

  李梅看着第一届编委照片,突然深有感触。“我试着去体会、理解这些老前辈,思考他们这样做的初衷。”李梅回忆道,“我渐渐明白了,《文史哲》之所以取得这样的成绩,就在于老前辈们潜心研究、追求真理的精神,这正是需要我辈去传承的。”

  后来,李梅花了大量时间阅读学习《文史哲》刊发过的文章。读得多了,头脑中便有了“学术拼图”。“再做策划时,她更加得心应手了,选题研讨时,也敢于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李梅的同事邹晓东回忆说。

  “优秀的学者,要把精力放在探寻真理、研究创新上。我们编辑要做的是发挥主动精神,融入学术研究之中,帮助他们形成优秀的学术成果。”李梅拿出一本厚厚的《国语集解》,“最近我在编一篇稿,这位学者引用了不少书中的内容。对于这些引文,我逐条研究,仔细核对,必须要做到严谨再严谨。”

  “‘敬慎戒惧’,才能尽心,尽心才能不亏心,不亏心才能坦然。”李梅说,编辑生涯10余年,她仍在跋涉中。

  “不仅是一份杂志,更是几代办刊人的精神和文化传承”

  2016年,孙齐博士后出站。他未曾想到,毕业后会来到学生时代就一直喜爱的《文史哲》的编辑部工作。几年来,孙齐慢慢成长,虽说年轻,但也能“独当一面”。

  2019年,80多岁的黎虎先生将一篇5万多字的长文投给《文史哲》,由孙齐负责编辑。“此文是我毕生学术生涯的总结,也可能是我最后一篇文章,如果能发表在《文史哲》上,荣幸之至。”黎先生说。

  “全文注释达300多条,涉及从先秦到明清的各种史料,必须一一找到原书。”孙齐用了半年时间,与黎先生反复交流、探讨,耐心核对,誊录作者的校改意见。

  不料,文章编好排出校样后,因为篇幅过长,顺延到下一期刊出。如此一来,又多了一些时间可供增补。孙齐赶紧拿出定稿校样重新研读。孙齐翻着厚厚一摞纸,“10余个修改版本,增删达数千字之多,这还只是历次校样的一部分。”

  此文刊发后,在学术界引起很大反响。黎先生给孙齐去信:“许多重要的观点,是在修改过程中补充完善的。你不厌其烦的工作态度,促成了这一结果,功不可没。”

  “编辑这份工作,很大程度上是‘为他人作嫁衣’,但在《文史哲》杂志,我们必须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把文章打磨得更加完美。”孙齐说。

  为何如此坚守?孙齐讲了个故事——

  龚克昌先生,编辑部元老,年近九旬,记忆力已经不太好了,时常认不出人,甚至不记得回家的路。“但老先生总能蹒跚地来到编辑部。”孙齐说。

  《文史哲》70周年刊庆前夕,龚先生又来到编辑部。在会议室里,他看到墙上挂着的编辑部第一届编委照片,挨个地说出他们的名字:“这是赵俪生,这是王仲荦、萧涤非、童书业……”当他走到陆侃如先生的照片前,突然停下,伸出手颤颤巍巍地抚摸相框,哽咽着说:“这是我的老师!”扶着龚先生的是《文史哲》年轻编辑刘京希,同样湿了眼眶。

  “《文史哲》不仅是一份杂志,更是几代办刊人的精神和文化传承,背后是强烈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孙齐说。(本报记者李蕊)

  本版制图:张芳曼

  始终如一  不负韶华(记者手记)

  采访《文史哲》三位编辑前,曾与人探讨过一个话题。《文史哲》甫一问世,便延揽众多顶尖的大学者,关注了一系列学术新思潮,刊发的文章在学界引起过巨大反响。即便在如今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刊物众多的情况下,《文史哲》依然受到读者喜爱,在国内外赢得一定声誉。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听三代编辑讲述办刊往事,答案在心中愈加清晰。七十余载时光,几代《文史哲》编辑,视学术为生命,初心如磐、薪火相传,历经风风雨雨,始终如一、未曾改变。

  相信《文史哲》编辑部的后来者们一定会传承好这种精神,接好下一棒,把《文史哲》办得越来越好,不负韶华,不负读者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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