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里的社会转型——读许倬云《中国古代社会史论》

  《论语》是孔子的弟子和再传弟子记录的孔子及其弟子们的言行录,成书于春秋末期和战国前期。那是一个社会大转型时期。在这个转型期问世的《论语》,通过一些经意或不经意的文字记录,告诉我们那个时代的变化。许倬云先生的《中国古代社会史论: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流动》就把《论语》作为考察那个时代社会变迁的主要资料来源之一。让我们看看《论语》里传达的是当时社会大转型的一些方面。

  《论语》内容反映了儒家之“学”与做官的关系紧密。“根据顾立雅(H.G.Creel)的研究,《论语》里提到的孔子的二十二个弟子中,有九人得到了重要官职,还有一位拒绝了授予的官位。”孔子的弟子学习的主要内容是为从政做准备的。这些弟子的官职跨度也很大,下到小主管上到国家中枢重臣。像子贡就是当时杰出的外交家。这个学后为官的现象告诉我们,当时官职不再由贵族身份来世袭取得,而是开始要依凭学习得到的知识和技能来获取。这是由封建制向后来的君主官僚制转变的开始,这种转变的一个重要方面即“先赋身份地位”让位给“自致身份地位”的转变。

  《论语》里说“雍也可使南面”,这句还是在说明“学而优则仕”的。再一次说明一个人社会地位的获得要靠美德和能力,而不是贵族出身的身份。许先生引用的是拉尔夫·林顿对社会地位的二分法,靠出身的叫“先赋地位(ascribed)”,靠美德和能力的叫“自致地位(achievedstatus)”。今天我们的社会,教育受到极大重视,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教育是“致仕”的必由之路,延续的还是春秋战国时代开启的通过“学”而“致仕”的传统。仅靠出身来袭得地位在合法性上已经立不起来了。

  子贡据说是孔子最富有的弟子,他的财富是靠经商获得的。是不是可以说子贡是儒商的祖师爷?这也说明当时的“士”与“商”是可以兼容的。商人的地位并不低于士。子贡的父亲就是商人,子贡既是大富商,又是一流的外交家,所以所到之国,国君与之不是行君臣礼,而是宾客间的“分庭抗礼”。可见子贡地位之高,这个地位是学与商结合取得的,不是靠世袭爵位得到的尊荣。孔子生前仰仗子贡的经济支持,去世后,还是子贡办理丧葬,守孔子庐墓,并召集同学编写了流传至今的经典《论语》。子贡为代表的商人对社会的贡献和在社会上的地位都是很值得尊重的。

  还有一个重要之处在于《论语》阐明“士”的角色。《论语·泰伯章》中,曾子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以此来说明“士”有他们的道德规范,且以责任感和正直等美德来完成自己的角色定位。在强调“学”的同时,士阶层还要具有不同于其他阶层人士的责任感和美德。后来的士大夫阶层基本上以此标榜自己的社会角色和责任。可以说,这个阶段,“士”阶层转型定位,为后来的“官僚”阶层以道统来约束皇权奠定了基础。可惜后来儒家在皇权挤压下,多数儒生即使不成为“书蠹”,也变成了皇权的“奴仆”,不再具备“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美德。

  从许先生这本《中国古代社会史论》对《论语》的分析来看,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代的社会转型,到了二十世纪清末民国甚至共和国时期,依然在延续着。社会地位从以“学”为基础的科举标准,到废除科举后的混乱时期,再到后来家庭出身几乎决定一切,似乎历史倒退了两千多年。改革开放恢复高考,以能力(和美德)为社会地位基础的社会秩序才逐渐恢复。

  春秋战国时期,自给自足的封建采邑经济逐步瓦解,商人阶层崛起。那时候,以子贡为代表的商人群体地位并不低。商人群体由于拥有财富而获得社会地位,无需依靠高贵的出身、军功或者做官。直到汉武帝时代,为了压制商人对皇权的威胁,在士农工商四大阶层中把商人排到最低,抑制商业的发展。以农立国和儒生阶层的寄生挤压了商人群体。以至于到了明清时期,商人还力争沾点文化气味,以提高社会地位身份。红顶子商人是商人追求的理想极致。在现代工商社会,商人的地位提起来了,但儒商和红顶子商人似乎依然是极大的荣誉。

  总之,在当下,阅读《论语》这样的著作的时候,我们或可注意其中反映出来的社会实况,以及社会转型的一些信息。六经皆史,像《论语》这样的经典同样包含了丰富的社会史信息,从社会学角度予以解读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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