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融古今,通达天下:潇贺古道的历史与人文价值

  潇贺古道是秦、汉王朝基于大一统目的而修筑的水、陆通道,由潇水—新道—临水(贺江)构成。古道位于湘粤桂三省的交界地带,陆路段经道县、江永、江华等地,穿过都庞岭与萌渚岭之间的富川县后达临贺(今贺州八步区),北接湘江支流之潇水,南连西江支流之贺江,长江水系与珠江水系因此相连,是古代中原连通岭南的主要通道之一,也是“海陆丝绸之路”的重要对接通道之一,距今已有两千余年历史。

潇贺古道的形成与演化

  秦统一后,开启了平定岭南的进程,并于“三十四年,适治狱吏不直者,筑长城及南越地”,修建潇贺古道等入岭通道。秦代的潇贺古道大致分两种走向:一是西线,据《富川县志》载,先秦时楚越民间多利用南岭天然孔道交往,公元前213年,秦扩建岭口古道为“新道”,新道起于湖南道县双屋凉亭,经江永县入富川县,经麦岭、青山口(葛坡)、黄龙至古城接贺江,全程170公里,宽1米至1.5米,为青石或鹅卵石铺筑;二是东线,从湖南道县经江华县的大路铺、白芒营、大石桥至广西的白沙达贺州。另外,从白芒营也可入萌渚岭一侧的小圩、大圩,经广西的开山后达桂岭,《贺县志》称此岔道为桂岭通楚古道,辟于春秋战国时期,全道翻山越岭,蜿蜒曲折,长22.5公里,宽2米,路心砌鹅卵石、片石。

  至汉代,古道基本沿用秦时线路,是汉朝统一岭南的主要通道,并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维护与扩建。例如,公元前196年,汉高祖派陆贾出使南越,取此道顺贺江下西江。公元前112年,汉攻南越,“归义越侯二人为戈船、下濑将军,出零陵,或下漓水,或抵苍梧”,汉军取此道下苍梧。平定南越后,岭南置南海、苍梧等九郡,其中苍梧十县中有封阳、广信、冯乘等六县设在古道沿线并筑城防守。公元前111年,古道扩修为“楚粤通衢”,江永县经桃川至富川古城的线路,东移至经麦岭、葛坡南下至古城,并在富川西北设谢沐关,由陆贾等将官驻守,关内有千夫营、兵栈、粮库等,目的是控制此要道。

  唐以降,随着梅关古道(一东)的开辟与灵渠(一西)的重修,潇贺古道作为官方通道的地位下降。一方面,公元716年,张九龄奉旨在大庾岭路基础上开凿新道,将其修拓成“坦坦而方五轨,阗阗而走四通”且可容两车对行、长30余里的大道,大幅缩减了中原与岭南的距离,自此“蚁施鱼贯百货集,肩摩踵接行人担”;另一方面,公元825年,观察使李渤重疏灵渠、增建陡门,“重为疏引,仍增旧迹,以利舟行”,便利行船与灌溉。公元868年,防御使鱼孟威续修灵渠,“渠遂汹涌,虽百斛大舸,一夫可涉”,灵渠通航能力大增,加上桂林地势比贺州平坦,灵渠成为中原直通广西的水路要道。

  此后,潇贺古道逐渐从国家性的交通要道转变为地方性的民间通道,但其仍是沟通岭南、岭北民间交往、商贸往来、民族迁徙的通道,历代地方官府与民间士绅不断对其改造与修缮,逐渐形成了一套主次分明、水陆并举、路路相通的复杂交通网络,古道沿线也留下大量关隘、祠堂、长亭、码头、文庙、桥梁、寺庙等历史遗迹。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湘桂铁路与各级公路的修建与开通,尤其是1966年龟石水库建成后富江航道的衰落,导致古道失去枢纽作用而退出历史舞台,如今只能在其沿线的乡野或古村落中觅得部分残迹。

从潇贺古道到南岭民族走廊

  1978年,社会学家费孝通首次提出“走廊”概念。20世纪80年代,他进一步阐述了南岭、藏彝、河西等民族走廊的价值,用宏观、全面、整体的观念去看各民族的来往变动。通过民族走廊的视角,较好地解答各民族的形成、接触、融合、变化等问题,此提法也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推向了具体化、可操作的层面。他认为,将中国各民族走廊的民族互动整合起来,基本构成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

  南岭作为地理学概念,是湘、粤、桂、赣四省区边界一系列山脉总称,包括大庾、骑田、萌渚、都庞、越城等五岭,是古代隔绝中原与岭南的天然屏障,《史记》载“(秦)北有长城之役,南有五岭之戍”,故南岭也被称为五岭。在南岭走廊,长期生活着壮侗语系的壮、布依、侗、水、仫佬、毛南以及苗瑶语系的苗、瑶、畲等民族,还有历史上从这条走廊迁徙的汉、回、彝、仡佬、满、土家、傣等民族,因此南岭也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核心地带之一。据宋人周去非考证,“入岭南之途有五,自道入广西之贺,四也”,潇贺古道作为南岭五道之一,具有通行早、陆途短、水路近等天然优势,推动了南岭及岭南地区的人口迁徙、农业开发与民族融合等。

  一是人口迁徙。公元前214年,《史记》载“(秦)发诸尝逋亡人,赘壻贾人为兵,略取南越陆梁地,置桂林、南海、象郡,以谪徙民五十万戍五岭,与越杂处”,《永州府志》载“秦置五岭之戍,萌渚之峤,江华白芒营是其一焉”,说明潇贺古道在秦时已是主要移民通道。秦末,赵佗“求女无夫家者三万人,秦皇帝可其万五千人”,建立南越国政权后,他又实施“和辑百越”政策,推动中原人与越人通婚。此后,历代中原人口多因驻军戍边、流放谪贬、躲避战乱等因素不断南迁与越人融合,百越民族也凭此道迁徙扩散,广泛分布在岭南的客家人便是南北民族大融合的例证。

  二是农业开发。先秦时期,南岭及岭南地区人口稀少,劳动力匮乏,《史记》载“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而秦及后世历代中原人口的南迁,也带来了先进的生产工具、冶炼技术与农耕技术,在潇贺古道沿线传播并扩散。例如,广西考古资料表明,中原先进的农业技术早在汉代就在南岭及岭南地区广泛传播使用,贺州莲塘出土的东汉墓葬中有两件三角形的铁铧,底面平滑、正面隆起,中空可容犁头,说明牛耕技术已推广。广西贵港罗泊湾一号汉墓曾出土铣15件、锸40件、锄120件等大量铁制农具,《从器志》木牍上也记录了水稻良种的仓储技术等。

  三是民族融合。潇贺古道沿线生活着瑶、汉、壮、苗、侗、彝等10余个民族以及七都、八都、九都、广信、民家、保庆、广府、客家、桂柳、梧州等20余个族群,各民族在文化上彼此吸收借鉴,互相帮助、互相尊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例如,在富川县,汉、瑶、壮、彝等多民族共居一村,各民族相互通婚且一个家庭会说四、五种民族语言的现象十分普遍。古道沿线的刘仙娘、盘古、龙王、关帝等神灵及其庙宇,也多由各民族共同修建与祭祀。1991年,在贺州沙田镇出土的国家一级文物麒麟樽,集龙、凤、麒麟等于一身,亦是中原与百越民族融合的历史印记。

道路、走廊与开放的中国

  公元前138年,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了“陆上丝绸之路”,但匈奴控制下的河西走廊,阻碍了丝路的畅通。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平定南越后,为寻求前往西域的新通道,意外开辟了一条“海上丝绸之路”。据《汉书》载,汉武帝曾派黄门译长率招募商人等,携黄金、缯布、丝绸等从长安出发,南下至合浦、徐闻出海,往西南航行至都元、邑卢没、谌离、黄支等国,换取珍珠、宝石等,至已程不国后返程长安。此次远航虽未到达西域,却意外打通了一条海上贸易通道。

  此通道可视为南岭交通的对外延伸,即借助连接长江水系与珠江水系的潇贺古道等通岭要道,中外的海陆交通与商贸往来得以沟通,因为潇贺古道的东西线路在贺州汇合后可顺流南下,往东可通珠江,出粤、港和东南亚地区;往西沿西江与徐闻、合浦的港口相通。海上贸易畅通以后,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黄金、漆器、香料等不断传至海外,国外的珊瑚、琥珀、玳瑁、珍珠以及胡椒、玉米、番薯、马铃薯等相继传入中国,从而促进了中西方的商贸互惠、文明交流以及中国农业经济的发展。

  综上,交通是经济的脉络和文明的纽带。如果我们以潇贺古道为起点,将目光聚焦在南岭走廊的外部区域,就会发现中国三大民族走廊相互连通的脉络,即:南岭走廊沟通了中国的海路与陆路,河西民族走廊沟通了中亚和西亚地区,藏彝走廊沟通了南亚地区,勾勒出一个“互联互通”的亚洲体系,推动了民族迁徙、经济融通、人文交流,记录着亚洲各国交往交流、互通有无的文明对话。

  (作者:周大鸣,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走廊与聚落——潇贺古道石枧村民族志研究”负责人、中山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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