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树森的治学之道:编辑也能成就大学问

  隋树森(1906-1989),北京城长大的山东人,著名的元曲专家、语文专家,人民教育出版社资深编辑,旧中国在国立编译馆任职。做了大半辈子编辑工作,但其鼎鼎大名却来自他一生的业余爱好——元曲研究。简而言之,就是史无前例地整理和校勘了元曲作品,并校点了所有今存元人编的散曲集,还持续对元曲创作进行了理论研究,代表作为《全元散曲》(1964)、《元人散曲概论》(1982)、《古诗十九首集释》(1936)等。由于隋树森长期搞创作、做编辑,编的又是教材,所以其概括和表达凝练而且通俗。对此,曲学界评价甚高,所谓“卓有成就”“空前成果”“造福学林”“劳苦功高”等,便是其中的关键词。这也再次证明了为他人作嫁衣的默默无闻的编辑,找准方向、坚持努力,也能成就大学问、大事业,就像大学教授边教学、边研究一样,两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在这一点上,他的人教社同事、另一位资深编辑王泗原(1911-1999),可与之媲美:工作之余长期钻研楚辞,先作《离骚语文疏解》,后集成为《古语文例释》《楚辞校释》,“有所作就重如泰山,甚至压倒古人”(张中行评语)。

  隋树森何以成为一方栋梁之材? 志向远大、目标明确、勤奋努力、坚持不懈、笔耕不辍、严谨认真等,自然是不可或缺的——这也是才所共有的要素、众所周知的道理。走近隋树森的人生历程,观察其治学之道的几个关节点,可以给我们一些有益的启发和新的感悟。

  学术路,始足下

  万丈高楼起自平地,千里之行始于足下。隋树森能够成为优秀编辑、著名学者,与其青少年时期的远大理想、刻苦学习,特别是创作研究分不开的。这是其学术之路的第一步,可谓也是其治学、成才之道的首个要诀。

  1920年,隋树森开始在北京师范学校(六年制)读书时,国文教师王浩就发现他的文学天赋,并鼓励他只要努力可以成为小说家。他最爱读的课外书是《西厢记》,很喜欢每折附有的精细的工笔插图,并为其中清新美丽的绝妙好辞所打动,尤其是书中写景的那些曲子,他一看都能了解,也都能感觉到它的美。看完之后,便专读它的曲子,还常常与一位也极喜欢此书的同学交流感想,甚至互相比赛着吟诗背诵,都十分入迷。这也成为其后来一生倾心研究元曲的源头。

  隋树森的学业不同凡响:除了成绩好、爱读书、学日语之外,还深受新文化运动和语体文的影响,创作发表了多篇白话小说、诗词和杂文。后来,他从事中小学国文教学和文史编辑的职业,并走上研究中国古典文学这条道,都是在读师范的时候打下的基础。

  隋树森在师范边读书、边创作的学习方式,一直延伸到他的大学时代。1928年,在北京师范附小当过两年教员的隋树森,又考取了北京师范大学。学习之余,他便开始翻译日本汉学家儿岛献吉郎的《中国文学》,并于1931年出版于世界书局,还撰写了小说《爱的收获》与论文《金圣叹及其文学评论》分别连载于《国闻周报》上。我们发现,包括隋树森在内的许多优秀学者,都在读大学或青少年时期热衷于研究和创作,几乎成为他们成材的必由之路,对其一生的工作和治学又极大助益,这很值得当下高等教育者深思。

  择专业,定方向

  成功贵在坚持不懈,但要旨在于坚持做正确的事情,亦即做适合自己或自己喜欢的事。隋树森一开始并非倾心于文学史,而是志在当文学家,并经过一番努力,发表了不少文学作品,但最终还是觉得自己不是当小说家的料,于是便改弦更张、另辟蹊径,选择了更加适合自己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进而又选择了更为明确的元曲研究作为主攻方向。

  隋树森1932年从北京师大毕业后,在老家山东做了五年的中学和师范国文教员。任教之余,一如既往地翻译了三部日本汉学家的文学著作:《释迦生活》(世界书局1931)、《毛诗楚辞考》(商务印书馆1936)、《中国文学概说》(开明书店1937),又结合教学工作出版了自己编写的三本书:《文学通论》(元新书局1934)、《国学要提简答》(元新书局1934)、《古诗十九首集释》(中华书局1936),还在《东方杂志》《读书中学》《青年界》上发表了几篇小说和论文。其中,《古诗十九首集释》集历代各家注释,颇为详尽,分考释、笺注、汇解、评论四卷,全方位地揭示了古诗十九首的文献与文学价值,为之后的研究者提供了可靠的文本依据,可谓“此类研究集大成之作”。正是因为编纂了这部著作,也促使隋树森开始反思自己多年创作道路和研究方向:是当小说家或散文家,还是做文学史?

  一方是当作家,创作小说,一方是学者,研究古文,都是文学行当,好似从一间房到隔间的另一个屋,但趣味已不相同,身份和思维方式也有差异,其实是一次并不容易的抉择。

  “七七事变”后,隋树森辗转多地,最后到了重庆,应聘为国立编译馆馆员(编译),并一直工作到新中国成立。其间,一方面,其职业发生重大变化,从此开启了后半生的编辑生涯;另一方面,其学术方向进一步细化,即从钻研中国古代文学,到明晰为更加具体的元曲研究。

  这种学术领域的分化,如同其转型一样,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而是在不断研究,特别是翻译日本汉学家有关著作的过程中逐步发现的。在重庆期间,隋树森也撰写和发表了不少文史类的著作、杂文、评论,如《中国文学概说》(译著,开明书店1938)、《张巡》(商务印书馆1940)、《中国文艺思想》(译著,文通书局1944),以及《注音符号小史》(1940)、《读中国民族文学史》(1944)、《瞿式耜与其民族诗》(1945)、《诗文书画论中的虚实之理(上下)》(1946)等文章。同时,又创作了更多的关于元曲或曲学研究的论文和译作——除了翻译青木正儿的《元人杂剧(序说)》(开明书店1941)、盐谷温的《元曲概说》(商务印书馆1947)及其论文《元人杂剧现存书目》(1940)、《北曲之遗响》(1947)等,又在《东方杂志》《文史杂志》《新中国月刊》《文艺复兴》和《中央日报》等报刊上,先后发表了《“东墙记”与“西厢记”》《读曲杂谈》《读曲续志》《读曲杂志》《民族文学汉宫秋》《关汉卿及其杂剧》《元曲作家马致远》《关于南戏子母冤家》《关于南戏生死夫妻》《北曲小令与词的分野》《嘉靖本旧编南九宫谱》《秋润文集中的元代曲家史料》等文章。众所周知,近代日本学者对中国古典戏剧和小说的研究,多所创获,而青木正儿和盐谷温正是这方面的杰出学者。可以说,隋树森正是在翻译他们的戏曲论著的过程中,亦逐渐对元曲产生了浓厚兴趣,并由此开始展开元代散曲和杂剧的收集、整理和编校工作。这又是隋树森治学之路和专业研究方向的一次重要抉择,虽然也是“一间之隔”且转移的“房间”越来越小,但看到的风景却更加精致,也更显功力和能耐。至此以后,隋树森便笃定目标,专攻元曲,一往无前,再无改变。

  编教材,辑元曲

  梁启超在《趣味教育与教育趣味》中说过,因为“教学相长”的关系,教育人和自己研究学问是分离不开的,别的职业是一重趣味,教育家、研究型的教师有“两重趣味”。做编辑的也有这样的好处,工作与看书、编辑与研究完全可以打成一片,也同样有“两重趣味”。过去,在大上海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店等做编辑的一大批学者、名家,不都是这样过来的吗!

  先说正业——当编辑。国立编译馆附设于教育部,馆长由部长兼任,是国民政府编审教科书与编译学术著作的国家机构,起初在南京时期就专家云集,搬到重庆后因人才西迁而扩充,更是名人荟萃。即便像隋树森这样的青年才俊,也只是其中的一名普通编译。虽然他做了不少工作,如审查当时各书局编出的中小学教科书,审订学术名词的汉译名,编译一些一般用书等,但都是不署名的基础性、日常性的编辑工作。在这样的环境下,志向远大、目标明确的隋树森自然是不甘落后,不甘平庸,他博览群书,辛勤耕耘,韬光养晦,厚积薄发,一方面兢兢业业地做好本职工作,不断提高编译能力和文字水平,另一方面又勤勤恳恳地进行研究创作,朝着自己选定的学术方向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

  新中国成立后,隋树森在人教社初期担任过多年的书稿检查科科长。这个机构负责教材的印前审读,主要把内容和编校质量关,具体检查书稿中专名、译名、学术用语、引用数字是否正确和一致,检查插图和正文是否符合,检查语法、标点、文字体形是否正确,并核对引文是否有误等。他对这项工作是相当认真负责和严谨细致的,如1954年人教社内刊《编辑工作》发表其文章《高中课本“中国近代史”稿本的检查》,发现“这部稿本史实的错误很多,科学性相当薄弱”,有的把年代搞错了,有的把条约内容搞错了,还有把史料读错的地方。其中语文方面的问题就有160余处,还有引文错误18处,体例、译名、地图问题80余处。当时第一套全国统编教材《初中中国历史》(汪籛等编)、《高中中国历史》(邱汉生等编)和《高中世界近代史》(李纯武等编)都在“前言说明”中提到:“本社隋树森同志对本书进行了检查。”记得前几年,我代表社里去看望人教社离休老编辑刘国正先生,他说他在中语室编教材时,印象最深刻、也是“最怕的”,就是隋树森及其负责的检查科挑毛病、找问题,至今都烙下深深的“印记”。

  1957年6月17日,隋树森转任中学语文编辑室编辑,社长兼总编辑叶圣陶当天记载:“八点半始,与中语室诸君讨论文学课本之注释。社中之检查科近已撤销,隋树森君自检查科转入中语室,今日亦来参加。”由《叶圣陶日记》可知,这一段时间,他们主要讨论的是中学文学课本中《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桃花源记》《捕蛇者说》《核舟记》《公输》等古文的注释稿。为了配合教材使用,隋树森在《语文学习》《语文建设》杂志上发表了《〈信陵君列传〉译文》《王盘的〈朝天子〉二首》《马致远的〈天净沙〉小令和〈夜行船〉套数》《纪念元代伟大的戏曲家关汉卿》《〈墨子〉:〈公输〉》《不要故意写长文章》等文章。1958年,中学文学、汉语分科教学改革实验停止,隋树森便投入新的初、高中语文课本及其教学参考书的编写工作。后又参与了1960、1963年两套初、高中语文教材的编写工作。

  为了配合语文教材使用和改进文言文教学,隋树森负责编写了有名的《古代散文选》(上中册,人教社1962、1963),又与张中行、周振甫、胡念贻等合编了《古文选读》(中国青年出版社1964),还独著了《常用字典、词典和检字法》(北京出版社1964)。这些书对当时的中学教师和青少年读者都产生了很大影响。

  “文革”期间,人教社被强令解散,隋树森与许多教材编写人员被下放到安徽凤阳教育部“五七”干校劳动改造。粉碎“四人帮”后,已退休的隋树森被人教社返聘为特约编审,帮助中语室(负责人刘国正、黄光硕)编辑中学语文教材,具体负责修订再版上中册《古代散文选》,并完成下册的编写工作。

  再说说副业——元曲研究。隋树森长期在人教社做文史编辑,这样的工作环境对他业余时间收集、整理、编校和研究元曲提供莫大的助益。从50年代开始,他便广搜博览,先后在中华书局出版了校点的《新校九卷本阳春白雪》(1957)、《朝野新声太平乐府》(1958)、《梨园按试乐府新声》(1958),以及《元曲选》(4册,1958)、《元曲选外编》(3册,1959)、《全元散曲》(2册,1964)。同时,还在《光明日报》《文学遗产增刊》《语文学习》发表了不少有关论文。其中,他从各种元曲版本中选出62种明人臧茂循《元曲选》所未收录者,编成了《元曲选外编》(戏剧),为研究元杂剧者提供了很大方便。尤其是《全元散曲》网罗元曲作家二百多人,收入小令3853首,套数457套(不计残曲),题材各异,内容丰富,收罗详备,校勘精审,可谓迄今最完整的元散曲资料集,对于研究元代散曲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

  改革开放以后,隋树森老骥伏枥,志在千里。1981年,得知中央作出了加强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指示,年近80的隋树森很兴奋,表示愿意为古籍整理工作尽微薄之力。他认为,整理古籍,标点、注释、译文言为今语的工作是很重要的,如果现在没有人做这些工作,古书必然越来越无人能读、能懂。耄耋之年,他仍心系元曲,著有《全元散曲简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类聚名贤乐府群玉》(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雍熙乐府曲文作者考》(书目文献出版社1985)、《元人散曲论丛》(齐鲁书社1986)、《张凤翼戏曲集》(合作校点,中华书局1986)等。

  (本文作者为人民教育出版社总编辑、中国叶圣陶研究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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