枕边书系列之102:张守仁谈枕边书

  作为20世纪80年代就蜚声文坛的京城四大名编之一,您的阅读量惊人,您有怎样的读书方法?

  张守仁:想要成为一名“编辑家”,首先本身要有很高的文学素养,要熟悉古今中外各种作品,还要有所研究,这样才能和作家平等对话。要发现名作家,必须要有扎实的文学基本功。我读了大量的古今中外的名著,有的笔记是作品的三分之一。当时《牛虻》是青年人都爱读的小说,英文版看了一遍,俄文版看了一遍,中文版看了七遍。小说里写的地方我都去过,为了研究《牛虻》,我研究了作者传,作者艾捷尔·丽莲·伏尼契原来也是革命青年,在伦敦的时候办过一个地下刊物《自由俄罗斯》。我对《牛虻》的研究不是一般的研究,几乎吃到肚子里了,所以对《牛虻》的语言、人物、细节、前后呼应、人物关系,情感纠葛,包括有败笔的地方,我都能看出来。当时《十月》刚创办,我在《十月》上发表了一篇《〈牛虻〉是怎么写成的》,成了很多大学教学的参考资料。

  为什么您舍得花这么多时间、如此深入地解读《牛虻》?

  张守仁:解剖一只麻雀,就可以了解天下所有的麻雀。《牛虻》是1953年中青社出版的,当时我20岁。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枕边书,《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牛虻》曾是我青年时期的枕边书,背得滚瓜烂熟。我对《牛虻》了然于心,对阅读其它小说也有帮助。

  您懂外语,对于阅读世界名著、包括编辑职业肯定有很大帮助吧?

  张守仁:我懂俄语,最早的职业是翻译,所以我看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都可以看原文,要比看译文舒服得多,理解也深刻得多。当然也应该说,很多翻译家是很棒的,但也和原文有区别。我的文学修养得益于外语,看了很多外国文学作品。既然你知道了很多经典怎么写,所以当编辑看作品能以居高临下的眼光很快判断出作品高下。

  您的枕边书有哪些?

  张守仁:有两本书是一直跟随我的。一本是《道德经》,一本是《圣经》。

  老子的《道德经》提出了“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我读了几十遍《道德经》。中年时期曾经有些困惑、无奈,《道德经》像指路明灯,教我谦卑慈祥,看了之后就很释怀了。

  老子是先秦时期孔子、墨子、孟子、孙子、庄子、荀子、韩非子等智人的启蒙导师,他的学说获得德国大哲学家黑格尔高度赞赏。思想家尼采说:“《道德经》像一口永不枯竭的井泉,满载宝藏,放下汲桶,取之不尽。”美国前总统里根在其1987年国情咨文中,曾引用老子《道德经》“治大国若烹小鲜”的名言,阐述他的治国理政方略。几任联合国秘书长包括安南、潘基文在内,常引用《道德经》中“善士者不武”“不以兵强于天下”“大军之后,必有凶年”“夫兵者,不祥之器也,不得已而用之”等名句,引导各国人民和平共处。

  《道德经》是一部论述天道、宇宙、万物、军事、政治、经济、教育、修行、建筑、艺术的哲学大书,也是一册语言巨著。仅仅五千言,有上百条箴言、熟语流传至今,比如“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我无欲而民自朴”等等。在我看来,《道德经》是不朽的著作。

  老子曾经在洛阳当图书馆馆长,孔子曾经专门去向老子请教学问。他听了老子一席话,出门后对弟子说:“我知道鱼怎样在水里游,鸟怎样在天上飞,兽怎样在地上走,却不知道风云之中的龙到底是什么。今天见到的老子,就是这样的龙。他的智慧像大海一样深。”

  美国《纽约时报》曾评出世上最著名的十大作家,老子排名第一。我退休后用20年的时间编选、出版了一部60万言的《世界美文观止》,其中辑集了古今中外160位名家的经典作品160篇。我个人认为,把我编选的这160人的名作加在一起,放在天平上称,其重量不如一册五千言的《道德经》。《道德经》是一座珠穆朗玛高峰,高不可攀;它是一片浩渺的海洋,深不可测。《道德经》已教导了人类2500年,还将继续教导人类几千年、几万年。《道德经》写于纪元前的函谷关(现灵宝市),那道远古雄关,一直是我多年来盼望登临、瞻仰的圣地。

  《圣经》也是我中年以后读的,尤其《新约》,规劝人们向善。《道德经》和《圣经》一样,内在精神是相通的,都是不朽的人间瑰宝。

  对于读书的兴趣和爱好,是从小就有吗? 能否谈谈您童年时期的阅读?

  张守仁:四年级的时候我的英语就有一点水平,我看书很快,别人一天看完的内容,我两三个小时就可以看完,而且肯定记得牢,这是爹妈给的。

  回顾自己的阅读,有怎样的特点?

  张守仁:看书要看经典。看经典,以一当十,以一当百。看一般的书就是浪费时间,没有多大价值。真正有学问的东西往往把博大的、复杂的东西写得最简单,也能把最简单的东西说得最复杂。

  现在有些很红的作家作品,也许二十年后就没人看了。思潮在不断变化,变化了以后毫无意义。真正好的文学是生活。为什么《红楼梦》永垂不朽,曹雪芹主要是写当时的生活。所有的艺术可以用一个字概括——爱。艺术就是爱。

  三年前您出版了《名作家记》,收入几十位作家,各有特色,栩栩如生。在所有您见过的作家中,对谁的印象最为深刻?

  张守仁:余易木。我见过的作家里没有一个人可以和他比。他在逆境中,不迎合,坚持己见,我对他佩服到五体投地。

  他是上海人,1937年出生,20岁时已经学了英语、法语,后来又学了俄语。按他的水平,本来应该留苏,但被错划成右派,1958年到了青海,受了很多苦。他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一直关心文学,天赋很高。他在1962年写过小说《春雪》,后来我在《十月》发了。《春雪》的写作时间,比刘心武发表在1977年底《人民文学》上的《班主任》早十五年,比卢新华刊登在1978年《文汇报》上的《伤痕》早了整整十六年,而《春雪》在思想上更深刻、艺术上更精湛、语言更隽永。那年张贤亮给我们送稿(《土牢情话》),吃惊地问我:“《十月》放出的余易木这匹文学黑骏马,你们是在哪里找到的?”

  我很佩服的是,他指出我编的稿子里有两个错误。那年我签发了一篇题为《人的魅力》的小说,描写的是肖洛霍夫在高尔基陪同下去见斯大林。余易木委婉地提出小说两处地方有误:一是1929年至1931年期间,斯大林的军衔不是“大元帅”;二是单用父称,不符合俄国人的习惯。我认为他是对的。

  尽管我从青年时代起就潜心研究苏联文学,并曾以俄语翻译作为我的本职工作,易木年轻我四岁,又长期处在远离文化中心的青海,文史方面却比我高明得多。我感到汗颜,内心里很佩服他。

  如果您可以带三本书到无人岛,您会选哪三本?

  张守仁:《道德经》《圣经》《红楼梦》。《红楼梦》被我翻烂了,这部作品了不起,是百科全书式的、全世界最好的长篇小说。累的时候翻开任何一页,就可以立即把我吸引住。我看过外文出版社出版、由杨宪益和戴乃迭翻译的《红楼梦》,也看过苏联出版俄文版的《红楼梦》,那就差远了,好作品是不可译的,尤其是诗歌。在我看来,最美的东西是不可译的。我译的《屠格涅夫散文选》,中学里拿来朗诵,其实我心里清楚,坦白说,只有原文的百分之六七十而已。

  能否具体谈谈,您眼下读的枕边书的感受?

  张守仁:《道德经》《圣经》是我永远的枕边书。我希望很多人把这两本书当作枕边书。

  您会记笔记吗?

  张守仁:我一直在记日记,快七十本了。

  假设您正在策划一场宴会,可以邀请在世或已故作家出席,您会邀请谁?

  张守仁:我先说当代的:汪曾祺、徐迟、余易木、宗璞、冯骥才、孙犁、徐怀中、余光中、苇岸、毕飞宇。散文家有两位作家我很欣赏,余秋雨、贾平凹。

  如果古今中外都可以的话,老子是要邀请的。托尔斯泰肯定要请,还有曹雪芹、海明威、莎士比亚、老舍、曹禺。曹禺的《雷雨》也是世界级的好作品。(主持:宋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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