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到”三十五年的楼兰考古报告引热议

  本报讯(记者 王洪波) 《楼兰考古调查与发掘报告》日前由凤凰出版社出版。这是一本“迟到”之书:出版之日距该书作者侯灿先生去世已有六年,距书稿完成已有三十五年,距在楼兰进行的考古发掘则已有四十二年。3月21日,“一部迟到的考古报告——《楼兰考古调查与发掘报告》出版座谈会”在北京大学举办,与会专家学者围绕该书做了交流研讨。

  楼兰考古最早是与一系列外国人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1900年,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第一个走进楼兰进行考古发掘;1906年,英国考古学者斯坦因系统调查、发掘了楼兰地区大部分城址和墓葬;1909年,日本人橘瑞超在楼兰古城进行发掘;1927~1935年,中瑞西北科学考察查团在楼兰地区也有一系列重要发现。在此之后,楼兰考古工作陷于中断。

  《楼兰考古调查与发掘报告》所记录的这次楼兰考古进行于1980年。那是改革开放之初,借中日合拍“丝绸之路”电视系列片之机,新疆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成立楼兰考古工作队。1980年3月下旬,考古队分东西两路向楼兰进发,其中领导西路队的即为侯灿先生。在大约一个月的时间内,考古队采集文物一千零四件,收获颇丰。因为在那之后我国再未在楼兰开展系统考古工作,这次楼兰考古就成为了新中国历史上的唯一一次。

  野外工作结束之后,侯灿先生立即投入资料整理、系统研究和报告撰写工作之中,并于1987年3月完成了《楼兰考古调查与发掘报告》。但《报告》的出版却注定命运多舛,经历了出版社接受又退稿,以及1990年代的“出书难”,书稿无奈进入睡眠模式,甚至侯灿先生去世之后,外界一度以为书稿已丢失。直到侯灿先生的夫人吴美琳女士在2019年发现了书稿,并在侯灿先生在新疆师大时期的青年同事孟宪实、朱玉麒教授等人帮助下,争取到新疆师范大学黄文弼中心的资助,才进入最后的出版流程。

  《楼兰考古调查与发掘报告》一书分为工作经过、古城遗迹、采集和试掘的遗物、出土文书及其考释、城郊墓葬发掘、结语六章,含《碳-14标本测定报告》等三个附录,并附图版。《报告》全面反映了1980年楼兰考古的成果,如:重新勘定古城确切位置;发现了城内古水道遗迹;采集到许多细石器文化标本,丰富了我们对楼兰史前文明的认识;等等。与1988年7月《文物》杂志发表的《楼兰古城址调查与试掘简报》等三篇简报性质的文章比对可以发现,《报告》在翔实程度上不可同日而语,如关于城郊墓葬,简报收入图片五十八幅,《报告》收入图片一百四十六幅;关于三间房西大垃圾堆中发现的佉卢文木牍残片,简报说有待进一步考释,《报告》增加了经拉丁文转写后再用汉字释读的内容。

  “就生前未能见到《报告》出版而言,侯灿先生是‘不幸’的;但他有机会参加楼兰考古,并有重要学术创获,他又是幸运的。”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荣新江教授说。他高度评价1980年楼兰考古的意义,认为其“填补了我国考古工作的某些空白,使得我国学者在楼兰研究上有了发言权”。他指出,《报告》的很多内容值得进一步研究,如其中记录的铜镜、漆器表明汉晋时期楼兰与中国内地有很多交往;木简和纸质文书均有出土,为研究历史上书写载体从简到纸的转换提供了重要材料,等等。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李文瑛研究员认为,1980年楼兰考古极具历史意义,《报告》堪称“楼兰学”的一部奠基之作。与会学者还认为,与今天的考古报告相比,《报告》固然不够规范,“是1980年代考古报告的样子”,但这无损于其学术价值。“重要的是,《报告》的出版,将侯灿先生占有的资料全部公布了。它既是对一段艰辛探究的学术历程的纪念,也是楼兰考古和研究的一个新起点。”出版方凤凰出版社社长倪培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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