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一饭不忘君”?

  老话说:“拜年拜到初五六,有鱼就没肉。”这是上海地区的讲法,北方社会的生活或许要艰困些,流传的是“拜年拜到初五六,又没饽饽又没肉”。如今人们生活富足了,鱼肉已成为百姓餐桌上的家常便饭。我家但凡有点好吃的,母亲就要问孙子是否会来。“好吃的”标准很宽泛,飞鸽走鸡、粗鱼笨肉等皆在其列。前天我终于忍不住戏言:“杜甫‘一饭不忘君’,您是‘一饭不忘孙’啊。”说罢也就付之一笑,但笑过之后还是让我陷入思考。“一饭不忘孙”的说法虽然有点搞笑,但这一行为本身既是自然的,也是有情的;“一饭不忘君”就有点做作、虚伪。继而再想,谁说杜甫“一饭不忘君”呢? 杜甫自己吗? 没有。同时代的友人吗? 没有。杜家后代吗? 还是没有。我的印象中,最早说这话的人是苏轼。但是,他有依据吗?

  杜诗中写到君王膳食的,记忆中只有一句,出自《病橘》,把前后几句一起引录如下:“寇盗尚凭陵,当君减膳时。汝病是天意,吾谂罪有司。”从字面上的意思看,这是说因为寇盗作乱,凡遇天灾人祸皇帝要素服减膳聊表自责,此时这棵橘树病了实在也是天意(无须进贡),但我担心因此而罪及相关的官员(潜台词是:因为罪及官员,官员就会进而害及百姓)。所以紧接着后面的四句是:“忆昔南海使,奔腾献荔支。百马死山谷,到今耆旧悲。”以安史之乱前涪州向皇宫献荔枝以满足杨贵妃嗜欲,劳民伤财、马死人乏之事为比。这首诗虽然写在杜甫流落成都之时,但主旨是对君王的讽谏,所以黄生说此诗是“讽时君不能减膳也……当宁闻之,能不心动”(《杜诗说》卷二),与“一饭不忘君”的意思可谓牛头不对马嘴。

  也许东坡看到过什么秘籍,这也说不准,他曾举出若干“子美逸诗”,说是“得之于管城人家叶子册中,题云《杜员外诗集》”,逸诗以外的“其余诸篇,语多不同”(《题跋·记子美逸诗》)。唐代日本僧人圆仁曾经将《杜员外集》二卷带回日本,北宋王洙编辑杜诗,奠定了杜甫传世作品的规模,他利用的诸本首列“古本二卷”,很可能就是《杜员外集》,和圆仁、苏轼所见相同。总之,无论是王洙编本,还是苏轼举出的“逸诗”,都看不到这方面的影子。那么,苏轼凭什么在元丰六年(1083)黄州贬所写的《王定国诗集叙》中说杜甫“一饭不忘君”呢? 这话影响太大,还是引录几句吧:“古今诗人众矣,而杜子美为首,岂非以其流落饥寒,终身不用,而一饭未尝忘君也欤。”东坡在宋代名气太大,所以有人曾假托其名撰写《东坡杜诗事实》(一名《东坡杜诗故事》)和《杜陵句解》流传于世,这些伪书尚且风行,何况确切无疑出自东坡说的话,仿佛亲眼所见一般,将杜甫作为天下第一伟大诗人的原因归结为“一饭未尝忘君”,也就成为后来的一句套话,不管杜甫是否真的如此。杜甫忠君爱国是事实,但他“忠”的是像尧舜那样的圣君,如果遇到庸君、昏君、暴君,他定会展现批判的锋芒,这样的作品大家也不该忘记。当然,这也因为大唐是真正的盛世从而少忌讳、能容纳之故(参见洪迈《容斋续笔》卷三“唐诗无讳避”条)。说他“一饭不忘君”简直夸张到变形,若坐实理解,只能见出一个愚昧、荒唐的形象,这是对杜甫的歪曲。即便将苏轼的话看作一种修辞,但据以放大形容的原貌失真,也违反了“立其诚”的原则。杜甫理想中的君臣关系是一种双向度的“遇合”,所谓“古时君臣合……进退固其宜”(《述古三首》之一),因为“以道事君”,其理想状态就是“君臣重修德”(《伤春五首》之五)、“君臣当共济”(《诸葛庙》),臣对君的关系是“可则进,否则奉身以退”(郭知达注语)。所以,杜甫对待唐玄宗、肃宗、代宗的态度不是始终如一的。大家也许很熟悉他“致君尧舜上”的句子,而对后来的“致君尧舜付公等”(《暮秋枉裴道州手札率尔遣兴寄递呈苏涣侍御》)、“致君时已晚”(《赠比部萧郎中十兄》)等句就不甚留意。东坡对杜甫形象的建构,是单向度的、一成不变的,哪怕“流落饥寒,终身不用”,他也还是死心塌地地忠君、爱君、恋君,无视其出于爱国爱民的忠义感愤之心,对时局忧患、对时君批评的作品。其评论之误不在夸大,而在失实。令人叹息的是,这个变了形的杜甫在文学史上因苏轼的评论成为固定的样子,就是忍着饥寒捧起饭碗便想到君王没饭吃而忧心垂泪的样子。所以夏敬观批评说:“苏子瞻以三百篇止乎礼义为不足,而推子美诗止乎忠者以序王定国诗,可谓开恶文之例。”(《唐诗说·说杜甫》)真是一语中的。

  要我说,苏轼这句话是杜撰的。杜撰不是为了显示自己的想象力丰富,而是别有其目的。东坡宦海浮沉,屡遭打击。在一人专制的社会中,皇帝是最高权威,只要还能得到皇帝的认可,即便受到贬谪,也不至于脑袋搬家。所以东坡在贬所写这些话,也只是在委婉地向神宗表忠心。按照图像学的理论,你所看到的只是你想看到的,一切注意都以不注意为背景。杜甫是否“一饭不忘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东坡通过对杜甫的“注意”传达至少是显露了其自身的“忠君”“爱君”也“不忘君”,事实上他如愿收到了期待的效果。东坡熙宁九年(1076)中秋写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一词,在元丰七年传唱至京都,宋神宗问外面流行什么小词,内侍将它抄录进呈,神宗读到“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时感叹道:“苏轼终是爱君。”并且“量移汝州”(《岁时广记》卷三一引《复雅歌词》),使其处境得以改善。就连死后宋高宗追赠的谥号中,也还有个“忠”字哩。

  其实,苏轼作文杜撰事实,算得上一种惯用。当年东坡的科举文《刑赏忠厚之至论》,煞有介事地引经据典道:“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诸试官皆不知其出处,欧阳修还不耻下问,东坡笑曰:“想当然尔。”(《侯鲭录》卷七)有的书里记载,东坡的“想当然”是援用孔融调笑曹操之例。不管怎样,这是他的为文机杼之一。罗大经《鹤林玉露》还追踪其渊源云:“《庄子》之文,以无为有。《战国策》之文,以曲作直。东坡平生熟此二书,故其为文,横说竖说,惟意所到,俊辨痛快,无复滞碍。”并举其《刑赏忠厚之至论》《武王论》《范增论》等文作“以无为有”之例,最后引用叶适的话为结论:“苏文架虚行危,纵横倏忽,数百千言,读者皆如其所欲出,推者莫知其所自来,古今议论之杰也。”(乙编卷三“东坡文”)这样看来,东坡在行文之际把杜甫说成“一饭未尝忘君”,乃“想当然尔”的故伎重演,恐怕不足为奇。就连他标榜杜甫为古今诗人之首,也恐怕未必是由衷之言。不然,他何必对杜诗“挑刺”(参见其《题跋·记子美陋句》),又何必对杜甫极尽揶揄呢(参见其诗《续丽人行》)?他在与阿弟苏辙说“私房话”时,就变成了“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苏辙《和陶渊明诗引》引)。所以,东坡讲杜甫“一饭不忘君”乃别有用心,实在是不可据以为实的,我们可不要因此误解冤枉了杜甫。(作者为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

  

Comments are clos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