枕边书系列之100:王春瑜谈枕边书

  能否谈谈您童年时的读书?

  王春瑜:我识字时正值抗战军兴,又处在穷乡僻壤,能够从乡邻处偶尔借到一本小人书、旧小说开心得不得了。1948年我读小学五年级,同学张达广借给我两册70回本的《水浒》,我连夜读,母亲劝我睡觉我也不理,灯油耗尽才肯睡。今天书店里的《水浒》随处可见,对多数少年来说想买也唾手可得,可在当时,既无处买,也没钱买,至今我对当时读《水浒》的那个夜晚记忆犹新,那么幸福、陶醉!

  在复旦大学读书时,您的老师会指定必读书目吗?王春瑜:我的老师陈守实1925年考入清华大学研究院,当时国学门的导师是史学大师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李济等著名学者。守实先生对梁启超十分崇敬,他把梁氏所辑明遗民、海外孤忠朱舜水联语“气恒夺而不靡,志恒苦而不弛”当作座右铭,潜心史学,刻苦钻研,从博览清初人文集入手,钩隐抉微,写成《明史稿考证》,考辨了《明史稿》的来龙去脉,以大量确凿的证据,证明此书是万斯同的心血之作。梁启超仔细审读了这篇文章后,给子高度评价。在清华学习期间,陈先生与梁启超结下深厚的师生情谊。

  我在1955年考进复旦大学历史系后不久,就知道无论是校领导,还是系内著名学者周谷城、周予同、谭其骧、王造时、耿淡如等先生,都叫他守老。这绝不是仅因其年长。他是梁启超的高足,是中国现代史上第二代史学家;在梁氏弟子中,他是唯一从30年代就钻研马列著作、精读《资本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在复旦开马列主义基础课的教授。这一切都构成了德高望重四个大字,守老既是尊称,也是爱称。60年代初,我当他的研究生,学习明清史,也跟着大伙叫他守老。每次登门,老人家总是从老花镜里瞅我一眼,微笑着,用常州官话说:“噢,你来啦?”我看到他把《资本论》都翻烂了,我只看了十九章。在读书上,他会给我开书目,研究明史,要求我们读明朝文集五百种,我至少读了四百种。

  您如何评价陈守实先生?

  王春瑜:守老一生刚正不阿,是位真正的学者。他把知识分子的人格尊严,看得比什么都重要。一次,守老正在课堂上讲授“中国土地关系史”,有位同学公然站起来指责他,歪曲了马克思的地租论,还有人随声附和。守老的气愤可想而知。在下一堂课上,守老一开始就摘下头上的帽子,义正词严地说:“有人给我戴了一顶歪曲马克思的帽子,我要把他摘掉!”接着,他再次详细讲授《资本论》第十七章,并写了大量板书,无知发难者哑口无言。事实上,他最讨厌谩骂式的所谓学术批评。在一次全系大会上,他批评某教授的一本旧著时说:“你的书光是骂。骂有什么用?倘若你要骂我,我躺在地上让你骂好了。”语虽尖刻,他的学风、品格,也就可见一斑。他的临终遗言,就是把藏书捐给复旦大学图书馆。

  守老是位严师。当研究生时,有家杂志向我约稿,我非常认真地写了一篇《论元末农民战争与宗教》的论文,自感质量不错。但送呈守老审阅后,他的批语,立刻使我倒抽三口凉气:“宗教问题最好不要谈,要谈自己先要弄个明白。”但是,他认为确实好的文章,也会充分肯定。我们的毕业论文要写八个月,我写完后守老说:“有新意。中权颇结实,大胜时下一般论客。”为此,我兴奋得差点睡不着觉。

  您的藏书如何? 对于藏书,您是怎样的观点?

  王春瑜:明中叶关西文人胡侍指出:“关中非无积书之家,往往束置庋阁以饱蠹鱼,既不触目,又不假人,至有界之灶下以代薪蒸者。余每自恨不及蠹鱼也。”(《墅谈》)痛心疾首,令人扼腕。而有的学者之藏书诗,读来更使人感慨不已。“读书藏书,守之弗失。三千部居,不许借出。”这是嘉庆丙辰元年(1796)钤于崇祯版《音学五书》封里的朱色印文,不失为小诗,虽说“不许借出”,未免自私太甚,但藏书者对书之宝爱,不难想见。清人钱谦益愿意将全部书籍白送给愿意读书的朋友,发挥书的应有作用,难能可贵,堪称是大彻大悟。前辈史学大师梁启超、顾颉刚、谢国桢等,临终前漫揾藏书泪,将书献国家,裨读者,值得我们缅怀并效法。所以我将八千余册藏书赠给了老家。

  您常读的书有哪些?

  王春瑜:我最喜欢的是明朝人文集,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这本书不断在重印。

  您的历史研究也很注重关注现实,学术研究之余写了大量针砭时弊的杂文。

  王春瑜:我主张文史结合,今古一线牵,不是新的史学方法,太史公的“通古今之变”,可以说在逻辑上已经包含了今古一线牵的命题。读过《史记》及《太史公自序》《报任安书》的人都能感受到,如果不是对今古两头都有深刻的理解,特别是在蚕室中遭受奇耻大辱,他不可能写出那样有血有肉、传诵千秋的史学巨著。一部中国史学发展史足以证明,一个对社会现实冷漠、稀里糊涂的人是不可能理清楚古代历史纷繁的脉络的。古人司马光等不必说,近代的史学大师梁启超、郭沫若等,在史学实践中熔古今于一炉的辉煌业绩更是尽人皆知。我是史学家,也是杂文家,这也是受梁启超的影响。梁启超主张文史结合。我陆陆续续写的《烧书考》《吹牛考》《语录考》等文章,社会反响是好的,当然,只不过是读史札记或历史杂文,对史料的搜集、诠释远非尽善尽美,重要的是写出了我的心里话,写出了今人迫切想了解古代有关此类问题的知识,就此而论,我觉得没有在史学界白活,没有对不起中国古代史这个饭碗。

  研究史学多年,有什么最得意的事情?

  王春瑜:《顾炎武北上抗清说考辨》,1979年发表在《中国史研究》上。1657年(顺治十四年,足年顾炎武四十五岁)后的一段时期,是顾炎武一生政治活动、学术活动的重要时期。从这一年起,他过江北上,此后二十五年的漫长岁月,都是在北方度过的。顾炎武为什么要到北方去? 他在北方二十五年的后半生中,究竟干了什么,我写了1.2万字,影响很大,被很多杂志转载。(主持:宋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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