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社会学视野里的明清诗文——读《明清诗文研究的问题与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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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社会学:明清诗文研究的问题与视角》,罗时进著,中华书局2017年12月第一版,88.00元

  “一个研究者,是先掌握了某种理论和方法再去进行定向性研究,还是根据具体的研究对象沿着某种路径去探究呢?”这是罗时进教授在《文学社会学:明清诗文研究的问题与视角》的《自序》中首先提出的问题。他强调的是研究对象的特点决定了“应当”采用的方法,而个人对问题的旨趣则决定了“可能”从何种视角去阐释。由此,作者跨越了文学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的界限,立意从文学社会学的理论基点上对明清诗文的一系列问题展开讨论。

  在古代文学研究领域,文学社会学研究著作这是第一部。至于其具体研究内容,主要涉及地域空间、家族文学、制度文化、社会阶层、人际交往、社团集群、文人品格等方面。多年前作者出版过《地域·家族·文学:清代江南诗文研究》,显然地域与家族仍然是他的兴趣所在,但这几年研究面又有所拓展。关于地域,江南是他最熟悉的,金山、海虞、阳湖、平湖、鸳湖、四明以及环太湖地区其他各地的地方性知识和人文精神都深度展现其笔下,同时扬州、泰州、通州“淮海文学圈”作为一个新的地域文学概念得到全新阐释。家族方面,除一些学界鲜见涉猎的个案阐释外,《家族文学研究的逻辑起点与问题视阈》这样带有理论建设意义的论文和《清代江南文学发展中的“舅权”影响》这类视点独到的论文,可谓宏通多识,具有开拓新境的启示性。

  在学界作为一种倡导主语的“问题意识”,罗时进在《自序》中有一段颇具反思性的话:兴趣是科学研究的内在动力。事实上对一个研究者来说,兴趣比问题意识还要来得重要些。谁都知道应以问题意识引导研究、驱动研究,然而撇开能力不说,人们“意识”到那么多“问题”,思想的大门真的就由此打开,受其引导进入研究状态吗?这些年强调得太多的“问题意识”,似乎是个大架子话,正确得无可非议,却不太落地。其实与其去泛泛地在理论上谈问题意识,还不如从操作上去考虑“对问题的兴趣”,即觉得哪些问题有意趣、意味、意义,能够激发你的情绪,调动你的能量,帮助你树立目标,就去研究。

  这是作者长期沉浸于学术的体悟。当然细味之,在“意趣、意味、意义”排序中,“意义”在其研究取向上应该还是排在首位的。《明清钓鱼岛诗歌及其相关文献考述》是学界相当熟悉和重视的论文,其积极回应时代问题,为钓鱼岛这一重要的国家历史问题的研究提供了有力佐证,其意义和价值是显而易见的。罗时进教授在研究全祖望的时候以清初史学家沈珩“今日当论邪正,不当论异同”作为论证起点,突出其“典范性人格”。在研究徐兆炜的时候,对甲午战争中“一段心史”那般沉哀茹痛的述论,都能体会到他说的“激发情绪,调动能量,帮助树立目标”的要义是什么。

  不过,罗时进确实是一个充满“意趣感”的学者,似乎总是致力于发现一些“有意味”的选题。《焚稿烟燎中的明代文学影像》与《清人焚稿现象的历史还原》是研究明清文人焚稿事件的姊妹篇,颇为耐读。想上去这个问题似乎有一种枯灰感,但在作者笔下却显示出生动的文学意味、历史意味、哲理意味,很能“刷新”我们对明清文人生命历程与创作关系的认识。《作为清代文学批评形式的“岁末祭诗”》从日常风习中见出不平常的“文学行为批评”,是原创性很强的论述,相信能够引发人们对“行为文学”“行为批评”的更多思考。《清代江南士林的文字缘及其文字力量崇拜》从“文字饮”谈起,推及“文字业”“文字功”,逻辑上紧密相连,在有意趣的事件叠加论证中不断增强意味,最终束结于某种意义。可以看出,“意趣、意味、意义”其实是一个整体,作者事实上并未搁置问题意识,而是将问题意识融化开来、融铸起来,亦或说是让问题意识具体落地了。

  作者近年来对明清诗文的研究有以宫廷作家如窦光鼐、赵文楷为对象的,也涉及八股文在明清两代长期沿用的文化机制等问题,但更多的是着眼于社会基层,“底边社会”这个词汇在其笔下屡次出现,“文在布衣”形成了他对明清诗文发展的基本认知。罗时进似乎特别关注“基层写作”现象,《明清江南市镇及其文学群落的形成》是到目前为止极为少见的专门研究市镇、乡村文学集群的论文,表明作者研究视点形成了大幅度的下移。怎样研究底层社会,史学界有很好的探索和成果,但文学史料到底有多少,其创作现场是何种样态,如何具体展开研究,能够得出怎样的结论?这些都需要有人沉潜发现,以启榛莽。从这一意义上说,作者这样的选题和思路是值得充分肯定的,某种典范意义或许正包含于其中。

  新时期以来,古代文学界越来越注重“中国话语”的“理论表达”,许多学者都作出了卓有成效的努力,罗时进是这个进程的活跃的参与者。“家族文学研究的逻辑起点与问题视阈”“明清诗界的‘差序混层’与‘众层化创作’”“地域社群:明清诗文研究的一个重要维度”、“文人的‘在场’与‘走出’”等问题,都富有理论涵容,其中“差序混层”观是他对大量文学集群考察后,借鉴社会学“差序格局”理论的一个学理推演,并不深奥难懂,但确乎符合明清社会的文化、文学生态。全书中不乏这类“命名”,都潜涵着一种令人感兴趣的思辨性。这种从普遍性现象提摄出典型特征,并赋予一定理论色彩的话语、概念,对古代文学研究尤其是明清诗文研究,是一种积极的尝试和实践,值得重视和肯定。

  作者始终注意将研究建立在丰富扎实的文献基础上。往往针对一个论题,愿作竭泽而渔式的资料搜讨。为了考述明清钓鱼岛诗歌,他几乎遍检《国家图书馆琉球资料汇编》《传世汉文琉球文献辑稿》《中琉关系档案》《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等大型史料丛刊,以及大量别集、笔记,钩稽出琉球册封使以及册封使团从客的相关诗歌作品。为论证明清江南市镇文学群落的生成,不仅广泛检阅了诸如《黎里志》《同里志》《梅里志》《周庄镇志》等市镇地方志,还搜采了《贞丰诗萃》《木渎诗存》《唐墅诗存》《盛湖诗萃》《梅会诗选》《甫里诗编》等乡村诗歌总集。市镇级的集部文献多数是流传不广的清刻本、抄本或民国铅印本,这座文献富矿以往极少被学者打量、瞩目,作者深入下去使不少史料第一次被利用,纳入到文学史研究的视野。有了如此翔实的文献支撑,问题论证便相当坚碻,同时使一些隐而未彰的文学现象得到揭示,一些日常行为的诗性意义得到抉发,一些实况性的创作现场得到展现。

  文学研究一直离不开两个维度:一个维度倾向于艺术的、内部结构的审美研究;另一个维度倾向于社会的、外部关系的意义发覆。两者原本可以相得益彰,互为补充,但在不同时代,由于对文学本体的追问,以及文学的主体性和文学的社会价值性上思考不同,使两者关系变得复杂,甚至紧张对立,这一点在诗文研究领域表现更为明显。那么“文学”和“社会学”之间到底如何构成“互文”“对话”“共振”的关系?对此问题,作者以一个颇为形象的话语——摆渡——加以表达。他认为,立足文学而借由社会学摆渡,这与站在社会学角度研究文学还是有所不同的。文学社会学的“船”上应该载有文人、文学作品、文学生活——这是一艘由文献与文心构建的“文学之舟”。研究它与历史、时代、社会、阶层、制度、家族、社群、市镇、地理……之关系,犹如讨论行船与气候、航道、水流、风力、崖岸、景观之间的影响,这是文学本体与某些客观环境的诠释与对话,其欲抵达的方向是文学史的构成及其发展规律,而不是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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