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研究的六个基础

  从事历史研究,我们常讲一个学者或一个学生基础好还是不好,那么这个基础究竟是什么呢?我想可以大致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就是目录学、史料学。你要知道你这个专题都有哪些材料,它们各自的史料价值怎么样。比如墓志,这批材料在确定一个人的基本履历和基本的世代方面非常可靠。这里所说的基本的世代关系,是指五代以内,追溯到五代以上就不可信了。所以周绍良先生编的《唐代墓志汇编》,在做人名索引的时候,有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只收墓主五代以内的人名。也就是说,我死了,我五代以内的人可能知道我这个祖先——其实我现在连自己五代以内的也讲不清楚,五代以外的就更不行了。这是墓志材料的一个特点,即离墓主关系越近的越靠得住。它的另外一个特点就是有谀墓的倾向,就像我们现在的悼词一样,都是好话。所以你要是通过墓志去判断一个人的好坏,这是不行的。有些人专门给人写墓志,他有大致固定的范本或套子,略加修改即可。这就像现在的春节对联,内容都差不多。我们在读墓志这类史料时,一定要注意这一点。越是小人物,我们对墓志里所讲的内容,就越需要小心,越需要判断。所以每种材料都有它的局限,你在用材料的时候一定要清楚。

  再比如,正史与笔记。鲁迅就说官方史书都靠不住,私家所著笔记等少有忌讳,反而可靠。谢国桢先生在编集《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时,在《前言》中也申明了这样的认识。王世贞在《史乘考误》(《弇山堂别集》卷二十)中就说到这个问题。邓之诚编《中华二千年史》,说自己在选材时是先正史后野史,“正史据官书,其出入微,野史据所闻,其出入大。正史讳尊亲,野史挟恩怨;讳尊亲不过有书有不书,挟恩怨则无所不至矣”(该书《叙录》)。当然,我们作研究,凡与我们所研究的课题有关的史料,都要尽可能收集,不分官书还是私著。讲政治史,讲朝廷治乱,讲典章制度,当然官书正史最可靠。但是关于社会经济,笔记野乘就可以提供许多真实而详细的细节。从史料学上,我们要对这两种不同的史料所具有的各自不同的特点有所了解。所以,史料学,不仅仅是开出书单,告诉你这本书是讲什么的,而且还要告诉你,不同类型的史料,它的史料价值和史料特点是什么。

  我们讲基础,第一点就是目录学、史料学,就是要知道有些什么书,什么材料价值高,什么材料价值低,它们各自的优缺点是什么。

  第二点就是要对你所研究的那个时期的政治、法律制度有个非常清楚的了解。就像我们今天,要了解中国的现实,你要知道“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这些职位在整个国家组织中意味着什么,处于政治生活中的什么位置,要知道中共中央、国务院之间是什么关系,要知道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是什么含义,要知道党中央、团中央是什么关系,等等。你看到史料中一个人的头衔,就要知道他在当时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在做历史研究的时候,如果不对一个时代的政治、法律制度先有一个基本的了解,一上来就找一个很细小的题目钻进去做论文,毕业可能是没有问题,但对将来的学术发展会很不利。我们说研究生期间要打基础,就是要对这些基本的方面加以掌握。

  第三点就是社会经济制度。具体到中国古代史,就是要以赋役制度为中心,了解社会经济的情况。我们要了解整个中国古代赋役制度的变迁情况,要了解你所研究的那个时代的具体情况。在1949年以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史学界对经济史非常重视,但近十来年似乎不那么重视了,肯拿出很大精力来研究这个问题的人少了,学生更不愿意去关注,因为材料很零乱,很细碎。但是不好掌握也要努力去掌握,因为这个东西非常非常重要。我们研究历史的人需要对一个时代的社会经济情况有个切实的了解。赋役制度主要涉及一个人对国家承担什么样的赋税和劳役义务。国家的财政状况怎么样,都跟这个有关。比如十年“文革”之后要搞改革开放,一方面是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发生了变化,另一方面就是国家在经济上难以维持,所以非改革不可。这类问题,就是要通过对基层社会,对赋役制度的考察来了解当时的人民生活状况如何,政府的财政状况如何。有了这些东西,我们才能对一个时代的社会状况作一个综合把握,或者说,在作综合把握时它是一个基础。你可以不研究赋役史、经济史,但这些情况必须要了解。

  第四点,就是一个时代的思想学术文化。要知道当时的人有什么观念,是怎么想的。比如妇女守寡的问题。在宋代的时候还有很多人不认为寡妇改嫁是多么大不了的事,到明以后才强调“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跟道学的传播有很大的关系。同时,实际情况与社会观念又有相当的差别。底层的一般的老百姓,与上层社会对守寡的看法、实行,都存在较大的差别。关于这一点,历史所的郭松义先生有研究,大家可以留意。再比如佛教的地位。在魏晋南北朝,一直到隋唐的时候,人们对佛教的尊崇是很厉害的。唐朝的情况,我们看韩愈的《谏佛骨疏》,就可以知道。不仅是平民信奉,而且从士大夫的文集里也可以看出他们对佛教的热情和信仰。可是,到了明清,我们在小说里面,僧人是被看作和三姑六婆同类的人,体面人家是很不愿跟僧人道士接触的,认为他们没几个好东西。明清小说里有大量的讲“花和尚”的故事,讲寺院里如何藏污纳垢,这在唐以前的材料里是很少见的。这都反映了思想界和民间观念的变化,当然思想界和民间观念之间的关系,还可以再研究,但是思想、文化、学术是我们研究历史必须要掌握的东西。顺便说一句,现在不少研究者都在讲“佛教的世俗化”,这是个假问题,不存在。这是将“佛教”与“佛学”混为一谈了。佛教本来就是世俗的,是努力要在民间传播的。大家对教义的理解可能有所不同,教团在传教时可能也要考虑民众的接受能力和接受方式,但从民众信仰的角度来说,哪有什么世俗化的问题?如果佛学吸收了民众信仰的内容,并有所改变,那是佛学的变化问题。这两者要分开。

  第五点是历史地理。历史地理给我们以一个历史的空间。在这方面,至少对人口、交通路线和环境等问题,要有一个大体的了解。我们现在用的历史地图主要是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可惜现在大本的那种不太常见,它上面标示了地形,而我们一般用的这个十六开本是没有标示地形的。地形对我们研究历史是非常重要的。在交通路线方面,“文革”以前出的一些带地形的地图集是很有用的,因为那个时候的公路线路跟古代的线路相差不大,不像现在技术发达了,可以大规模开山架桥,现在的高速公路跟古代的交通线路已经非常不一样了。我们要对一个时代的人口、交通、地形、环境这些方面有所了解,才能形成一个较为立体的认识。

  第六点是大事编年。你研究一个时代,必须对这个时代里面发生的大事,对于年代序列,有一个清楚的了解。否则,研究就无从谈起。我们在学习秦汉魏晋南北史时,许多老师非常重视《资治通鉴》。《通鉴》对这一期的记载,绝大部分取材于这一时期的正史。之所以如此看重《通鉴》,就是因为它对这一时期的史事进行了编年。唐长孺先生在整理吐鲁番文书时,自己编过《高昌郡编年》,就是为方便整理文书。宋代史料很多,但《续资治通鉴长编》尤其为学者所重视,邓广铭先生就说过,资料总得有个归处。若是北宋,总还是得归至《长编》(《仰止集》收梁太济文)。编年就像是一棵树的树干,有了树干,你才能看清楚这个棵树。我们不仅要重视编年类的书,而且在自己作研究时,也要像唐先孺先生一样,作一个自己所研究的专题的大致的编年。有了这个编年,你可能就会发现许多你以前未曾留意的问题。

  这六个方面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历史研究的基础。无论选什么题目,研究哪个断代,都要以它们为基础,否则就没有后劲。当然,这个基础不是一年两年能够打下的,而且这个基础总是相对的,它跟整个学术界的研究状况是有关系的。思想文化也好、经济制度也好,相关研究的程度越深,你对这个基础的把握也就越准确。如果你不是专门研究这个方面,而只是把它作为研究其他问题的背景知识,当然主要就是看现有的研究成果。所以学术界在这几个方面的研究越深入,对我们把握基础就越有利。所以,我们一辈子做研究,其实也是一辈子在打基础。这个工作也使你的研究不至于老是局限在一个点上。历史是个人文学科,如果你一辈子研究的题目都很琐碎,思路很狭窄,那对你将来所可能做出的学术贡献是有很大影响的。评价一个学者的贡献,首先是深度,其次是达到同样深度的广度。如果一个人一辈子就只作过一个题目,即使再深再透,也很难与作过许多题目且同样具有相当深度的学者相比。历史研究,一方面是研究纵向的发展变化,另一方面也要研究横向的关系与影响,如果你的知识和视野很狭窄,就难以进行这种工作。就好比看黄河,如果坐在飞机上观察,你就知道黄河是由西东流的。如果你一辈子住在“几”字形的两边,也许你会觉得黄河是由南向北,或者由北往南在流。这就是眼界。你的基础越好,方方面面掌握的越多,你的眼界就可能越高,你就越有可能想到各方面之间可能存在的联系。有了这种联系的猜想,你才能去找材料,通过进一步读书来检验你的观点,证是或证非。无论你最初的想法是被肯定了还是否定了,这对你的认识都是一个促进。如果没有宽广的基础,你就根本想不到这些问题。所以基础要不断地进行充实和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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