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说女子不如男——考古界的女性

  【守望家园】 

  说到考古,你脑海中的画面是不是:一群男人,头顶骄阳,戴着草帽,蹲在一个个方形土坑里,用把小铲子小心翼翼地抠土?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风吹日晒,这样艰苦的工作环境显然对女性更不“友好”。但是随着考古事业的发展,越来越多女性加入这支队伍,也有越来越多的女性在考古界崭露头角,真正顶起了考古的半边天。

  在今年“三八”节到来之际,本刊采访了老中青三代女性考古学家的代表:老一代女考古人中的翘楚、从事隋唐长安城考古发掘的安家瑶,中生代考古人中的杰出女性、与土司遗址结下深厚缘分的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周必素,考古界的后起之秀、在西藏高原带领5位女性队员发掘桑达隆果墓地的西藏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何伟。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需要,我们的采访只能以线上形式进行。但是隔着手机屏幕,我们依然能清晰地感受到,三位女性考古工作者,在不同的时代,面对不同的困难,却有着一股同样的韧劲,在我国的考古事业上留下了属于自己的一抹色彩。窥一斑可知全豹,考古界的女人们用自己不可忽略的成绩真真切切地书写下——谁说女子不如男!

1.安家瑶:为考古能惠及民生而骄傲

  作为汉唐考古首屈一指的专家,安家瑶最初的梦想并不是考古。

  高中分文理时,安家瑶选的是理工科。1966年夏高中毕业,高考取消,她到了黑龙江建设兵团成为农业工人,结婚后调到甘肃陇西的一家三线工厂的子弟学校任教。“在基层,我遇到很多有才华有抱负的人,我渐渐地放平心态,踏踏实实做好眼下的工作。但是,我始终认为没有受大学教育是人生遗憾。”1977年恢复高考时,安家瑶提出申请。子弟学校的张校长说:“你考什么大学呀,我们一直把你当作大学生用的。要考研究生的话,我们就同意。”一句话打开了一扇窗。

  “但是离开高中已十余年,重新捡数理化比较困难。我父亲安志敏是考古学家,耳濡目染,对考古也有一些基础。经过努力,1979年我考上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考古系的研究生,导师是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的宿白教授,从此走上了考古之路。”

  1982年,研究生毕业后,安家瑶就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至今。考古学的研究基础是田野调查发掘工作,她被分配在汉唐研究室西安唐城发掘队。“自1982年10月发掘唐长安大明宫东朝堂,至2013年退休前,我一直在唐城队,以发掘和研究唐长安城为主要学术目标。”安家瑶说。

  她认为考古是冷门学科,坚守在田野的考古工作者都是淡泊名利,以考古学为自己终生事业的人。“社科院考古所的前辈大多是这样的人,比如唐城队的老队长马得志先生,更是以考古为生命,成为后辈的榜样。”在这种氛围中,安家瑶越来越深地爱上考古。

  改革开放之初,考古工作最大的困扰是人们对考古的误解和对文化遗产的漠视。在大明宫发掘时,当地农民常常抱怨:“都是这些古迹把我们害的,不能建工厂不能盖高楼。”安家瑶回忆当时,颇有感触:“是啊,大明宫遗址内的农民眼见着其他地方的农民都富起来了,而大明宫遗址是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不允许在遗址上大规模的建设。农民有怨气,在遗址上开展考古工作就很困难。”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城市建设和文化遗址保护的矛盾突出。1985年,配合西安白庙变电站的建设,考古队发掘了唐西明寺的部分遗址。西明寺是唐长安城四大佛寺之一,玄奘取经回长安后主要在西明寺译经讲法。遗址上出土了刻有“西明寺石茶碾”铭文的石茶碾和二百多件铜佛像,证实了这里是西明寺遗址。尽管如此,也没能改变这里变成白庙变电站的命运。“我们没有力量保护下来这么重要的文化遗产,眼见遗产的消失,是我们考古工作者永远的痛。”事隔多年,仍然可以清楚感受到她的遗憾。

  建设与保护的矛盾真的不可调和吗?安家瑶一直在思考。也是基于此,说起自己的成就,安家瑶首先想到的不是个人的学术成果,而是她参与的考古发掘为后来的遗址保护工作、当地经济发展,以及改善居民生活等方面带来的帮助。

  1995至1996年,唐大明宫含元殿遗址的考古发掘,搞清了含元殿的布局,为含元殿遗址的保护提供了科学依据。之后,太液池、丹凤门的陆续发掘,促使西安市政府下决心建设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将10万居民迁出遗址。此举既保护了遗址,又彻底改善了原住民的生活条件。原先那片脏乱差的“三不管”地区,如今已成为城市的绿肺,更为当地经济发展注入了新能源。遗址公园的环境变美后,还带动了周边的房价。如今,这里不仅是西安市民的休闲地、青少年学习历史的课堂,而且是西安的旅游名片、外地游客的打卡地。

  2010年10月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开园,2014年6月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中的申遗点。2013年世界遗产专家到现场考察时,看到考古工作井井有条,搬迁出去的居民对安置满意,他们对大明宫遗址的保护利用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我当时陪同考察,感到很骄傲,因为我们的考古工作不仅解决学术问题,而且助力文化遗产融入城市建设中,融入居民生活中,作为考古工作者,我由衷地高兴。”说起这些,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她的喜悦。

  作为老一代女考古人,安家瑶说,现在的工作条件比以前好多了,但是社会对女性家庭角色的要求似乎更高了,女考古工作者面临的困难还是很多,需要更多的智慧和付出来平衡工作和生活。同时,她也寄语晚生后辈:现在考古学从冷门走了出来,国家重视,公众也越来越关注。在这种大好形势下,我们年轻的考古工作者更要不忘初心,保持平常心,“寻真求实,复原历史,传承中华文明是我们考古工作者的使命。”安家瑶如是说。

2.周必素:是缘分,更是圆梦

  “我总说自己与播州杨氏土司有缘,特别体现在有多年的积累之后的某一年,突然又回归这个行业,而且恰恰又是这个题材,是不是冥冥之中的缘分?”说起自己的考古生涯,周必素一直紧紧围绕播州杨氏土司遗址的考古工作。

  从小生长于贵州播州杨氏土司遗存的怀抱中,在杨氏家族传说的渲染中长大,从事考古后开展土司遗址的发掘研究工作,带领海龙囤等遗址获得了诸多奖项……从耳濡目染到深入土司考古,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周必素所长给记者分享了她与播州杨氏土司遗址“冥冥之中”的缘分。

  “我的家距离海龙囤仅10公里,我就读的遵义县高坪中学所在地高坪镇,一直就是播州杨氏在其司治北面的活动中心。”播州杨氏土司家族的显赫和平播战争,在遵义,历代家喻户晓,包括后来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名声大噪的海龙囤遗址,以及末代土司杨应龙。从小对播州杨氏土司历史耳濡目染的点滴积累,将周必素与播州土司紧紧粘连,以至于后来在杨粲墓博物馆上班,开始系统了解这段历史时,“感觉就像发生在眼皮底下的往事,很亲切”。

  1991年从四川大学考古专业毕业后,周必素回到了家乡,在遵义市杨粲墓博物馆(当时还叫文物馆)工作,继续了与播州杨氏土司的情缘。她展开了一轮对杨氏土司遗存的全面调查,搜罗了几乎所有的出土文物,步量了一遍既已发现的杨氏土司遗存。

  在时隔20年后的2012年4月,周必素进入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考古再续前缘。这也带来了一定的压力和鞭策,脱离了专业考古工作20余年,对于专业知识还需要重新捡拾。她抓住一切机会恶补,发挥“后发赶超”的贵州精神奋起直追。

  说起自己最有成就感的事儿,周必素认为是任所长十年来,始终保持着一种激情,带着大伙儿走出的“专题推进贵州考古”之路并开花结果。说到这些,她充满激情。她与考古是真正的“双向奔赴”,是热爱促使她在考古工作上全力以赴,和团队一起,让播州杨氏土司遗存在各大考古奖项上拿了个大满贯。

  除了土司遗址,史前洞穴遗址考古工作也收获颇丰,贵安新区牛坡洞和招果洞遗址又先后获得全国“六大”“十大”考古新发现奖。“激情,就是创造力!”全所上下像打了鸡血似的。

  考古工作,面对的都是沉寂的遗存,工作要么在荒野要么在书斋,似乎都很孤独和寂寞。可是周必素很享受这些。她说,当你沉入到研究对象里,就可以领略到“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般的乐趣,还有揭开一个个谜题时的欣喜。“1999年,我参加省考古所对海龙囤新王宫遗址的试掘,秋高气爽,海龙囤上空气尤其清新,满山的红籽映衬着蓝天,微风轻拂着芦苇花絮;朝天关迎来旭日东升,万安关送走夕阳西下;中秋的夜,皎洁的月,神仙般的日子。”她陷入甜蜜的回忆中,“享受大自然,真是田野考古工作者的大福利。”

  听着杨氏土司与海龙囤的故事长大,在博物馆积累了二十年的播州土司历史和文物资料,最终回到土司考古的路上,并将中国土司遗址推向世界。周必素说:“这是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越。我,因为播州杨氏土司考古工作和团队的支撑,得到了升华。而多年以前的一些愿望和想法,得到了实施和更好的解答,于是,梦圆了。”

3.何伟:“女儿是我最大的成就”

  2021年3月,西藏札达县桑达隆果墓地入选了202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在圈内小火了一把。做发掘的是一支“女子考古队”,领队何伟是个“85后”。在她身上,记者看到了作为考古工作者的坚韧和作为母亲的温柔。与她交谈的过程中,她常常说“没有什么不能处理的,只是方法问题”。在对待工作和家庭的问题上,何伟总是积极面对,从不回避困难。

  2010年,西北大学硕士毕业后,何伟来到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开始近3年时间,她都没有机会参与一线考古工作,这让她憋屈。回想当年,何伟表示,虽然当时有过许多迷茫,但正是这近三年看似与考古无关的经历,为她后来当好一个考古领队做了铺垫。比如,做出纳,要求百分百精确,不能多一毛也不能少一分,做财务时的谨慎与后来考古工作中的细致踏实有着许多相通之处。在边境小村驻村扶贫,让她了解到基层群众的需求,学会了如何和他们交往;在之后的考古工地上,与当地村民打交道时,她都能够站在村民的角度理解他们的心理,“比如说他们要求村子里每家都要有人在考古工地工作,因为这是他们可能抓住的创收机会。如果没有之前那段扶贫经历,我就会很不理解”。

  2013年,驻村工作结束后,何伟回到心心念念的考古岗位上。

  西藏的田野考古周期短,但是强度极大。高寒高海拔的环境条件,决定了考古人员不能长期连续地从事田野工作。并且,跟其他地区比,在西藏做考古成本很高,早一天结束,就能节省不少钱,这也要求大家提高每天的劳动强度。比如做考古调查,白天出去调查,至少10个小时;回来整理资料,哪怕只是分类、填写记录时间、记录者、记录内容这些非常简单的工作,也得一两个小时,这样每天都至少要工作12小时。如果路途遥远,来回路程又得一个小时。如此的工作强度,在这么一个高寒缺氧的地方,连续工作一个来月,就基本到达人体的极限了。但在桑达隆果,何伟带领着“女子考古队”的姑娘们连续呆了三个多月,这是破纪录的事。

  从事田野考古工作,长期驻扎外地,在照顾家庭上就显得力不从心,这也是考古人普遍都会遇到的难题。长期不在女儿身边,让何伟在取得学术成就的道路上伴随了许多对女儿的愧疚。

  女儿今年七岁,每次妈妈离家工作,她都会难过不舍。两岁多的时候,何伟哄着女儿问她:“你说,妈妈能不工作吗?”女儿说:“能!妈妈你能不工作,我不喝奶粉,我不要玩具了。”稚嫩的话语在何伟心中掀起巨大的波澜。

  四岁那年,何伟离开家的时候,女儿拍了一张照片,放在两人各自的手机里,母女俩每当想念对方的时候就会看看照片;五岁那年,临走前,女儿给了何伟一颗贝壳,说:“如果你想我,你就听听贝壳,贝壳里有我的声音。”去年,女儿画了两颗爱心,分别夹在自己和妈妈的手机壳后面。这些小小的承载着思念之情的纪念品,母女俩都一直留着。

  “我也不知道,今年我再离开的时候,她会怎么样。”何伟说这话的时候,混合着期待和不舍的纠结。提到对女儿的亏欠和女儿的善解人意,何伟一度哽咽,“她真的有点超乎我想象,很成熟很懂事,在这件事情上帮了我大忙,否则我真的不可能安心工作。”

  谈到自己最得意的成就,何伟表示,工作上的成绩,必定是桑达隆果墓地考古。但其实,没有女儿的理解,自己不可能有事业上的成就,所以,“女儿是我最大的成就”。

  (本报记者 李韵 通讯员 宁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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