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不朽的灵魂相遇——观话剧《屈原》有感

  

  日前,由湖北长江人民艺术剧院、湖北三峡演艺集团创作的话剧《屈原》在北京上演。该剧由黄维若编剧,郭小男导演,全剧大气磅礴,呈现出一种将中华传统美学精神与现代剧场表达相结合的新风貌。

  该剧围绕屈原投江前的心理世界展开,开场戏是屈原跳江前与楚怀王灵魂的相遇,其作用一如剧中张仪的一句肺腑之言:“一个人做人的时候未见得有什么真话,但只剩下灵魂的时候,真话就多了。”这里的“真”包含两层含义。首先是人物心理中最真实一层的开掘。只有在灵魂的对峙中,屈原才能与楚怀王相互袒露心迹,君王与诗人的矛盾才得以展开。另一层“真”则在于借助假定性的手段,使得对立的双方可以直面彼此,有些时候,这些“真话”更贴近今人客观评议历史时的眼光。例如,张仪对屈原道出的事实:“有些人反对你不是因为我的贿赂,而是因为你要变法!”激发了观众对历史的哲理思辨。

  剧作家只有在充分研究史料的基础上,才能深入历史人物的心理意识层面,进而创作出在史书中难寻,却符合人物意志和性情的人物形象,才能“一语道破天机”,揭示历史矛盾的本质。屈原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剧作家将屈原的诗歌有机融入剧中,演绎了《橘颂》《九歌》《天问》等诗歌片段。大幕拉开,屈原笔下的大司命、少司命、云中君、湘夫人、山鬼等组成歌队,吟诵着屈原笔下的诗句,屈原的诗歌成为全剧诗化舞台意象的种子。

  诗在剧中并非是一个简单的文化符号,而是有机地融入了历史叙事中。诗作本身未必写于情节发生的历史节点,在剧中却和屈原的人生节点形成了互文。最震撼人心之处是屈原投江前以独白形式的连连发问,这是以《天问》为基础进行的改写。前半节,屈原诘问这荒谬世间;后半节,最终落到对自我的拷问:“为什么不投江而去?”由此,诗不仅是剧中人物独白的华丽言辞,更与人物的深层心理动机紧密结合在一起。屈原投江的结局尽人皆知,若仅为看一部屈原的传记大可不必走进剧场,把“为什么”讲得可信、讲得动情才是历史剧的使命。

  剧中,爱国主义情怀是创作者的表达取向,也是屈原精神价值的重要组成。剧中的屈原既是诗人,也是政治家,他九死一生,只为楚国的复兴与强大,但他的追求却与各方势力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全剧就在屈原与各方势力之间的对抗、斡旋中展开。屈原被放逐后,陈轸一度建议他像“纵横家”一样去别国实现价值。屈原则秉持“思想无国界,诗人有祖国”的理念,始终胸怀爱国主义情怀。正如《橘颂》有言:“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深固难徙,更壹志兮”。创作者将橘的意象巧妙融入剧中。剧中矛盾冲突的表层在于与哪国结盟,即“与秦连横”或“与齐合纵”的矛盾;但创作者理解的屈原是一个和平主义者,而非好战——“结盟不是为了攻伐,强兵也不是为了征战,而是要使强敌不敢犯我。”

  随着舞台上投下一道象征着汨罗江的蓝光,屈原走到人生终点。肉体虽死,灵魂永生。导演找到了生死之间的交汇——诗歌的精神价值。最后,歌队作为《国殇》中的楚军将士出现,送诗人最后一程。由此,屈原将天问留给自己,将国之气节留给楚军。编剧黄维若表示,在屈原的身上“看到了一个忧郁、磊落,对楚国和百姓的命运怀着关注和热爱的诗人的灵魂。屈原的精神世界是那样的五光十色,他的命运却是那么坎坷,这样的人使你不得不在心里产生极大的敬佩、同情,去探究他的灵魂。”或许正因这样的情怀,屈原这一人物才显得有血肉、有诗情、有新意。

  写屈原,最绕不开的人总是楚怀王。剧中,楚怀王没有被塑造成丑角,他固然一手酿成了楚国倾覆,但在危急时刻,他仍愿只身赴秦,将复兴楚国的重任托付给屈原。屈原与楚怀王的关系亦君臣,亦对手,亦朋友。被继任的楚襄王逐出国都后,屈原万念俱灰,回到家乡仍为怀王这个失职之君设立灵位,并在悲痛中写下了名篇《招魂》。舞台上,两个灵魂相遇时,楚怀王终于能倾吐心声,为屈原的诗作拍手叫好。这一笔,一方面写出了新意;另一方面,却也淡化、转移了楚怀王与屈原之间的矛盾。当楚怀王问及《九歌》何以完成时,屈原坦然表示,艺术的灵感,来自国家的悲剧:“那年你不听我的……终究被秦赖下六百里土地。”一段戏,道出了人物关系间的某种错位——两个人都在某种程度上被历史安错了位置。

  早在上个世纪,欧阳予倩、焦菊隐、黄佐林等一代戏剧人就提出了“话剧民族化”的时代命题,《屈原》一剧,试图将中国传统美学精神融入现代剧场的表现语汇之中,此剧在舞台表现形式、主题的设定、矛盾关系的展开等方面,尚有探讨的空间。郭沫若版《屈原》珠玉在前,是多数创作者可望而不可即的高峰。令人欣慰的是,新《屈原》依然抓住了历史人物的精神内核,将传统题材与诗化的美学追求、现代的舞台手段结合,引发了当代观众的情感共鸣与哲理思考。

  (作者:彭涛,系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教授,姬成,系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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