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帙文物富,华夏数风流——评《华夏之路:文物里的中国通史》

  华夏,原指上古生存在中原地区的中国人,他们走出蒙昧时代,凝聚为中华大地上最早的民族。这个民族以黄河、长江流域为中心,繁衍发展并融汇周边各部落、民族与文化,逐渐形成统一的帝国疆域与统一的帝国文化。在此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华夏一词也超越中原民族的最初含义,而成为古代中国大地上国家领土和全体人民的总称。今天我们说到华夏这个概念,从内涵上,应该包括了这个国家和民族过往历史中所创造的全部物质文化、制度文化与精神文化的总和。

  一帙在案,跟随《华夏之路:文物里的中国通史》一册册图文穿越千万年,在一件件文物珍品或精美或古拙、或端庄或俏皮的呈现中,享受历史与艺术的双重视觉盛宴,一一细数悠悠华夏文化发展史上的无数风流蕴藉。

  众所周知,商代青铜器文明臻于美善,高度发达,但我们不能忽略,在今天所见的代表性商代青铜器中,不仅仅有中原商王朝的后母戊鼎、偶方彝、青铜编钟等代表性器物,还包括了同时期北方肃慎、狄戎,东方东夷、淮夷,东南方吴越,西南方蜀等东西南北各地方的各具特色的、精美的青铜器。

  以第二册中“夏至春秋时期的少数民族”为例,就可以看到很多这样的青铜器。如出土于内蒙古属于夏家店下层文化的“铜鼎”(BC2000-1500),具有商代早期铜鼎的特点,说明了北方民族很早就与中原青铜器文明有了交流。内蒙古出土、约为商朝的“铃首铜刀”,铸造精良,证明了其既与中原青铜冶炼技术有交流融汇,又发展出了游牧民族自己的特色需求,这把带有镂空球状响铃的、不长的精品“铜刀”,适合骑马民族个人携带,用来割切兽肉。又如出土于湖南宁乡的商中晚期“四羊方尊”,属于当时的“三苗”地区所产,被誉为“臻于极致的青铜器典范”,列名“青铜器十大国宝之一”。出土于安徽阜南的商代“龙虎铜尊”,是属于一个叫“淮夷”的古老部族所出,纹饰明显具有地域特色,也堪称精品。更远的还有出土于广西、湖南等地,属于古越国的商朝“象纹铜铙”、春秋时期的“鼍龙纹提梁卣”,鼍龙是扬子鳄,与象一样,都是具有鲜明南方湿地地方特色的青铜器。

  这些青铜器的遍地开花,不正是中原“华夏”文化早期发展的足迹,一步步由内而外向四方扩展的印记吗?

  下及战国秦汉,再具体说一件有意思的青铜器。是1956年发现于云南省昆明市晋宁区石寨山遗址的西汉“诅盟场面铜贮贝器”,书上说明“此器出土时器内贮贝300余枚,上铸圆雕立体人物127人,以干栏式建筑上的人物活动为中心,表现了滇王杀祭诅盟的典礼场面。”(第三册,166页)

  从1956年到1960年,云南考古队对石塞山进行了十多次的考古发掘,出土了同时收入本书第三册的“滇王之印”金印以及很多青铜器的“贮贝器”和“铜鼓”,如“七牛虎耳贮贝器”“贡纳场面贮贝器”“纺织场面贮贝器”等,这些贮贝器是古滇国青铜器中的独有器物,是用来盛放海贝和珍宝的宝物箱,贮贝器上雕塑的祭祀、贡纳、战争、纺织等大量现实生活的场景,记录了古滇人生活的缩影以及滇王贵族们的权力。参以古代文献可以知道,古滇国是战国末期到西汉时期云南滇池附近的少数民族地方政权,《史记》中就有战国楚国、西汉武帝时期与滇国的交往,汉武帝赐以“滇王之印”的记载。石寨山这一大批西汉时期青铜器的出土,不仅为了解古滇国宗教、政治、生产生活以及与中原政权的关系提供了重要历史信息,也把华夏文化的大雪球向更遥远的南国滚动了一步。

  古代中国与海外的交通与经济文化交流,藉由陆上与海上的“丝绸之路”,由来已久,且规模渐趋扩大。西域开拓者经营者张骞、班超,西行取经的法显、玄奘、义净,还有唐代鉴真和尚、明代隐元和尚的东渡日本传播佛法……这些脍炙人口的人物故事早已为人们熟知,除此之外,在更加漫长而广大的时空中,曾发生了无数同样重要的、却已经被历史淹没了的中外交流的人与物与事。常言说“往事如烟”,幸有华夏文物在,雪泥鸿爪,在有限的古代文献外,为后世保存和记录了那些穿越广漠流沙、冲破波涛海浪的使者们,用生命谱写的丰富多彩、富有传奇性的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篇章。

  在这六大册书中,每册中有“周边少数民族”或者“中外文化交流”或者“国际关系”等篇章,都收入了相关的文物图片与解说文字。有西域与欧洲的古钱币,在甘肃和新疆等地的东汉墓葬中出土(第三册211页)。有西域与欧洲的玻璃器皿,如广州出土的西汉“蓝玻璃碗”、广西贵县的东汉“碧琉璃杯”、河北景县的东罗马遗物“网文玻璃杯”(第三册290页)等。有北方游牧民族特色的铜刀铜杯银壶,如出土于青海大通县孙家寨的银壶,是三世纪叙利亚一带罗马时期制品(第三册286页);出土于山西大同的北魏鎏金镶嵌高足铜杯,明显具有西亚风格(第三册288页)。这些文物都默默记录了两汉魏晋时期沿着丝绸之路,华夏与西域、与更为遥远的欧洲地区的人员往来与物质交流。

  细说一尊“牙雕骑象菩萨像”,是甘肃榆林石窟的传世珍品,用整块象牙雕成,像对折的宣传册一样可以开合。合起来是一尊持塔骑象的菩萨像,分开来左右两面各有25个区格,分格连续雕刻了释迦牟尼本生故事,总计有人像、车马、塔等近300个具体细微的造型。关于这件作品,专家推论为:“整件造像构思巧妙,具有高度的艺术水平。从人物、动物造型及佛塔等建筑物形制看,应是古印度佛教造像。从艺术风格看,疑为公元3、4世纪物品。唐代有许多中国僧人西行印度求法,这件造像可能是他们带回中国供养而转存于榆林窟的。”(第四册201页)

  至于统一富强的唐帝国,国际贸易大为增加,中外交往频繁,首都长安更是一派国际化都市的景象,仅从唐三彩一项,即可见一斑。第四册“唐代科技文化”部分,收录不少唐三彩,这些作品塑造了丰富多样的外国人形象——行旅俑、乐舞俑、武士俑、仕女俑,还有卷发深色的昆仑奴俑。想象一下,如果这些陶俑一一活动起来,那就是一幕幕唐代各国人民交往交流的活报剧。

  晚至明清时期,那些越来越精致繁复的各种瓷器玉器等文物中,就有如日本“七宝珐琅瓶”“黑漆描金山水笔筒”、高丽“彩色笺纸”、意大利鼻“烟壶”、痕都斯坦“青玉嵌白玉宝石盒”等外国政府和个人送给中国政府的礼物,一件件可谓高端大气,精美绝伦(第六册“清前期的中外经济文化交流”)。

  值得称赞的是,书中还收有许多历史地图与示意图,如第二册的“战国各部族分布图”“战国铁器出土地点分布示意图”“战国货币流通图”,如第三册的“西汉十三州刺史部和西域都护府示意图”,如第四册的“唐代北庭都护府、安北都护府示意图”,以及第六册的“清前期对外贸易港口示意图”等,“左图右史”,对读者阅读历史文物时了解相关背景知识多有帮助。

  本书初版于1997年,所收内容为原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通史陈列”(2011年起,改为中国国家博物馆“古代中国陈列”)中的代表性文物,此次再版,在保持原来文物图片文字的基础上,对原文物的资料性解读部分做了反映新的研究结论的订正,图片也做了更新更好技术的替换与编排呈现。

  与此同时,不少文物发掘出土以后,研究人员对它的认知与解读,有一个发展的过程,纠正谬误、争议待决等等在所难免,本文收编的文物,如“司母戊鼎”后来改正为“后母戊鼎”,如“滇王之印”出土后的身份争议等等,在本书针对的简短解释文字中,都作了相应的学术性介绍。多年前买过一本《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品中的100个故事》,正是国家博物馆馆长及馆内专家们共同编写的,类似这样的图书文字正是可以与本书参互阅读的好搭配。

  关于古代中外文化交流、关于丝绸之路上的文物,近年来有不少新的发现与新的研究成果,这方面的内容也是最近十多年国家级、省市级博物馆专题特展的热门主题。本书如果能增多收编这方面的文物藏品,并作相应的介绍就更好了,这一点,或许不止是我一个读者的愿望。期待这套大书,还能有第三版、第四版的问世。(作者系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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