枕边书系列之98:梁衡谈枕边书

  您对于诗词的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梁衡:我大约在小学三年级时开始背古诗,中学开始读词。除了语文课本里有限的几首外,在父亲的指导下开始课外阅读。最早的读本是《千家诗》,后来有各种普及读本,《唐诗100首》《宋诗100首》及《唐诗选》《唐诗三百首》,还有以作家分类的选本如李白、杜甫、白居易等。这里顺便说一下,我赶上了一个好时代,中学时正是“文革”前中国社会相对稳定,重视文化传承的时期,国家组织出版了一大批古典文化普及读物。由最好的文史专家主持编写,价格却十分低廉,如吴晗主编的《中国历史小丛书》,几角钱一本;中华书局的《中华活页文选》,几分钱一张。不要小看这些不值钱的小书、单页,文化含金量却很高,润物无声。

  和一般小孩子一样,我最先接触的古典诗人是李白,“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诗中总有一些奇绝的句子和意境(意境这个词也是后来才知道的),觉得很兴奋,就像读小说读到了武侠。后来读元曲,马致远《天净沙》:“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他不说人,不说事,只说景,推出九个镜头,就制造了一种说不出的味道。这就是王国维讲的“一切景语皆情语”。当然这也是后来才知道的。但要想后来能够领悟,就要预先播下一些种子,这就是小时候的阅读。

  能否谈谈您对于散文的阅读? 对您影响比较大的有哪些?

  梁衡:对我影响最大的古文家有司马迁、韩愈、柳宗元、苏轼、范仲淹等。对一般人来说,只要不搞专业,用不着去找他们的原著,古籍浩如烟海,又艰涩难懂,是读不过来的。好在中国文学有个好传统,一代代精选前作,把最优秀的挑出来,只读这些就够了。关键是精读,最好能背,取其精,得其神。我的古文阅读分三个层次。一是最基本的,课堂上的学习。二是扩充阅读。读一些社会上流行的综合选本,比如《古文观止》。我用得最顺手的是中国青年出版社1963年版的《历代散文选》,它成了我的工具书,平时放在案头,下乡采访时背在包里,早晨起来背诵一篇,那时我已过40岁了。三是选更精一点的普及本,经常查阅、体味。如前面提到的《中华活页文选》,还有上海古籍出版社1963年出的一套古典文学普及丛书,如《宋代散文》,现在插在我的书架上,还没有退役。

  现代散文家对我影响最大的有秦牧、杨朔、朱自清。我上小学自己攒零花钱买的第一本书是秦牧的散文《艺海拾贝》。从他学到的主要是怎么把知识运用于散文,这也影响了后来我的阅读兴趣。杨朔是那个时代教科书必选的,主要学习怎么把思想融于写景,但走得太远,成了政治图解。真正让我的散文回归审美的领路人是朱自清。

  在《阅读与写作》中,您专门有一节谈到关于理论和学术经典的阅读。

  梁衡:一般人,特别是文学爱好者常误认为政治、理论枯燥乏味,干瘪空洞,不如文学那样水灵、煽情。这是因为文学与理论属不同的思维体系,一个是形象思维,一个是逻辑思维。人们虽感觉到了这个不同,但不知道作为形象思维的文学只有借助理性的逻辑思维才会更深刻,从而更形象、更生动。就如我们常说的,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能更好地记忆。这中间有一道门槛,翻过之后,就是一片高地。我们这一代人赶上“学习毛泽东著作”高潮。这是一个半被动、半主动的经典学习运动。说它被动,是因为那是一个特殊时期,人人学,天天读,你不得不学;说它主动,是因为毛泽东的文章确实写得好,道理深刻,文采飞扬,只要一读开,就能吸引你自觉地读下去。对毛泽东著作的阅读,最有用的是他的两本哲学书《实践论》《矛盾论》,还有可以作为写作示范的一批很漂亮的论文、讲话,如延安整风时期的《反对党八股》等,在1949年解放战争后期代新华社起草的《别了,司徒雷登》《将革命进行到底》等一批社论、时评,集中展示了他的政治才华与文学才华。这种阅读对我来说已是三分政治七分文学了。

  您的作品多是雄文宏著,千字文的写作兴趣始自什么时候?

  梁衡:我是“文革”中毕业的大学生,后来又当记者,有太多的生活适合笔记体的书写,一直有这个夙愿。只不过后来在官场,碰到的政治题材更急切,就先写“大事、大情、大理”,一写就是20年。后来退到二线参加全国人大农委工作,接触林业,又有七八年时间跋山涉水写《树梢上的中国》。我现在还是国家林草局首席科普学者。一直折腾到现在,人也老了,才腾出手来回忆往事。我曾有一首诗“少年不知愁滋味,名山大川唱大风。写尽春色文章老,多少往事烟雨中。”往事如烟,遂整理成随笔。起始的第一篇是2020年9月30日发于《光明日报》的《都市小记》,接着有《吃瓜》。这方面的第一本书是2021年12月出版的《天边物语》。

  贾方舟在《天边物语》序中出提出:你很难想象,一个多年埋身于“官场”的“高干”,怎么还会保留着这样至真至纯的审美心境——这种心境需要刻意保留吗?

  梁衡:我在《都市野味》中说:“人人都有一个童年,但未必人人都有一颗童心。”我承认自己有一颗好奇的童心,对什么都感兴趣,要不怎么会写《数理化演义》? 晚年又开辟“人文森林学”。我觉得这与我童年时在一个山清水秀但又很穷的山村中长大有关,既要动脑子干活求生存,又享受了自然之趣。比如,割草时会发现一窝鸟蛋,或还未出窝的小鸟,这对一个孩子是天上掉馅饼式的惊喜。我在《何处是乡愁》里回忆到,小时在河边常有因为用皂角洗衣,自然长出的皂角苗,孩子们抢着发现它,挖回家里栽培成树。还有农村编筐,你得知道去选几年生的荆条。生活养成了我对自然的热爱,大自然给了我一双发现的眼睛。后来长期当记者又总在接触新事物,思考新问题。

  《天边物语》出了平装和线装本,为什么这么设计,这部作品在您的创作生涯中有何独特的价值和意义?

  梁衡:这是出版社的主意。他们一直想做一本内容轻松又版面好看的礼品书。正好这本书文短图多。本来我也是把它作为一种审美实验的,所以一拍即合。这中间作者、编辑、印厂有很多磨合与创新。比如传统竖排却用简体。现在看来很成功,确实漂亮。彩色图片在宣纸上的效果惊艳喜人,许多人都说没有见过这个效果。

  这本书对我来讲其意义有两点:一是从体裁讲标志着我的散文转入随笔写作阶段;二是从内容讲,我一直主张文章为思想而写,为美而写。以往的文章重在探讨如何表现思想,这本书是专门探讨如何表现美的。

  您的枕边书有哪些? 会经常变化吗?

  梁衡:我读书很杂。我把枕边书分为两类,一类是悠闲消遣,入睡前看一段。如常又把四部古典翻出来看看。但因舍不得时间,看新书时间很少。一类是写作需要,现蒸现卖,现充电。这就很杂了。如写《数理化通俗演义》就通读了一遍科学史,如李约瑟《中国科技史》《科学发现大事年表》、各位科学家的传记,读了许多科普小册子,甚至还有爱因斯坦的《狭义与广义相对论浅说》等等。写《树梢上的中国》因为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就无异于考古。写《左公柳》就看《左宗棠传》,写《沈公榕》就看《沈葆桢传》、甲午海战、中法战争及中国150年的海军发展史。写《中华版图柏》要查与长城史有关的宋史、辽史,看大量地方志。写《天边物语》就恶补美学,最近的枕边书是《西方美学教程》《华夏美学》。除开新闻、理论写作,我的散文创作有四次转型:山水、人物、人文森林、笔记体。因此枕边书也随时在换。

  您喜欢什么样的枕边书?

  梁衡:相比之下还是喜欢人物类、随笔类的书。最近刚看完的有《落花生的女儿》,是20世纪30年代散文家许地山的女儿的传记。记录了从民国到“文革”的中国社会变化,特别是她的传奇人生。还有一本《京都一年》。前者是网上提及一部分,就买来看全本。后者是出版社赠书,觉得有趣,就读完了,还反复读。

  您常常重温读过的书吗? 反复重读的书有哪些?

  梁衡:因为我是写散文的,书架上常备各种古代、现代散文选。反复读的有朱自清的散文、《浮生六记》、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涉及创作理论的有陈望道的《修辞学发凡》《文心雕龙》《马克思恩格斯要论精选》、黑格尔的《美学》。其中《浮生六记》读得次数最多,还买了七八本送人。

  如果您可以带三本书到无人岛,您会选哪三本?

  梁衡:如果去无人岛,是观察、阅读自然的绝佳机会,我不会带一本书。倒是会多带几个笔记本,记自然,记心理。这就像画家出外写生,时间有限,我估计他也不带书,而是带写生本。我说过一个学生走出校门终生要读四本书:社会、自然、历史和自己。在荒岛上正好躺在自然的怀抱里,仰望蓝天白云,细温历史,反省自己。

  假设您正在策划一场宴会,可以邀请在世或已故作家出席,您会邀请谁?

  梁衡:历史上的请范仲淹,他一生四起四落,以天下、人生为写作的实验平台,一篇《岳阳楼记》盖千古。请陶渊明,生于乱世,笑对人生。同辈请梁晓声,我们梁家的人。(主持:宋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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