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西文化的交融中孕育诗与思——怀念恩师郑敏先生

  西方当代思潮与中国古老哲学发生汇通,这对西方自古希腊以来的形而上学传统是一个质的转变,而中国的古老哲学在与西方当代思潮发生碰撞时,也被激发出生命的火花。这是先生中西文化和思想汇通的观念中一个不可忽视的核心点。

  郑敏先生走了,1月3日,在那个清冷的冬天的早晨,九叶诗人中最后的一片叶子,带着她对诗与思的追寻,对中西文化的渴求和探索,对人类的忧虑和希望,飞往了天国。1月7号是送别先生上路的日子。那天,她静静地躺在鲜花丛中,安详、辽远、宁谧,仿佛进入了永恒的沉思。她的思凝结着一个民族的文化积淀,汇聚着中西文明的交融。

  我和同门的师妹萧莎一起去送别了先生,另一位先生的弟子李永毅远在重庆,因为疫情,无法前来,他写了悼念先生的挽联“百年思铸诗魂魄,万古言存士品格”,代表我们三位弟子表达对先生的依依惜别之情。

  一

  先生是我的恩师,我跟着她读了7年书。1987年初秋,我考上了北师大的研究生,有幸进入郑敏先生的师门,成为了她的一名学生,跟着先生读了三年英美文学。那时,先生要我们几个研究生到她在清华园的家中去上课。坐在先生温馨而雅致的书房,我们由先生带着读莎士比亚、读多恩(John Donne,先生称他为姜顿)、读华兹华斯、读艾略特。先生讲这些经典作品,注重文本细读,但视野十分开阔,而且总有新颖而独到的想法——透出先生在西方文学和文化方面的深厚造诣和修养。她让我们看到莎士比亚戏剧中的多元、深刻与复杂,让我们领略多恩诗歌中的思辨、精深与玄妙,让我们感悟华兹华斯的平易、沉思与高远。那里面有西方自古希腊时期以来的思想传统,融合着对真和美、崇高和生命的看法。在初步领略了英美文学传统的精粹之后,先生又带我们踏入了美国现当代诗歌的疆界。那时候,西方当代诗歌国内学界基本上无人涉猎,先生的讲解,仿佛给我们打开了一扇天窗,让我们见到了窗外的一片蓝天。

  课后,先生为我们准备了饼干、蛋糕、水果等各种茶点,我们边吃边和先生聊天,听先生给我们讲她过去的生活,讲她的创作和学术经历。刚到先生的家里时,我的心情不免有些紧张,毕竟先生是九叶派的著名诗人,是大家,而我们则是刚出茅庐、少不更事的小青年儿。可是,先生从未把我们当作涉世未深的学生看待,总是以宽厚平等的态度与我们探讨问题。我的心情很快放松下来。

  1990年,我又跟着先生读了博士,先生嘱我不要单纯停留在文学研究的表面,而要从哲学的层面深入下去,要了解西方思想发展的脉络,从思想史和哲学的角度去探究文学的内里。当时法国思想家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理论在西方思想界掀起了巨大波澜,影响到西方文化的各个领域,先生对这一理论中反对一元中心和二元对立,主张多元、变动和开放的心态产生了强烈共鸣。她要求我从这个角度去展开研究。那几年,先生每周都给我一对一上课,我们师生二人相对而坐,两人手里各捧着一本德里达的原著。我读一段,先生讲解一段,我们一点点推进,反复推敲。德里达的著作非常艰深晦涩,但我跟着先生一起阅读,感觉到探索和思考的乐趣。就这样,我跟着先生闯入了西方当代哲学思潮的研究领域,那里面是一片辽阔的天地,有康德、尼采、海德格尔、弗洛伊德……

  跟着先生上课,与先生交谈,使我更深一步地了解了先生的人生轨迹和思想脉络,从中可以看到先生在中西文化方面的互通和她将当下的现实问题置于中西文化传统中去思考的学术视野。

  二

  先生的诗歌创作起步于上世纪40年代初她在西南联大求学期间。她和我们说,当时西南联大的很多老师和学生都对诗歌非常有热情,很多人都参加了诗社,进行诗歌创作。那时候联大的不少老师从国外求学归来,受到西方现代派诗歌的影响,英国新批评派学者燕卜荪教授也在联大教课,因此,现代主义诗潮对他们那一代诗人的影响非常大。而先生念的是哲学系,听了郑昕先生讲授的康德、冯文潜先生讲的西方哲学,又选修了冯至先生的德文和他讲的歌德,深受德语文学和西方哲学思想传统的影响,因而她受到奥地利德语现代主义诗人里尔克的影响更多。

  在我们这些刚刚步入英美现代主义文学领域的学生的印象里,现代主义诗歌肯定是与传统相对立的,现代主义诗歌的先锋性、实验性所叛逆的不就是西方的传统和正统的诗歌观念吗? 但是先生给我们讲的艾略特却扭转了我们对现代主义诗歌和诗学的看法。她带我们读艾略特的经典之作《传统与个人才能》,讲他的《玄学派诗人》,这让我全面扭转了对现代主义诗歌美学的认识。在艾略特看来,所谓诗人的个人才能无不是融于他那个广博的文化传统之中,来源于那个文化厚重的历史感和传统的血脉,而传统也正是在当下的历史长河中不断发展和变异的,没有永恒不变的、已死的、过去的传统。诗人只有在这样的传统和历史感之中才能获得他的个人才能,而个人才能在这个意义上又是非个人化的。艾略特所开拓的英美现代主义诗歌美学,正是建立在他对17世纪玄学派诗歌的重新发掘和阐释的基础之上,这一方面激活了17世纪的诗歌美学,另一方面又使得新的现代主义诗歌美学找到了它的传统根脉,不至于漫无目的地四处漂浮。先生的讲解给我们开启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思路,那就是,任何文化和文学的创新,都不能与滋养它的文化血脉隔断。所谓的创新,是在一个大的文化传统中的变革、更新、推进、衍化,而绝不是凭空想象和臆造出来的东西。

  先生给我们讲英国文学的经典,使我们领略了这个大的传统,但她并不是要我们停留在这个传统上,而是要我们跟着这个传统,去看现当代文学发展变化背后的根脉,看这个传统在当下的文化和哲学思潮中的衍变和不断更新。同时,先生讲英美文学总是能联系到中国的现实问题。正是从这个角度,先生敏锐地看到了中国新诗在今天面临的不足和困境。

  她认为,新诗在改革开放之后迎来了它的勃勃生机,但是,经过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古典文言文的抛弃以及1949年之后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新诗经受了两次断裂,它与我们的古典诗歌传统,与汉语文言文的根基,与我们的古老的文化血脉产生了脱节,这使得我们的新诗无处安放,找不到它的血源,这是新诗发展进程中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障碍。

  讲到现代主义诗人庞德,先生尤其强调他对中国古典诗歌、汉语和文化传统的关注。庞德在20世纪初提出了意象派诗歌的观点,不仅拒绝传统英诗中刻板的格律、夸张渲染的辞藻和语法规范,而且尤其注重诗歌在去除了表达上的逻辑关系之后的形象性,它是由思维、情感或意识与直接、鲜明、准确的意象在一瞬间的合拍而形成的诗意,这正是英美现代主义诗歌最初改变传统英诗表达方式和诗歌观念的一个突破口。在庞德那里,这个突破口恰巧来自东方古老的语言和文化。他从美国的东方学家费诺罗萨的遗孀那里得到了一部未完成的遗稿《作为诗歌媒介的汉字》,庞德根据这部遗稿整理翻译了19首中国古诗,名为《华夏集》,于1915年出版。这些从中国汉字和古典诗歌的形象性得到的灵感极大地启发了庞德,促成了他对英语传统诗歌的改造。先生在讲到这一点的时候无限感慨,她说,中国的新诗诗人不惜抛弃汉语文言文诗歌中的精粹,到西方的诗歌中寻找新诗语言的诗意,而庞德这位西方的现代派诗人却到中国的汉字和文言文诗歌传统中汲取激发英美现代主义诗歌的养分,这真是一场令人慨叹又使人深思的文化错位啊! 当时,先生的观点令我感到非常新鲜,也十分震撼,更使我意识到中西方文化的跨越和交汇能够给文化的发展和变迁带来启迪。

  先生虽然一生浸润于西方文学艺术的熏陶中,但她始终立足于中国的文化发展,探索中国文化与文学的当下问题和未来的出路。她的思考永远带着东方的视角,难怪她在美国布朗大学凭借多恩诗歌研究获得硕士学位时,连她的导师威伯斯特教授都赞赏她的论文,因为那里面跳荡着一颗东方的诗心。在谈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带给她个人的影响时,先生对我说,她年轻的时候一度醉心于新诗的创作,而对古典诗词读得比较少,也没能领悟其中的含蓄和深邃带来的高远境界,对此她有着深深的遗憾。先生的祖上是著名词人,有《碧栖诗词》传世,母亲能用闽调吟咏诗词,先生小时候对古诗词的音乐感是很有领悟的。后来,她被过继给姨妈,养父与亲生父亲是留学法国时的拜把子兄弟,受到的是西方自由民主思想的影响,对她的教育也是注重平等自由的开放式教育。那时正是新文化运动产生广泛影响的时代,这自然使她的阅读更多地偏向新文化影响下的现代小说、散文和诗歌,不过,先生在青少年时代始终保持着对古诗词的浓厚兴趣,尤其对其中的乐感和节奏颇为倾心。

  1948年,先生去美国布朗大学念了英美文学,在异常艰苦的半工半读的生活和学习中,她最终获得了英美文学的硕士学位。毕业之后先生结了婚,与丈夫童诗白先生一起等待回国的时机。在此期间,她从多个方面接触到西方的文化。她经常去博物馆看画展,又自费请了茱莉亚音乐学院的老师教授她声乐。先生说,她就是想利用那里的一切机会去深入了解西方文化,亲身感悟它的宗教、音乐、美术,先生的诗中也经常会以西方的音乐和绘画为素材,由此去抒写她对人生和生命的思考。

  然而,先生并没有远离中国的文化之根。她在西南联大的哲学课上不仅学了西方哲学,还特别受到冯友兰先生基于中国哲学思想的人生哲学的影响。初次踏上诗歌创作之路的郑敏先生那时候常常求教于冯至先生,而在冯至先生身上,她感悟到的不仅有哲学的博大精深,也有中国文人的精神境界,这是一种来自杜甫的对人性、对人民和对国家始终不渝的深情。先生不止一次对我谈起她对杜甫诗歌的热爱,她曾经通读杜甫诗全集的集注本,从中体会中国古典诗歌的境界,先生认为,这种境界是我们今天的年轻诗人们所应该重视和培育的。先生还特别喜爱李商隐的诗歌,和我多次谈到《锦瑟》一诗中语言的丰富和多面性,赞叹汉语丰富而强劲的表现力,还有其中的意境。说到汉字的书法艺术,先生的感慨就更进一步了。有一回,她很兴奋地和我说:“你看汉字书法中的‘雨’这个字,那滴落的四个点能够直接唤起我们对于雨水掉落在皮肤上的清凉的感觉,相比于英语中的‘rain’,汉字唤醒的心灵感觉是多么恰切,多么直接啊!”

  三

  1985年,先生赴美国讲学,接触到西方的解构主义思潮。凭借早年研读哲学的敏锐眼光,先生认识到这一思潮对西方两千年来形而上学的本质论、一元中心思想和二元对立的思维观所产生的巨大冲击,意识到这一思潮对西方哲学思想传统的全面反思和扭转。当时国内学界对德里达解构主义理论的认识还处于早期的引进介绍阶段,学界存在着不少对解构主义理论的负面认识,有学者从它破除传统的理性价值观,消解对真理的信念,打破一切固有观念等注重“解”的一面入手,认为它的核心观念是要消解掉一切稳定的结构,促使20世纪后半叶的西方文化进一步走向“消解”“虚无”“游戏”“非理性”,给文化的建构带来负面影响,是带有极端虚无主义和相对主义色彩的理论。事实上,对解构主义的这种认识一直到今天都存在。但是,先生并未被外界的喧嚣所干扰,她从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理论中看到了一种积极、活跃、开敞、能动的一面。她认为,解构主义反对绝对的权威、等级观念,主张的是永恒的变、运动、多元,不断地怀疑,不断地生成又不断地衍化。它不是要去打破中心,而是让人们认识到,一元中心一旦走到极致就会自行消解。它也不是要去消解结构,而是认为结构总是处在“结构走向解构,再从解构走向结构,然后再解构”这样一种运动和变化的过程之中。在先生看来,这是一种积极的、开放的思维观和看待世界的心态。而她的这种理解角度多是由东方的古老哲学中得来的启迪。

  先生给我讲解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理论时,常常从老庄哲学出发去进行阐释。她说,老子《道德经》的第一句话就是“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如果说道是万物之本源的话,那么,这个道却又是看不见、听不见、摸不着、无形质、无法命名的,从这个角度讲,道并不是一种有形的存在。这与德里达解构主义理论所提出的nonbeing(非有)、absence (不在)等概念是有相通之处的。它强调的是以一种更为广博的“无”的观念去观照这个有限的被“形”所束缚的世界。佛教被引入中国后与中国的老庄哲学相结合,产生了禅宗,它讲究“虚”“空”等观念,这与解构思维中对形而上学本体论的批判也有契合之处。先生的这些认识在当时是引起一些争论的。就老子的“道”的思想来说,一些学者认为,虽然“道”不可感知,但它在老子的思想中仍然带有万物本源的性质,而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理论则是全面否定本源的。记得当时先生的另一个弟子还在国内的一家重要学术刊物上与一位知名学者进行了学术商榷和争论。虽然在这些学术观点上,先生的观点并未得到所有人的认同,但先生在学术上勇于争论、积极开拓的气魄,我们作为弟子都十分钦佩。

  先生以东方哲学的视角去阐释解构主义这一20世纪后半叶在西方产生深远影响的理论思潮,这是非常独到的。德里达的思想本身若在西方理性思维观的限域内去理解,难免会陷入不可自拔的矛盾,而跳出这个限域,从东方哲学的视角去解读,则能令人豁然开朗。记得我2001年在英国诺丁汉大学访学时现场聆听了一次由德里达本人举办的学术讲座。那次演说在一个很大的阶梯会议厅里举行,前来听他演说的外国学者坐满了整个大厅。演讲之后我和一位国外学者进行交流,向她请教,她却对德里达的观点一脸茫然。那次经历使我感受到,如果不能跳出西方的理性思维传统,就无法准确地去理解这一理论。而先生的解读充满了东方诗人的智慧,我从中受益良多,至今我在教学中仍然参照先生的阐释方法去解读这一理论,去思考西方思想界在20世纪后半叶对形而上学的反思。

  先生对解构主义理论的阐发在很多情况下都立足于中国文化中的问题,最引人瞩目的是她对汉字和汉语的思考。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理论认为,西方的拼音文字以声音为主导,文字则是依附于声音的,而声音是与“神言”、理性、逻辑联系在一起的。这种重视声音、轻视文字的思维观与形而上学的一元中心论相互关联,被认为是语音中心主义。德里达对西方的语音中心主义进行了批判,倡导不受声音的霸权支配的文字学,他尤其肯定了象形文字具有不受逻辑和理性压抑的活跃的生命力。这极大地启迪了先生去反思我们对汉字和汉语的态度。她当时写了很多重量级的文章,提出汉字的形象性在其本源上与自然事物、与人的情感和心灵有着天然的联系,它的鲜明和丰富的视觉形象,能够激发人的复杂的感觉能力、活跃的想象力和敏感的审美能力,是感性和抽象性的高度结合,而这点是西方的拼音文字无法企及的。由此,她进一步反思了20世纪初白话文运动中人们对以形为主的汉字和古典文言文的一些过激做法,疾呼我们必须革新旧有的语言观,开发汉字和汉语的各种丰富、多元、立体的潜在信息,激活语言的活的灵魂。她对汉语的思考和深刻见解,对古典文言文和现代白话文的反思在上世纪末引发了一场影响广泛而深远的文化争鸣。

  先生研究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理论,不仅从古老的东方哲学去观照,而且将其运用于中国的古老哲学与文化的再阐释之中。她在给我们讲艾略特的传统观时就认为,传统不是过去的东西,传统应该活在当下。她常说:“你一定得带着你的传统往前走。”她将解构主义的思想放置于中国古老哲学思想中去阐发,这使她对西方当代思潮和文化有着极为深刻的理解。而她对老子的《道德经》,对中国的老庄哲学中的无言、虚无、空、璞、退守等观念,也是带着德里达解构主义的思维观去阐发的,她认为其中包含着解构主义思维观中的变与消解二元对立的思想。她多次讲道,要将中国的古代哲学、思想和文化带入当下的哲学思潮中去阐释、去理解,传统绝对不是已死的书斋中的老古董,只有将古老的思想带入当下的语境中,它才能焕发出活的生命力。西方当代思潮与中国古老哲学发生汇通,这对西方自古希腊以来的形而上学传统是一个质的转变,而中国的古老哲学在与西方当代思潮发生碰撞时,也被激发出生命的火花。这是先生中西文化和思想汇通的观念中一个不可忽视的核心点。

  先生踏上了远行的征程,但她的谆谆教诲,她的思想遗产却始终在我的脑海中回荡。

  这些天,我常常想起先生家中客厅的墙上挂着的一幅泛着蓝色暗光的画作:两把椅子在空旷寂寥的地平线上相对而坐,几张报纸在地下散落,飞鸽在天空中盘旋,仿佛在召唤离别的人们。空了的椅子,并没有人坐在那里,然而,曾经的日子不会远去,它们仿佛在诉说着不久之前那两把椅子的主人正相对而坐,叙谈着往日的生活……

  由着这幅画作,我不禁想起先生和我曾经在一起的日子。我们就这样相对而坐,先生坐在客厅的单人沙发上,我坐在她的对面,先生给我讲诗歌、讲哲学、讲文化,我静静地听着,偶尔插上一句,更多的时候是听凭先生那语调温润平和而思绪遄飞的话语潜入心底。那一切是如此真实,如此清晰,如此难忘! 先生曾为这幅画作写过一首诗——《两把空了的椅子》,其中有这样的诗句:

  也许是一对情人也许是两个老人也许是失散多年的朋友在这入暮的街心留下它们的体温一种看不见的电波微微颤动,当一切开始沉入一天的深渊。

  那不在了的存在比存在着的空虚更触动画家的神经。

  是的,不在的存在,比存在的空虚更为真实,由真实而进入永恒。空了的椅子叙说着过往的一切,拨动着我的心弦,也唤起了我与先生在一起的时光,唤醒了我永远不会忘却的记忆。(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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