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词学十事

  20世纪词学十事,说的是20世纪中国今词学的十件大事。中国今词学是与中国古词学相对应的一个命题。中国词学以1908年王国维发表《人间词话》、倡导境界说为界划分古今。此前为古词学,此后为今词学。古词学一千年,今词学已过去一百年,一百年之后还是今词学。20世纪是一个时间概念,借以界定今词学在中国词学发展进程中所占居位置及所涵盖范围。据其位置及范围,20世纪五代词学传人中以清末五大词人为代表的第一代传人,属古代而不在其范围之内;21世纪五代词学传人中1955年至1975年出生的第一代传人,于1995年间登场,属新世纪的新一代,亦不在其范围之内。因此,记述20世纪中国今词学的这段历史,应自1908年起至1995年止,而非自1900年起至1999年止。这是中国今词学在20世纪所经历的一段历史。本文所记述,为这一历史阶段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人物及事件。主观、片面难免,敬请方家教正。

  一、王国维《人间词话》的两重意义

  1908年,王国维《人间词话》问世。这一事件具两重意义:一为词话自身意义,一为词学史意义。词话自身,主要体现在境界二字的拈出及境界之说的创造。词话手订本第一则“词以境界为最上”,境界被当作歌词创作的最高目标;手订本第九则,境界与兴趣、神韵并列,境界被当作达至目标的度量单位及追寻途径。境界者也,前后意思略有区别。就达至目标的度量单位及追寻途径看,境界具三层意涵:其一,境界是疆界,是一个具一定体积,有一定长、宽、高的容器,或者载体;其二,境界是意境,是一个由一定的意和一定的境相加所合成的境,或者是将西方学说引进并加以中国化所形成的意和境的统一体;其三,境界是境外之境。三层意涵说明,境外之境是王国维所追寻的最高目标。并说明,这是从疆界到意境的提升所达至的目标。只有认清目标,懂得提升,才能读懂《人间词话》。这是词话自身的意义。至于词学史意义,即所谓古今分界,这既是事件出现的偶然,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王国维之作为中国今词学的创始人,他的现代词学境界说,与李清照所确立传统词学本色论及吴世昌所奠定新变词体结构论,三大理论创造,三座里程标志,必将逐渐受到关注。在这一意义上讲,《人间词话》的词学史意义大于词话自身的意义。

  二、胡适的词史三段论

  曾与一位文学理论家说及胡适。我说:20世纪只有两位大学问家,一位王国维,一位胡适。他问:陈寅恪和钱锺书呢? 我说:未也。为什么呢? 因为王国维、胡适懂得分期、分类,陈寅恪和钱锺书,尚未见相关述作。分期与分类,看似十分简单,如将其包装起来,就是陆机《文赋》所说“操斧伐柯”。这是开天辟地的一种大本事。典出《诗经·豳风·伐柯》。表示执柯伐木,须以斧柄为准则;分期、分类,亦须以斧柄作依据。中国词学史的古今分界,凭借王国维境界说。

  胡适将千年词史划分为三个大时期,称三个大时期词的历史为:词的“本身”的历史、词的“替身”的历史及词的“鬼”的历史。所谓词史三段论,乃以人类生命形态为准则。人类生命形态就是砍伐的斧柄。胡适称之为“历史的见解”,现在看就是一种观念。这是执柯伐木所依循的准则。胡适之后,以鸦片战争、“五四”运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大政治事件为依据,将1840年之后的中国文学划分为近代、现代、当代三个部分,三个发展阶段,其所依据是政治历史事件,而非文学事件,其所奉行观念,属于政治家的观念、历史学家的观念,文学家自身没有观念。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各领风骚数十年,不知数十年或数百年之后,是不是还这么书写?

  三、吴梅著《词学通论》

  吴梅《词学通论》,原为执教东南大学期间讲义,1933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全编九章,包括辨体及会通。会通部分,论人、论词,未尽周至;辨体部分,论平仄四声、论音韵,论作法,则甚精到。尤其是对于字格与音理的辨识,更具参考价值。如曰:词之为道,本合长短句而成,虽音理失传,而字格具在,今之学者但宜依仿旧作,字字恪遵,庶不失此中矩矱。音理失传,字格具在;八字箴言,词学真传。此说出自万树,但引为己用,其中亦有自身体验在。如曰:凡古人成作,读之格格不上口,拗涩不顺者,皆音律最妙处,不得轻易改顺。这是由字格追寻音理的一条戒律。为著探究字格与音理的关系,著者特别就去声的特征及用途加以申述。如万树所云“名词转折跌荡处,多用去声”,著者称“此语深得倚声三昧”,并就去声在三仄之中的位置表示其声音特征。曰:“盖三仄之中,入可作平,上界平仄之间,去则独异,且其声由低而高,最宜缓唱,凡牌名中应用高音者,皆宜用此。”指出万树之所谓转折跌荡处,一般多在领头处,包括协韵后转折处。言昔人所未发,或发而言之不详者,令其更加完善严谨。尽管尚属草创,但整体框架及所提示方法与途径,却为填词与词学提供登岸之筏,堪称世纪词学由古到今过渡的奠基之作。

  四、夏承焘与《词四声平亭》

  民国四大词人之首夏承焘,以一个“笨”字成就其毕生事业。他于而立之年写成《白石歌曲旁谱辨》一文,闲置书架,为顾颉刚所发现,带往《燕京学报》发表,成为他的成名之作。十年过后,发觉“前人只知词辨四声,未尝究其演变历史”,因撰《词四声平亭》一文。此文以实证方法演绎李清照“别是一家”说,并以“多为拗句,严于依声”为标志,为词之独立成科划分界线。其曰:温飞卿已分平仄;晏同叔渐辨去声,严于结句;柳三变分上去,尤谨于入声;周清真用四声,益多变化;宋季词家辨五音,分阴阳。又曰:词之初起,与诗同科。至飞卿以侧艳之体,逐管弦之音,始多为拗句,严于依声。往往有同调数首,字字从同;凡在诗句中可不拘平仄者,温词皆一律谨守不渝。前者依李清照所说,歌词与诗文在字声安排上的区别,循字声与字法,探寻歌词体式演变轨迹;后者依李清照所说,乐府歌词是不同于声诗的另一诗歌样式,循句式、句法,看歌词与声诗的体制区别。体式与体制,两个方面为词学本体研究奠定基础。此文于《之江中国文学会集刊》1940年4月第5期发表。尔后,改题《唐宋词字声之演变》,收入《唐宋词论丛》,于1956年12月由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成名之作不易,奠基之作尤为不易。

  五、唐圭璋说拙、重、大

  民国四大词人之一、中国词学文献学奠基人唐圭璋,于倚声填词的三大领域词学考订、词学论述以及词的创作,均有一定建树,但因考订成绩卓著,也就将其他方面给掩盖了。例如词学论述,唐圭璋不仅对王国维以境界立说持有异议,对于况周颐等人的拙重大之义,亦有不同看法。他在给我的书札中曾经指出:拙重大是主要倾向,风骚以来无不如此。这并不等于抹杀一切日常见闻、清新俊逸的作品。杜甫有“数行秦树直,万点蜀山突”,多么深刻、形象、重大;但“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又何等轻灵细致。颜鲁公书力透纸背就是拙重大,出于至诚不假雕饰就是拙重大。因此,真挚就是拙,笔力千钧就是重,气象开阔就是大。“为君憔悴尽,百花时”“不如从嫁与,作鸳鸯”“除却天边月,没人知”“觉来知是梦,不胜悲”,都是真情郁勃,都是拙重大。唐圭璋这段话,除了解释意涵,说明倾向,还表示拙、重、大,是一种感觉、一种印象,或者一种状态。和似与非似一样,并无一定度量单位可以度量,亦无法以现代科学语言加以表述,不可能提升为一种理论,如拙重大说,或者拙重大学说。

  六、龙榆生与中国词学学

  民国四大词人之一、中国词学学奠基人龙榆生,1934年4月于《词学季刊》发表《研究词学之商榷》一文,为填词与词学作出界定,并将张炎以下,直至于清,各家钩稽考索之所得及自己之所添加,归结为八事。曰:图谱之学、词乐之学、词韵之学、词史之学、校勘之学、声调之学、批评之学、目录之学。龙榆生词学八事,界定词学内涵,确立学科规范。分开来看,是八个各自独立的科目;合在一起,组成一完整学科。至“商榷”二字,则表示研究之研究,说明这是归结各家所创立一门属于填词与词学所独有的词学学科。龙榆生的归结,是一种有意识的创造与发明。我将其称作词学学,并为之定义。曰:这是一门研究词学自身存在及其形式体现的一门学科。龙榆生之后,赵尊岳将历代词籍内容概括为词中六艺。曰:词集、词谱、词韵、词评、词史、词乐。唐圭璋于龙榆生八事之外,平添二事。曰:词集笺注与词学辑佚。本人为业师夏承焘先生立传,亦将其简化为三。曰:论述之学,考订之学,倚声之学(词的创作)。但所有增减,实际上都在龙榆生的把握当中。当然,从词学到词学学,仍须要有个提升的过程,即从多到一提升的过程。这是后来者应当承担的责任。

  七、詹安泰与中国词学文化学

  民国四大词人之一、中国词学文化学奠基人詹安泰,1936年9月于《词学季刊》发表《论寄托》一文,借用吴梅的话为常州派寄托说确立义界。谓:“所谓寄托者,盖借物言志,以抒其忠爱绸缪之旨,三百篇之比兴,《离骚》之香草美人,皆此意也。”表示这是通过比兴途径,阐发意内言外之旨的一种艺术表现手段。这一艺术手段,詹安泰将其归结为下列二项:或取资闺帷之内,羁旅之中,柔情绮思,忆别伤离,而身世家国之怀寓焉;或取资于自然风景,无知物类,听睹所及,曲写毫芥,而身世家国之怀亦寓焉。于此二项,詹安泰特别强调“词外求词”。他指出:岳飞《满江红》,“悲愤之怀,壮烈之志,和盘托出,绝无隐蓄,此不关乎寄托也。”至《小重山》,“故国怕回首,而托诸惊梦;所愿不得偿,而托诸空阶明月;咎忠贞不见谅于当轴,致坐失机宜,而托诸瑶琴独奏,赏音无人,盖托体比兴也。”前者不关寄托,所述都在词内;后者有寄托,意在言外。词内与词外,实际已经是从个别到一般的推广。例如:“瑶琴独奏,赏音无人。”说明独奏者的耻和辱,已不仅仅是靖康耻和臣子恨,而是包括靖康耻和臣子恨在内的一般人的耻和恨。同时也说明,詹安泰之论寄托,已不仅仅是寄托本身,实际已为词学文化学的建造奠定基础。

  八、吴世昌与新变词体结构论

  中国词学史上三座里程碑:李清照传统词学本色论、王国维现代词学境界说、吴世昌新变词体结构论。三座里程碑,三大理论建树,用叔本华的话讲,这就是我所感知的词的世界,作为表象而存在的词的世界以及作为意志而存在的词的世界。就文化传承的角度看,从本色论到境界说,是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从境界说到结构论,是现代化的传统文化。本色论以似与非似论词:似,本色;非,则非也。侧重于主观感悟。境界说以有与无有说词:有,最上;无,最下。均可以现代科学方法加以度量,以现代科学语言加以表述。结构论以生与无生论词:生,则活;无生,则未能也。须看其会否钩勒。本色论与境界说今暂勿论,结构论则当稍加说明。结构论之生与无生,指情与景之间的一种联系,也就是钩勒。如吴世昌所云:“述事以事为钩,勒住前情后景,则新境界自然涌现,是为钩勒。”谓于抒情写景之际,渗入一个第三因素,即述事,使这三者重新配合,造成另一境界;如情景之间无“事”可联系,情景并列如单页画幅,则不能融情入景,就景抒情,使得万象皆活。就结构论的构成原理看,其所谓“事”,已成为情与景所组成二元对立关系(Binary Opposition)中的中介物,吴世昌称之为枢纽。这是建造结构论的关键。详参拙文《走出误区——吴世昌与词体结构论》。

  九、沈祖棻:传统本色词传人

  沈祖棻在20世纪词坛,从填词角度看,名登当代十大词人之榜;从词学角度看,位居今词七家之列。吴世昌先生称其为“深知此中甘苦的慧业词人”。读其词,知其人。一部《涉江词》,可以江山、斜阳、飞燕三种意象加以概括。江山、斜阳为背景,为人生舞台;飞燕为寄托。见证历史,见证人生。物象、事相,忧世、忧生,表层、深层,依次呈现。“有斜阳处有春愁”,并不局限于“九·一八”的人和事。两个“有”字,通古今之变,亦无中外界限。不域于一人一事。读“涉江”,只是到幼安,到易安,仍未知子苾;必须到小山、到屈子,才能领悟其词心。“一生低首小山词”“情愿给晏叔原当丫头”,为词、为人,都将小山引为知己。子苾和子臧(吴世昌),都执著于小山的“痴”。现实中得不到,梦中求之;现实中得到了,担心还是在梦中。所谓“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这是就其内在实质而言,至于外部形式体现,子苾的出色当行处,乃在其善以感觉、印象以及状况的呈现体现词心。这是我读“涉江”所得启示。感觉、印象以及状况的呈现,既有助本色、非本色的体验,亦可作制作本色词的参考。近来,友人有“说词”著作出版,即曾集涉江句为贺,并以共勉,祝愿于新世纪、新时代,再现子苾丰采。

  十、缪钺、叶嘉莹合著《灵谿词说》

  20世纪下半叶,中国今词学进入蜕变期。填词与词学,由创造期的正,过渡到蜕变期的变。在词学蜕变期间,缪钺、叶嘉莹合著《灵谿词说》,具有特别意义。正如叶先生在“前言”中所说,所谓临源而挹其清波,陵冈而掇其丹荑,说明凡属历代词人诸种不同风格之特美,都将探其源而陟其冈,以供吾人之挹掇欣赏。二位先生说词,以“特质与特长”为中心,对于词的本体存在以及特征与功能均有精辟论述。缪先生说:词之所以异于诗者,非仅表面之体裁不同,而尤在内质及作法之殊异。词之特质,在乎取资于精美之事物,而造成要眇之意境。缪先生认为:题材决定品质。必须以特殊的作法体现其特美与特长,以特殊的作法体现其要眇之意境。“要眇宜修”体现女性美,是一种风格,属外部特征,非词体自身。叶先生说词,主感发联想,提倡经由直接感发及思索安排两种途径,体验其动人魂魄而又窈眇难言之词心,并对于联想分别就创作者及欣赏者的角度,给以提示。谓创作者所致力的,乃是如何将自己“抽象的情思”经由联想而化为“具体之意象”;欣赏者所致力的,则是如何将作品中所表现的“具体之意象”经由联想而化为“抽象之情思”。二位先生立论,不仅于词界产生纠弊补偏作用,亦为中国词学鉴赏学的建造树立典范。(作者系澳门大学中文系教授)

  壬寅大寒后三日于香江之敏求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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