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勇:美的开端

  一

  2022年1月26日,《何以中国》展览在故宫博物院文华殿开展,展览概括而鲜明地呈现了华夏大地何以中国、中华民族何以伟大、中华文明何以不朽的壮丽主题。展览第一部分的《生作在兹》,展出了若干远古陶器,把人们的目光重新引向故宫博物院收藏的陶瓷珍品。

  在故宫博物院,收藏着一件彩陶几何纹钵,在这件陶钵的上端,描绘着水波纹,在口沿上卷曲晃动,陶钵的腹部描绘着三角形几何纹,上下两层三角形几何纹的大小、形状相同,但方向相反,可能是由鱼纹逐渐抽象演变而来。

  它来自遥远的半坡遗址,发现于陕西省西安市浐河东岸,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仰韶文化半坡类型,距今已有7000年的时间跨度。仰韶文化,是新石器时代晚期在黄河中游地区出现一种重要的文化,因彩陶而著名,被称为彩陶文化。

  彩陶,是相对于素陶而言的,它的制作工艺比素陶复杂,因而彩陶起源晚于素陶,消失的时间又早于素陶。

  还有一种陶器是彩绘陶器,彩绘陶器不是彩陶,二者的区别在于:彩陶是先在陶坯上绘画,然后再入窑烧制,因而图案被固定在陶器表面,不易脱落,而彩绘陶器则是在陶器烧制完成后绘图于表面,所以花纹图案极易脱落。本文所言彩陶,并不包括彩绘陶器。

  故宫博物院里收藏的彩陶还有: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彩陶旋花纹钵、彩陶旋花纹曲腹钵,等等。这些彩陶,无不映射出黄河流域彩陶文化的迷人光泽。

  二

  中国大约在距今1.2万年以前进入原始农业时代,也就是新石器时代。农业文明的出现,给先民们带来了相对稳定的口粮,为满足劳动与日常所需(如汲水、炊煮、饮食、储藏等)而制造出的容器,它最早是出于实用目的而制造的,慢慢地,才变成了一种绘画、装饰和造型的艺术,进而走到绘画、雕塑、建筑等艺术形式之前,成为中国造型艺术的先锋——迄今为止,我国还没有发现比陶器年代更早、更完美、更典型的造型艺术品。

  《易·系辞传》说:“安土敦乎仁,故能爱。”译成白话文,就是:安于所处之境,而敦行仁道,故能泛爱天下。“安”是“仁”的前提,而“仁”又是“爱”的条件。只有建立了稳定而富足的日常生活,才能有形而上的“仁”与“爱”。陶器正是因形而下的日常而生,最终指向的,却是形而上的美学与宗教。这也正概括了中国艺术的特点——它是具体的、当下的、现实的,与我们的生活、生命密不可分的。没有了生活、生命,艺术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但它同时又是抽象的、非现实的、形而上的,指向深广无边、横无际涯的精神宇宙。

  于是,大自然之美,尽被收纳在新石器时代的器具之美中,数千年之后,依然让我们感动。那些游动的鱼、飞翔的鸟、攀升的豆荚、盛开的花瓣,充满了动感,充满了生命的力度,却与陶器彼此相依,让我们感受到泥土与河水、阳光、动物、植物的密切联系。

  陶器,是最早的“中国制造”了。这个世界上有山,有水,有土,有木,有火,却没有“陶”这一事物。陶,是“无中生有”,亦是“有中生有”,它把水、土、火三种事物集合起来,熔炼、生成了一个全新的事物。发明陶器的意义在于,“早期中国人”已经有能力在原有的世界上,创造新的事物。这与打制、磨制石器有了根本的不同。陶器的发明,是旧石器时代与新石器时代最重要的区别之一。

  三

  彩陶,上古先民们制造的最美之器,在以彩陶、玉器、青铜器、瓷器、书画等为载体的中国古代文明中,彩陶时代历时最为持久,时代纵深达5000余年,覆盖空间广大,从黄河上游到长江下游,在大地上纵横铺展,跨越了老官台、大地湾、仰韶、马家窑、大汶口、屈家岭、大溪、红山、齐家等文化,涉及今天的甘肃、青海、陕西、宁夏、河南、河北、山西、山东、江苏、四川、湖北等省,形成了世界上最发达的彩陶文化。

  彩陶的时代结束了,但它并没有真正结束。它停留在时间里,如影随形,有如时间深处的孤灯,照亮先民们未来的旅程。今天,彩陶早已退出了人们的生活,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衣食住行)、艺术流变(书法绘画、音乐舞蹈)中,彩陶的影响无处不在。人们常说华夏文明5000年不断流,纵然是远在数千年前的彩陶,它的风流余韵,袅袅不绝。

  关于衣,早在新石器时代,陶制品的使用就超出了日常生活和礼器用具的范畴,向更广阔的生产生活领域“旁逸斜出”,比如陶纺轮,就是制陶工艺的一个延伸。陶纺轮,在新石器时代就已成为纺织生产工具,这证明伴随着当时农业文明的发展,纺织业已有了很大发展,我们的服饰文明,已经开始起步。

  只是20世纪以来的考古发掘,出土的“饰”比较多,而“服”因为是有机质,易于腐烂,上古时代的衣物几乎不可能穿过时间的围剿抵达今天,但可以找到与纺织文明有关的其他证物。1926年,考古学家李济先生率领考古队到山西夏县考察,路过西阴村和辕村,那里据说是嫘祖养蚕的地方。嫘祖是黄帝的妻子,因为发明了养蚕缫丝的方法,让上古先民们不仅有饭吃,而且有衣穿,因此被奉为“先蚕娘娘”。在夏县西阴村和辕村,嫘祖给黄帝进献丝织战袍的传说至今仍在流传。在那里,李济和他的伙伴们果然发现了一个丝质茧壳。李济先生后来在文章里激动地确认:“这是当时发现的最古老的蚕茧的孤证标本。”两年后,李济先生把它带到美国华盛顿检测,证明这是家蚕的老祖先。“蚕丝文化是中国发明及发展的东西,这是一件不移的事实。”

  1958年,在良渚文化的钱山漾遗址,距今4000多年的家蚕丝线、丝带和绢片终于被发现了,与丝绸生产相关的陶纺轮也惊现于世。2017年,考古人员在河南省郑州市荥阳市青台遗址出土的瓮棺里发现了丝织物,鉴定结果为5000年前的桑蚕丝残留物,是迄今全世界发现的年代最早的丝绸实物,表明中国是丝绸文明的发祥之地。丝织物与它的生产工具——陶纺轮,虽沉埋于地下,数千年沉默不语,却不约而同地,达成了完美的互证。

  关于食,因为陶器,我们的上古先民们可以喝开水、吃熟食、饮美酒。饮食烹调,由生存之必须,转变成一种生活美学。陶器里的钵、碗、杯、豆、盆、罐、觚(以上为酒器、饮食器和储存器)、釜、鼎、鬲、斝、甑、甗(以上为炊煮器),陶器的器形越来越细,对应着先民的饮食越来越走向精致与复杂。而精致的饮食文化,又将中国的文明引向了“礼”的层面,如《礼记》里说的,“夫礼之初,始诸饮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所以有着经久不息的魅力,正是因为它与我们的生活、与生命最本质的欲求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由此出发,华夏文明达到了一个足以傲然于世的高度。

  关于住,我们今天可见的对于瓦的记载来自西周,东周有了“盟于瓦屋”的记载,说明当时已有瓦屋。而瓦的出现,其实就是由陶罐衍生出来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作家杨熙龄先生说:“我们祖先首先发明制造陶瓶陶罐,然后制造井圈之类的东西,把井圈切两次,就是四块瓦。把一个瓦瓶剖开,就成为两块筒瓦,瓦当就是屋檐筒瓦顶端下垂的部分,即筒瓦头,把瓦摊平,就是砖。人们用砖瓦或者用水泥盖成的房屋,也还是和陶瓶陶罐一样,仍然是个容器,所不同的是一个用来盛水,一个用来盛空气和人罢了。”

  关于行,车轮的出现也与陶器、尤其是陶轮的启发有密切的关系。最简单的陶轮只需一对轮盘,轮盘之间装一根纵轴,轴直立竖放;陶工一面用脚旋转下面的轮盘,一面用手将柔软的粘土置于上面的轮盘中,就可以将陶器塑捏成形。若将这对轮盘横过来放,不就是车轮吗?但这个在今天看似简单的动作,人类可能历经了数千年才最终完成。在中国古代传说系统中,是轩辕黄帝把木头插在圆轮子中央,使它运转,从而发明了车辆,黄帝也因此被称作“轩辕氏”。轩,就是古代一种有帷幕而前顶较高的车;辕,则是车前驾牲畜的两根直木。但黄帝发明的车轮,我们没有见过。据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考证的结论,约在4500年到3500年前,中国出现了第一辆车子。而《左传》中提到,车是夏代初年的奚仲发明的,如果记载属实,那是4000年前的事情。在殷周时代(距今3000多年前)的文物中,考古学家也发现了殉葬用的车,当时的车子由车厢、车辕和两个轮子构成,已经是比较成熟的交通工具了。无论怎样,车轮是中国古代先民最伟大的发明之一,车轮周而复始的运转,推动着车子向前运动,刷新了人们对于距离和时间的认识。历史的车轮,推动着物质的车轮,向前运行。

  四

  除了日常所必需的衣食住行,持续数千年彩陶文明,也为中国艺术史缔造了一个美的开端。数千年的岁月积累,足以支撑此后数千年的艺术进程。

  比如书法和绘画,我们就可以从彩陶上寻找到源头。在彩陶上,我们可以看见的,有最初的符号(1959年,在山东省宁阳堡头75号墓出土的一件灰陶背壶上发现了以毛笔之类的工具绘写的红色符号,是首次发现的陶器符号),甚至在陶寺遗址的扁壶上,见到了文字的雏形,还有最古老的绘画,在这些绘于陶器表面的画上,我们感受花蝶泪梦,目睹鱼跃鸢飞,见证初民们生活的那个万类霜天竞自由的原始公社世界。我们看不见的,是在彩陶上写字、画画的笔。从彩陶上符号和图画线条的流畅、粗细浓淡的变化来推测,当时的书写和绘制工具,不是用竹木削成的硬质工具,而是以兽毛或者藤须加工成的软笔。考古发掘也证明了这一点,在陕西临潼姜寨的5000年前的墓葬中,已经发现了毛笔,同时发现了盛放颜料的砚石。影响中国书法和绘画的主要工具毛笔,至少在距今5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就已经完备。自那时起,一直到今天,艺术家进行书画创作的工具始终未变。中国书画艺术万般风情、艺术史的千种流变,都根源于那一管细细的毛笔。

  有学者认为,绘画中的花鸟画,就是从花瓣纹和鸟纹中演变来的。由于花瓣是女性生殖器的象征,鸟被认为是男性生殖器的象征,因此花与鸟的结合,正是上古时期生殖崇拜的产物,只是到了后世,这种生殖崇拜已经淡化,而花与鸟的组合却延续下来,成为一种固定的模式,它的内涵也由“鹣鲽之情”(男欢女爱),转变为吉祥如意。

  同样,我们民族的音乐、舞蹈的历史,也可以追溯到彩陶时代。在仰韶文化马家窑类型的舞蹈纹彩陶盆内壁上,三组舞蹈人物翩然起舞,是那个年代的“大河之舞”吧,几千年后,我们依然可以感受到他们起舞时的节奏与气氛。

  而陶器,本身就可以是乐器。《易》说“鼓缶而歌”。缶,是盛酒器,有陶缶,也有青铜缶。最著名的青铜缶,是湖北随州曾侯乙墓出土的两件青铜冰鉴缶(即曾侯乙铜鉴缶),缶内有夹层,夹层里面可以放冰,这样战国早期的“湖北人”就可以喝上冰镇饮料。无论陶缶还是青铜缶,用来击打它,它就成了乐器。所以李斯《谏逐客书》说:“夫击瓮叩缶、弹筝博髀而歌呼呜呜快耳者。”《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里写:“蔺相如前曰:‘赵王窃闻秦王善为秦声,请奏盆缶秦王,以相娱乐。’”看来在东周列国时代,击缶还是挺普遍的。《庄子》中写:“庄子妻死,惠子吊之,庄子则方箕踞鼓盆而歌。”庄子敲击的盆,想必也是陶盆,而不是青铜盆、不锈钢盆,或者“红双喜”的搪瓷脸盆。

  五

  中华民族成为世界上最早迈入文明殿堂的民族之一,彩陶文化是一个重要的标志。文化的“文”,就是“纹”——是纹身的“纹”,也是花纹的“纹”。它在甲骨文里的写法是一个站立的人,上面是头部,两条手臂左右伸展,两条腿站在地上,人的胸部绘有美丽的花纹,后来引申为彩陶上的纹饰,再后来出现了玉器、青铜器、漆器等,花纹的载体也越来越多,“文”的范围越来越广,从一种物质转移到另一种物质,最终转移到无限的物质之上,不断地演“化”,成为覆盖于我们生活之上的“文化”。而中国艺术史上的第一种器物——彩陶(“文”),就是中国文化和艺术的本源,是根脉,是埋进土里、等待重生的种粒。在艺术的“六道轮回”里,它的生命化入了书法,化入了绘画,化入了建筑,化入了歌舞,化入了与生命相连的每一个艺术领域。我们的文化和艺术,就像陶纹(文)上的鲜花一样绽放,日益昌荣和茂盛。而出现“纹(文)”上描绘的繁花,也被写作“华”(“华”就是“花”),成为我们民族的名字。我们自称“华族”,或“华夏族”,我们的土地,称为“中华”,其实就是说我们是一个文明之国、礼仪之邦。我们的文化,是盛开着鲜花的文化;我们栖居的地方,是鲜花盛开的村庄。我们民族的名字里,包含着祖先无限的诗意与自豪。(作者系故宫文化传播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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