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论坛·陈桐生:商周文学语言的因革及其启示

    中国文学史上有两次语言大变革,第一次是在商周春秋战国之际,中国文学语言由“殷商古语”变为“文言”;第二次是在1917年新文学革命期间,中国文学语言由“文言”变为“白话”。第二次文学语言变革广为人知,第一次文学语言巨变却少有人论及。因此,有必要揭示商周时期中国文学语言的巨变及其意义。

  中国文学语言的起点是在殷商。现存殷商文献有甲骨卜辞、铜器铭文和《尚书·商书》,此外还有存在不少疑问的《诗经·商颂》。这些文献语言可以称之为“殷商古语”,特点是艰深古奥。虽然殷商甲骨文、铭文、《尚书》典诰誓命各类文体语言都有自己的特色,但“殷商古语”在语音、文字、词汇、语法、修辞等方面仍存在着共同的形态特征:其语音是区别于西周方言语音的东方殷商古音;其文字尚处于汉字的草创阶段,有些甲骨文和铭文字形还不够稳定,甲骨文和铭文之中都有一批不能隶定的文字;其词汇意义非常古老,在历史形态上比后来的“文言”要早得多;其语法与后世“文言”大体相同,但也会有一些特殊的语法;除少数比喻之外,“殷商古语”较少运用修辞手法。从各方面来看,“殷商古语”都体现出它的古老性和原始性,都与后来的“文言”之间存在一条深深的鸿沟。

  西周时期存在“殷商古语”和“文言”两种形态语言,西周铭文、周原甲骨文、《尚书·周书》、《诗经》雅颂语言因袭“殷商古语”,而《易经》、《国语》西周散文、《诗经》西周风诗、西周史官格言则采用相对平易的“文言”。前者沿袭殷商文学语言,后者则是周人通过扬弃“殷商古语”并提炼周人口语而形成的新形态的书面语言。这两种形态语言,一主一次,一雅一俗,一难一易,一因一革,差异十分明显。西周沿袭“殷商古语”有多方面的原因:文学语言本身具有稳定性和延续性;商周之际有一批殷商史官因不满纣王的残暴统治而由商奔周,直接将“殷商古语”带到西周;周初文化水平远逊于“大邑商”,因此周人对殷商文化有一种仰慕心理;西周统治者对殷纣王与其他殷商先王采取区别对待的态度,他们彻底否定的是殷纣王一人,而肯定从成汤至帝乙等殷商先王。西周初年重要文体如文诰、铭文、甲骨文、颂诗都是来自殷商,按照文体形式要求,西周作家必须运用“殷商古语”进行创作。周人在沿袭“殷商古语”过程中并非完全照抄,而是有自己的新变,如西周文诰、雅颂诗歌、铭文语言互渗,某些殷商文体语言(如铭文)在周人手中得到高度发展。

  “文言”是继“殷商古语”之后又一种新的语言形态。《周易》卦爻辞、《诗经》西周风诗、《国语》西周散文、西周史官格言这几类作品是用“文言”创作的。“文言”与“殷商古语”的根本区别在词汇难易,就是说“文言”词汇要比“殷商古语”浅显易懂得多,此外在语音、文字、语法、修辞方面也有所差别。虽然“文言”在西周属于非主流文学语言,但它接近民众口语,作者易写,读者易懂。“文言”用语生动形象,自然灵活,长于叙述和描写,文学艺术性要远远高于“殷商古语”作品,因而它比远离民众生活口语、日益走向僵化的“殷商古语”有着更旺盛的生命力。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文言”都有取代“殷商古语”的优越条件。

  春秋文学语言的发展大趋势,是“殷商古语”走向没落衰亡,而“文言”方兴未艾,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文学语言大变革——“文言”取代“殷商古语”,在此时宣告完成。从春秋铭文可以看出“殷商古语”在春秋时期走向式微,从《诗经·鲁颂》可以看出颂诗语言由“殷商古语”向“文言”转化,从鲁国《春秋》可以看出“文言”艺术的提升,春秋时期这三个语言范本展现了“殷商古语”与“文言”此消彼长的大势。“文言”取代“殷商古语”,有着宗教、政治、审美风尚以及作家创作心理、社会接受心理等多方面原因。

  在经历了七八百年的辉煌之后,“殷商古语”终于在春秋时期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悄然退出中国文坛,让位于“文言”,从此中国文学语言从“殷商古语”进入了“文言”新纪元。

  西周春秋时期“文言”取代“殷商古语”,其意义不亚于中国现代文学语言革命。从春秋战国到现代“白话”兴起,两千多年的中国文学语言就是沿着《周易》、《国语》、《诗经》风诗、《春秋》的“文言”走下来的。

  “文言”在春秋时期取代“殷商古语”之后,迅速在文学领域结出硕果,促成了战国文学的大发展大繁荣。从春秋末年到战国时代,中国历史进入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所说的“轴心时代”。围绕如何一统天下的主题,战国诸子百家各开户牖,呈现思想井喷局面。选择什么样的语言来表达思想,是战国诸子首先面临的问题。如果诸子百家都采用“殷商古语”来表达思想观点,那么结果是难以想象的,不仅诸子百家不善于使用这种远离民众生活口语的上古晦涩语言,更重要的是受众根本无法听懂或看懂。所幸“殷商古语”此时已经基本退出历史舞台,诸子百家无一例外地运用“文言”进行写作。诸子采用相对平易的“文言”来自由地表达观点,犹如给巨人插上翅膀。需要强调的是,诸子百家不仅是用“文言”写作,而且他们所用的是比《国语》《春秋》更平易、更接近口语的语言,力求运用最浅显、最生动、最易懂的“文言”来传播深刻的思想观点。不少战国诸子的散文是他们讲学、游说的记录,诸子的讲学、游说过程中的某些特点,诸如口语化、浅显化、形象化等等,都如实地反映到书面语言之中。在战国文学语言发展史上,《论语》是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论语》中不少对话体语录通俗浅显,明白如话,甚至比明清时代的古文还要好懂得多。战国诸子中也有一些不屑于、不善于或不需要游说的诸子学者,他们更乐意采用纯粹书斋著述的方式。不过,这种书斋著述并不意味着他们一定要把文章语言写得晦涩艰深,因为他们同样要考虑如何让读者轻松接受自己的观点。因此,伏案写作的诸子也像游说之士一样追求语言的生动浅显。这样就蔚成一种时代风气,一种把深刻的思想往浅易里说的时代文风。

  汉代以后,中国文学语言继续沿着战国“文言”方向发展。虽然由于各种原因,历代文学语言都有不同形式的微观调整,如魏晋南北朝文学语言走向骈偶化,少数作家出于仿古目的而刻意倡导《尚书》文诰体语言等等,但从总体上说,历代文学语言都是春秋战国“文言”的延伸。

  商周春秋时期文学语言的因革,对当今文化创新至少有两点深刻启示。

    应当充分重视网络词汇的兴起。当今文化创新大都与互联网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而互联网带来的语言变化的一个重要表现,是网络词汇层出不穷。这些网络词汇良莠并存,人们对它们褒贬不一。虽然与传统汉语词汇相比,网络新词的数量还很小,远不足以取代传统汉语词汇,但是千万不可轻视网络词汇这一新的现象。汉语发展史表明,古今语法变化不大,变化最大的是词汇,“殷商古语”变“文言”,“文言”变“白话”,主要都是词汇的变化。未来网络新词走向如何,是否会继续发展壮大,是否有一天会演变成为继“殷商古语”“文言”“白话”之后一种新形态的主流书面语言,目前还不好预测,也不必过早地危言耸听。但是,对网络新词保持一种理性的开放心态,以积极的态度加以引导,使之成为当代文学语言中的新鲜血液,以此服务于新时代的文学事业,进而促进文学的繁荣,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文化创新必须处理好继承传统与革故鼎新的关系。任何文化创新都不可能完全抛开传统,在创新过程中应该努力吸取优秀传统。但是,传统并不是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必须维护,当传统成为文化创新的包袱或障碍时,就应该冲破一切不合理的陈旧传统,扫除一切创新道路上的障碍。文化创新永远在路上,一项文化创新完成之后,它就变成一种旧传统,成为下一个文化创新的基础。语言是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永远伴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而常变常新。“殷商古语”被“文言”取代,后来“文言”又被“白话”取代,虽然这两次文学语言重大变革采取了不同形式,前者的变革是一个长期的、自然的、渐变的过程,后者则是由当时的文坛领袖振臂提倡,但它们的实质都是对传统语言的革新,而革新的根本原因都是因为旧的文学语言已经积弊甚深,严重脱离现实民众生活口语,成为文学发展的障碍,因此不得已而承敝易变。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语言如此,文化亦然。

  (作者:陈桐生,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商周文学语言的发展演变”负责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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