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札记:历史文化视域下的“长三角区域一体化”

  “长三角区域一体化”作为重要的国家战略,既出于现实需要,也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依据和基础。具体可从三个方面来看。

  大致相同的自然—生态条件。长三角地区是江南的核心区域。江南作为一个区域概念,在历史上有一个演变过程。从先秦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江南,包括了长江中下游以南、岭南以北的广阔地域。长江下游南部地区虽然也属江南范围,但更多时候被称作江东或江左。这是因为,长江在安徽芜湖与江苏南京之间骤然改变流向,呈西南—东北状,而历史上的芜湖曾是两岸往来的主要渡口,北方人视渡江为向东,而非向南。所以以这一段长江为标准确定东西和左右(周振鹤:《释江南》,《中华文史论丛》第49辑,1992年)。

  隋唐以后,江南地区的概念逐渐明朗化,大致包括自今湖南西部东至大海的长江南部地区。由于区域内部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形成了几个区域亚块。以今天江苏南部和浙江北部为中心的太湖周边地区,自然—生态环境大致相近,气候温润,水网密布,鱼米丰饶,经济发展最为迅速,文化事业蒸蒸日上,加上山川秀丽、风物清嘉,备受瞩目,江南的内涵随之变化。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范围大致包括太湖流域的苏州、松江(今上海)、常州、嘉兴、湖州、杭州六府以及太仓州,或加进江宁(今南京)、镇江二府,成八府一州之地(李伯重:《简论“江南地区”的界定》,《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1期)。这是学术界的主流观点。但笔者认为,这八府一州应是江南的核心区域,从经济、文化联系角度而言,其边缘区域应该包括浙东地区、苏中地区、皖南区域。而这一划分就基本与现今所说的长三角地区重合了。所以,尽管长三角内部也存在地理情况、经济发展程度的差别,但相对于中国的东部与西部、南方与北方的差别而言,这种内部差异就不明显了。

  历史发展的共同基础。从历史发展脉络来看,长三角地区的文化具有共同源头。大致而言,浙东地区的原始文化一般可追溯至七千年前的河姆渡文化,而差不多同一时期在太湖流域则有马家浜文化。这两个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尽管存在不少差别,但由于地理环境相近,表现出的文化面貌有很多相似之处。距今五千年前后,今天的江、浙、沪地区大都处于良渚文化范围,表现在人们的生产、生活方面的文化面貌基本相同。从良渚文化的空间分布和发现遗址看,当时良渚古国只有一个中心,即良渚古城。遍布江浙各地的良渚文化遗址中,普遍发现了大型玉器琮与璧。按照《周礼》中的说法,“苍璧礼天”“黄琮礼地”,祭祀天地是一种特权,只有掌握权力的人才能进行。日本学者在比较了这些地方出土的玉器,尤其是作为权力象征的玉琮后认为,它们绝大多数由居住在良渚古城的玉工们制作,由良渚的贵族集团派送、馈赠给各个地方,以这样的方式承认各地贵族的地方治权,换取他们对“中央”的认同和支持,从而达到对各地方实行某种程度统治的目的(赵辉:《良渚的国家形态》,《中国文化遗产》2017年第3期)。

  在良渚文明的故地后来出现了吴、越两个国家。大致在夏朝的中前期,夏禹的后人在浙江的会稽地区(今绍兴)建立了越国,这是当地出现的第一个国家政权,故后世将浙江的地域文化概称为越文化。大约在3000年前的商代末年,西北地区周族的太伯、仲雍“南奔荆蛮”,得到土著民众的支持,建立了号称“勾吴”的国家。由于这是苏南地区出现最早的国家政权,故后世将苏南的地域文化(含上海地区)称为吴文化。吴、越两国经过长期发展,在各自开疆拓土的过程中发生了冲突,终于在春秋时期上演了吴越争霸的活剧。公元前496年,吴王阖闾带兵进攻越国,遭到大败,自己也因伤势过重而亡。其子夫差继位后,经过三年的励精图治,攻克越国都城,仅给越国保留了浙东地区的一小块土地,越王勾践亲自来到吴国服役三年。此后吴国把主要精力放到北上中原的争霸战争中。当时吴国的大臣伍子胥多次反对北上中原,主张灭掉越国,其理由主要是吴、越两国“同气共俗”,吴国得其民可以驱使、得其地能够使用。与此不同的是,北方的诸侯国耕作方式不同、语言不通、风俗不同,很难统治。可见,吴、越地区环境相同、土壤相同、语言相同、风俗相同,虽处于两个政权的统治之下,实际在地域上是一体的。然而吴王夫差没有接受伍子胥的劝谏,一心北上争霸。而归国以后的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经过近二十年的休养生息、励精图治,终于在公元前473年灭了吴国。吴地处于越国的统治之下,越国的地域范围大致上相当于现在的长三角地区。

  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在长江下游地区设立会稽郡,领有吴、越两国大部分的地域。东汉末年,群雄并起,孙坚父子据有江东,建立吴国,使天下形成魏、蜀、吴三足鼎立局面。当时的江东包括了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南地区。以后政权都大力经营江南地区,使得江南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开始了中国经济重心南移的历程。在此过程中,长三角地区经济、文化高度融合,频频以“江南”概念出现在文人笔端和史书之中,如唐代著名文人韩愈曾说,“当今赋出于天下,而江南居十九”,说明江南地区逐渐成为全国的经济重心所在。尤其随着大运河的开通,运河成为连接南北的主要交通动脉,使得南方与北方之间的联系得到加强,而长三角地域内部的整合也在加速,经济文化一体化的趋势得到进一步加强。而长三角地域内部的互动与整合,可用以下例子说明。

  其一,边缘与中心的互动——以徽州与苏南为例。相对于太湖流域而言,安徽徽州处于江南地区边缘。明清时期,苏南地区商品经济发达,吸引了全国各地的商人前来淘金,其中以徽州地区的商人人数最多、势力最大、活动最为频繁。他们以从事棉布业、丝绸业、粮食业、木材业、典当业等为主要生业。以典当业为例,不仅南京、苏州等大城市的典当业由徽商把持,甚至各个县城、市镇亦是如此。史书记载,清初江阴县的典当铺,大半由徽商所开;清初常熟县城有38家徽州典商。范金民教授断言,“遍地徽商之语用之于明清江南是最符其实的”(范金民:《国计民生:明清社会经济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年)。因为徽商人多势众,财力很强,在苏南地区的城市、市镇创建了很多同乡会性质的工商业组织——会馆,如南京有新安会馆、徽州会馆、新歙会馆、安徽会馆等,苏州有徽郡会馆、安徽会馆等。即便是在县城、市镇也有不少,如吴江县盛泽镇有徽宁会馆等。据《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所收《徽宁会馆碑记》所说:“凡江浙两省之以蚕织为业者,俱萃于是(指盛泽)……皖省徽州、宁国二郡之人服贾于外者,所在多有,而盛泽尤汇集之处也。”徽商等商帮将江南核心地区的丝织品和棉布等商品运销各地,将外地商品如粮食等运往江南各城镇,既加强了江南地区内部的商品流通和经济整合,也促进了全国统一市场的逐渐形成。

  其二,中心地域内的互动——以上海与苏南为例。明清时期,苏州不仅是江南地区的经济文化中心,也是全国的重要经济中心。时人称,“人间都会最繁华,除是京师吴下有”。京师指北京,吴下即指苏州。而当时的上海,不过是僻处海滨的一个小镇。上海的崛起,先是因为被选为通商口岸,继而在太平天国时期获得快速发展。上海被选为通商口岸,与苏州作为经济中心的地位密不可分。据记载,清朝嘉庆末年,英国东印度公司为了扩大对华贸易,曾设想在广州以外另辟一个通商口岸,但公司内部对于开设地点发生了严重分歧。东印度公司的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塞缪尔·鲍尔(Samuel Ball)曾专门撰文,分析指出苏州是中国货物最大的市场,而上海是苏州的门户,力主将通商口岸设在上海,认为“上海作为一个贸易口岸,其重要性取决于苏州府”,“对进口贸易来说,苏州府或许是全中国最适宜的地点”(李荣昌:《上海开埠前西方商人对上海的了解与贸易往来》,《史林》1987年第3期)。正因为有这样的前提,鸦片战争后上海成为“五口通商”城市之一就顺理成章了。1860年前后,太平天国军队从南京一路向东,开辟苏福省,占苏南及浙江一部分地区,迫使官僚富豪、地主士绅携家逃往上海,带来大量资金,为上海的近代化奠定了基础。在上海的带动与影响下,周边城市如宁波、无锡、苏州、常州等也积极发展近代企业,使得长三角地区成为中国近代化的中心地区。

  由上可知,长三角地区的内部整合早已开始,经济联系不断加强,中心与边缘、中心城市与周边城镇乃至乡村腹地之间存在着密切互动,一体化的趋势事实上早就启动。

  相通的地方语言。从历史上来看,长三角地区的语言以吴语为主,还有北方语言系统的江淮官话以及南方地区的闽南话、闽东话和少数民族语言等。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应与历史上的多次移民密切相关。吴语分布的区域,大致包括江苏南部,上海及其辖区,浙江全境,浙江与江西、福建毗邻地区,以及安徽皖南一部分地区(傅国通等:《吴语的分区(稿)》,《方言》1986年第1期)。可以看出,其地域范围基本与长三角地区重合。虽然由于时空条件的不同,形成了吴语区内部的空间差异,但总体而言,吴语区的地域文化可以用吴越文化概括。而吴越文化的区域范围也大体上是长三角的范围。

  (作者:王卫平,系苏州大学社会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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