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赵的史学之惑

  我想跟各位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这个故事,我称它为“小赵的史学之惑”。

  1994年暑假,即将升入三年级的历史学系硕士生小赵参加了北京大学“希望工程”考察团,深入湖北山区考察“希望工程”的实施情况。这是小赵第一次目睹大山深处的极度贫困、山区人民的乐观坚忍,以及真实社会的复杂性。她认为自己有责任把大山深处的情况报告给外面的世界,以便吸引更多的热心人士伸出援手。于是,回京之后,小赵开始为《中国青年报·教育导刊》写稿,因为这次考察和后续的报道行为,小赵被评为“1994年北京大学暑期社会实践先进个人”和《中国青年报》“优秀通讯员”。这是后话。

  在当时,小赵还完成了2万多字的考察报告,题为《走近大山》。这篇报告采用纪实手法,按照时间顺序,尽可能真实地记录了北京大学“希望工程”考察团湖北组的工作情况,所见所闻所感。《走近大山》让小赵收获了历史系主管领导宋成有、牛大勇两位教授的特别欣赏。在牛大勇教授的鼎力“吹嘘”之下,他的一位同学、某报副刊主编特地打来电话,口头邀请小赵同学为该报写作专栏。45楼传达室的窗口前,小赵同学手握电话听筒,闪着泪光发了好几秒钟的呆,然后,一狠心,诚恳而礼貌地拒绝了——她正在写论文,实在忙不过来。

  而“小赵的史学之惑”也由这篇报告引发。

  在宋、牛两位老师的推荐下,小赵携《走近大山》代表历史系角逐第三届北京大学“青鸟杯·五四青年科学奖”,有幸入围,进入答辩环节。

  答辩在三教的一间普通教室举行。第一次,老师们坐在座位上,小赵站在讲台上。简单自陈之后,有位老师发出了灵魂之问:“你这是历史学吗?”

  这个问题问到了小赵的痛点。老实说,她也不确定。说“是”吧,历史学难道不应该是研究古代的吗?

  说“不是”吧,那一个历史学系的学生凭什么拿这篇文章来评奖呢?!小赵同学嗫嚅了几下,有点不服气又说不个子午卯酉来。现场并没有历史学系的老师可以求助。原本意气风发的小赵僵在了台上。

  这僵局是怎样结束的呢? 根据赵老师后来的推测,最合理的可能是,答辩时间到,主持人出面,小赵退场。对于在场的评委老师来说,学生答不出问题实在是太过平常了。但对于小赵来说,这场答辩,那个问题,都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我们对于现实的观察记录究竟是不是历史学的? 这就是小赵的史学之惑。

  最终,小赵获得了“青鸟杯”的“鼓励奖”,也就是“参与奖”,见者有份的那种。她的考察报告则被收入北大团委主编的《中国希望小学》(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5年),正式出版了。这一笔写在履历里是相当给力的。

  1998年春,小赵即将博士毕业,谋求留校任教。在面向系学术委员会的“求职演讲”中,她把1994年的这次考察和这篇已经出版的考察报告作为自己“社会调查能力”的证明,这样写道:“史学工作者的‘史识’与他对现实社会的理解力、洞察力关系非常密切”,因此,她“有意识在这方面锻炼自己,积极参加各种社会实践活动。1994年暑假……”

  这是即将取得历史学最高学位的小赵同学对于四年前“史学之惑”的回应。她清醒地区分了“以现实为对象的社会调查报告”与“以过去为对象的史学研究”,并将前者定性为“‘史识’培养”的一部分,由此成功地将1994年答辩现场的尴尬转化为一种正面的素质培养和能力积累。最终,小赵留校了,这一部分陈述应当至少没有起到负面作用;换言之,在当时历史学系的学术委员心中,社会调查和调查报告的书写与历史学至少是有关的。直到今天,社会调查仍然是我系现代史的重要训练科目,据说,我系学生的报告质量是很令其他相关科系服气的。当然,这些在“历史学”范畴之下的社会调查除了实地考察、访谈之外,还有档案的调查和研究,它站在现实回望过去,给出了具有历史纵深的过程描述和更为深刻的思考,相较之下,小赵的那篇考察报告《走近大山》只是单纯地记录了现实。

  但是,记录现实真的就“非历史学”吗? 司马迁作《史记·孔子世家》,其“太史公曰”有云:

  《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乡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馀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

  “读孔氏书”的是司马迁,“适鲁”的是司马迁,“观庙堂车服礼器”的是司马迁,“祗回留之不能去”的是司马迁,认定孔子“布衣”而“至圣”以之入“世家”的是司马迁。当然,严格说来,“太史公曰”并非《史记》的记事之文,而是论赞,是史家在记事之余直接表达个人观点的文字。但是,《史记》的记事时限却是自五帝以至“今上”,在司马迁所构建的华夏时间线中,“现实”是出发点,也是落脚点;“司马迁”不止在“太史公曰”中现身独白,还隐身在记事之文中,通过对人物、故事的排列组合、鉴择取舍表达立场和情感。

  回向先秦,史官曾经活跃在历史现场,他们“执简以往”,直书其事,“以示于朝”,明确表达政治态度。秦赵渑池之会,秦王请赵王鼓瑟。“秦御史前书曰:‘某年月日,秦王与赵王会饮,令赵王鼓瑟。’”蔺相如以死相逼,迫使秦王击缶。“相如顾召赵御史书曰:‘某年月日,秦王为赵王击缶。’”(《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可以想象,两国御史的记录,必定是当场高声宣示的。其目的,就是要让所有的“在场之人”知道“当下的发生”是如何被“记录下来”并将以何种面貌传之久远。蒙文通谓中国之“为历史之国家”者,良有以也。

  今年“中国史学史”的期末,我出了一道大题,要求学生简述编年、纪传、纪事本末与清代史考之作四种“史体”的本末得失,“并以史体演变为线索,论述传统史学的发展”。“本末得失”考的是基础知识,“从史体看史学”略有一点难度,需要整体性的思考,鼓励见仁见智,只要自圆其说。在我所认可的答案之中,有一条演变脉络是“传统史家的退撤”。从百家《春秋》到《廿二史札记》,传统史家在不断地退撤。他们本来是“秉笔直书”的历史现场参与者,“汉、魏以还,密为记注,徒闻后世,无益当时”(《周书·柳虬传》)。即便是身在朝会现场的起居官,也不过是沉默的记录者,“临陛俯听,退而书之”(《通典·职官》)。史家的工作对象从“现实”转向了以“先帝”和“胜朝”为代表的“过去”。愈退愈后,“关于过去的书写”取代“过去”本身成了新的工作对象,司马光作《资治通鉴》,袁枢作《资治通鉴纪事本末》,都流露出类似的气质。这种转向,至乾嘉而极,“遗传及于后辈,专喜挦撦残编,不思创垂今录”。“故清人不独无清史专书,并其留诒吾曹之史料书亦极贫乏。”(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现在”从“史学”中彻底消失了。

  史学中“现在的消失”契合了现代学术分工的发展,现代历史学的责任就是维修守护有关过去的记忆。所以,“小赵的史学之惑”由此可以得到解答。

  1994年,小赵同学问:“我们对现实的观察记录究竟是不是历史学的?”

  2022年,赵老师答:“不是。”

  隔着漫长而短暂的28年,赵老师和小赵同学会心一笑,达成和解。

  然而,“现在”毕竟是“我们”身体、思想和心灵的立足之地。“我们”是以史学为志业,以“过去”和“关于过去的书写”为工作对象的人。“我们”对于“现在”终究还是有一份责任在的。这一份责任就是,在越来越艰深、越来越细化、越来越倾向于“圈内自足”的“研究历史”之外,我们还需要“写历史”,进行面向知识大众的历史写作。

  首先明确地将历史学者的工作分为“研究历史”和“写历史”两部分的,是周一良先生。在纪念邓广铭先生的文章中,周先生说:“与一般史学家不同的一点是,他(指邓先生)不但研究历史,而且写历史。他的几本传记,像《王安石》《岳飞传》《辛弃疾传》等等,都是一流的史书,表现出他的史才也是非凡的。”应刘浦江教授之请,周先生就这段话做了一个详细的说明:“现代史学家中不乏高水平的学者,许多人都能做出扎实的研究成果,但却极少有人能够写出历史。这就是邓广铭先生的不同凡响之处。”(刘浦江《邓广铭与二十世纪宋代史学》,《历史研究》1999年第5期)

  高水平的“写历史”其实比“研究历史”更难。“研究历史”是分析的、专题性的、单线条的,“写历史”则是综合的、全方位的、整体性的。“研究历史”只需应对自己的专题,“写历史”则要有调度之前所有“扎实的研究成果”的能力和气魄。就文字而言,“研究历史”纵然形容枯槁、面目可憎,亦无大碍,毕竟,它的目标受众是领域相近的二三同行;而“写历史”则最起码要做到平头正脸、面目可亲,贡献知识,启发思考,因为它的目标受众是同行之外的知识大众。

  简而言之,“研究历史”就如同章学诚所说的“记注”,“欲其方以智”;“写历史”就如同章学诚所说的“撰述”,“欲其圆而神”(《文史通义·书教下》)。“方以智”者连接过去,“圆而神”者通向未来。“研究历史”与“写历史”相须而立,如同历史学的彩凤双翼,缺一不可。不是所有的“研究成果”都需要抵达知识大众,但是必须有以现在为归依、以知识大众为对象的历史写作。这是历史学的题中应有之义。

  在28年前的那场答辩的开头,小赵同学首先解释了她的报告题目《走近大山》何以是“走近”而不是“走进”。她清醒地认识到,作为一个外来者,她可以接近大山,接近山里的人们,但却永远无法真正进入大山,成为山里的人。“大山”如此,“过去”亦然。那些在过去客观发生的真实,我们只能接近,无法抵达,永恒追逐,努力分享。(作者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本文以作者在第一届文景历史写作奖颁奖典礼上的演讲稿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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