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早力推“普通话”的人

  朱文熊是中国最早力推“普通话”的人,殊无异议。纵览各种媒体的资料,均作如此表述:1906年,研究切音字的学者朱文熊在《江苏新字母》一书中,把汉语分为“国文”(文言文)“普通话”和“俗语”(方言)。不仅提出了“普通话”的名称,而且明确地给“普通话”下了定义:“各省通行之话。”许多人认为,朱文熊是受了吴汝纶(安徽桐城学派著名学者,曾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普通语”的启发,从而在中国最早提出“普通话”的。那么,朱文熊先生为什么以“普通话”为己任?这跟他的家庭出身和学历、经历有怎样的关系?他力推“普通话”的深意在哪里?研究的人似乎就不多了。

  朱文熊,1883年2月出生于水乡古镇陈墓(今江苏省昆山市锦溪镇)的一个诗书家庭。陈墓,地处沪苏交界处,因有南宋陈妃水冢而得名。五湖围拥,交通闭塞,却又能接受苏州、上海、杭州等城市的信息辐射。这里民丰物阜,人文积淀深厚,更有枯灯夜读的习俗。清末以来不断有莘莘学子走出国门,前往英国、日本、加拿大、德国、俄国、法国、美国等国留学。百余年间走出了两位中科院院士、200多名教授。目前,锦溪镇正与江浙地区的十三个江南水乡古镇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朱文熊所做的一切,其实要从“中国出洋看世界第一人”王韬说起。

  王韬,被称为中国近代著名洋务政论家,思想家,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使者,中国新闻业之父。清道光二十五年,他17岁时,考取新阳县学第三名秀才。王韬的外祖父朱元理,从小聪明好学,16岁成为新阳县学生员。成年后得到新阳人唐梧岡的器重。唐梧岡当时担任山东滕县知县,让朱元理去滕县,并把女儿许配给他,婚后育有二子二女。后来从山东回家乡锦溪,终生从事教学。朱元理将一个女儿嫁给甪直人王昌桂,这就是王韬的母亲。

  王韬的母亲朱氏,继承了诗礼之家的家风。王韬回忆说,五岁时,母亲就口授字义——教他识字,并讲解字句的意义,对他的成长影响很大。甪直镇在清代雍正初年曾由元和、昆山、新阳三县分治。西属元和,东隶昆山。甫里、渡头等村归新阳管辖(清代雍正年间,新阳与昆山同城分治。直到今天,甪直东侧的南港仍属昆山管辖)。

  清道光二十四年(1843年),王韬在昆山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中秀才。然而三年后去金陵应试却落第了。为了谋生,他从甪直去十几里路以外的陈墓(锦溪)镇设馆教书。朱家是书香门第,舅舅们热心地帮助他在授课的同时致力于经史之学。21岁的王韬胸怀大志,却难以施展,内心激昂而又苦闷。他在诗中写道:“寂寞锦溪路,萧条淞浦滨。橐笔情无限,捻书愿未真。交游长契阔,世事剧艰辛。地僻客朋少,村深风俗醇。检点诗篇富,登临景物新……”不难看出他正渴盼展翅高飞的机会。也正是在锦溪,王韬接到了英国传教士麦都斯的邀请,去上海墨海书馆参与编校译书。在那里,他广泛接触到西方的科学文化和思想方式,同时也向人们介绍西方科学文化,开拓了一番异乎寻常的广阔天地。

  朱文熊父亲与王韬母亲朱氏同出一族。尽管晚王韬半个多世纪出生,但作为舅家后裔,受其“出洋看世界”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族兄朱文焯比他晚一年东渡日本,考入东京法政大学。在东京结识孙中山先生并加入同盟会。同一年出生的族弟朱文鑫,光绪三十六年(1910年)毕业于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回国后主持南洋路矿学校教务,并受聘于南洋公学和复旦大学任教。上世纪二十年代成为著名天文学家,被誉为“中国现代天文学之父”。朱文熊自幼聪敏勤奋,不仅熟读四书五经,还旁涉数学,兼通文理,应乡试中秀才。后考入苏州中西学堂。清光绪三十(1904)年,经江苏巡抚端方亲自选考,得以出洋留学,进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主修物理和数学,与鲁迅、许寿裳成为同窗好友。

  宣统二年,朱文熊学成回国。1913年7月受聘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1914年担任民国教育部(教材)编审员,与鲁迅等人组成“通俗教育研究会会员”,一度任京师图书馆馆长。1919年被聘为“国语统一筹备会”会员,同期的会员有蔡元培、胡适之和林语堂等。

  在第一次“国语统一筹备会”会议上,朱文熊就明确指出:“我国言(音)与文相离,故教育不能普及,而国不能强盛,泰西各国,言文相合,故其文化之发达也易。”他力推“普通话”的目的,是为了做到“言文相合”,普及教育,促进文化发达,以强盛国家。这与“为往圣开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中国儒家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在这之前的1906年,朱文熊已经自创了一种“言文一致”的以拉丁字母排音的汉语拼音方案,以推进中国文字的改革。他写了一本书《江苏新字母》,书中把汉语分成三类:国文(文言文)、普通话和俗语(方言)。他不仅提出普通话的名称,而且明确给普通话下了定义:“各省通行之话”。还主张采用拉丁字母给汉字注音,不必生造。且只用26个拉丁字母和5个倒放的字母、一个横放的字母,而不用其它自创的字母。朱文熊先生所提出的“与其造世界未有之新字,不如采用世界通行之字母”的观点,成为后来拉丁化拼音运动的一个重要原则。显然,自幼生活在四面环水的古镇锦溪,经受种种语言交流的困惑,他渴盼着像王韬一样走向世界,推广“普通话”便成了与生俱来的使命。

  朱文熊曾满腔热忱地说:“夫吾之所以望同胞者,能自立于生存竞争之世界耳。顾文字不易,教育总不能普及;国语不一,团结总不能坚固。”

  然而,由于当时国运多骞,朱文熊竭精殆虑所提出的“汉语拼音”和“推广普通话”方案,始终未能得到当局的重视和推广。他只能在无锡、上海、苏州等地以教席谋生。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普通话推广运动”才有了迅速的发展。

  1955年10月,教育部和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在北京联合召开了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会议决定用“普通话”为我国“国语”。1958年2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正式批准公布了《汉语拼音方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吴玉章先生在工作报告里,充分肯定了朱文熊在我国汉语拼音发展当中的首创作用。1959年5月14日还专门致函朱文熊,褒扬他:“数十年来致力于中国文字改革工作,对于文字改革工作付出了艰苦的劳动。”

  上世纪三十年代,朱文熊回到苏州颜家巷6号朱氏老宅定居,后任教于苏州美术专科学校。1961年病逝于老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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