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令词请赏之七

忆江南(三首) 白居易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
江南忆,最忆是杭州。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何日更重游!
江南忆,其次忆吴宫。吴酒一杯春竹叶,吴娃双舞醉芙蓉。早晚复相逢!

  《忆江南》词调解释见《历代令词鉴赏》(六)刘禹锡的《忆江南》。

  白居易(772-846),字乐天,号香山居士,又号醉吟先生,祖籍太原,到其曾祖父时迁居下邽,生于河南新郑。他出生于一个“世敦儒业”的中小官僚家庭.德宗贞元十六年(800)中进士,十八年,与元稹同举书判拔萃科。二人订交。以后诗坛元白齐名。十九年春,授秘书省校书郎。元和元年(806),罢校书郎,撰《策林》75篇,登“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授县尉。作《观刈麦》、《长恨歌》。元和二年回朝任职,十一月授翰林学士,次年任左拾遗。任左拾遗时,白居易认为自己受到喜好文学的皇帝赏识提拔,故希望以尽言官之职责报答知遇之恩,因此频繁上书言事,并写大量的反应社会现实的诗歌,希望以此补察时政,乃至于当面指出皇帝的错误。五年,改京兆府户曹参军。他此时仍充翰林学士,草拟诏书,参与国政。元和十年,宰相武元衡遇刺身亡,白居易上表主张严缉凶手,被认为是越职言事。加上母亲看花而坠井去世,白居易却有“赏花”及“新井”诗,被诬为有害名教遂以此为理由贬为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马。

  江州之贬使白居易的思想发生很大变化,从“兼济天下”转向“独善其身”,闲适、感伤的诗渐多。元和十三年,改忠州刺史,十五年还京,累迁中书舍人。因朝中朋党倾轧,于穆宗长庆二年(822)请求外放,先后为杭州、苏州刺史,颇得民心。文宗大和元年(827),拜秘书监,明年转刑部侍郎,四年,定居洛阳。后历太子宾客、河南尹、太子少傅等职。武宗会昌二年(842)以刑部尚书致仕。在洛阳以诗、酒、禅、琴及山水自娱,常与刘禹锡唱和,时称刘白。武宗会昌六年(846)八月十四日(9月8日),白居易去世于洛阳,葬于洛阳香山,享年75岁。今洛阳市南12公里的龙门东山琵琶峰上有其墓园,世称“白园”。北园背山面水,景色秀丽,是今日洛阳著名的游览胜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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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龙门白居易墓园“白园”

  白居易是在当时以及后来影响力都极大的诗人。他的诗歌主张和诗歌创作,以其对通俗性、写实性的突出强调和全力表现,在中国诗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与元九书》中,他明确提出了自己的文学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而他的诗歌主张,也主要是就早期的讽谕诗的创作而发的。在《新乐府序》中,他明确指出作诗的标准是“质而径”、“直而切”、“核而实”、“顺而肆”,分别强调了语言须质朴通俗,议论须直白显露,写事须绝假纯真,形式须流利畅达,具有歌谣色彩。也就是说,诗歌必须既写得真实可信,又浅显易懂,还便于入乐歌唱,才算达到了极致。在创作实践上,他与元稹、李绅等倡导新乐府运动。世称“元白”。

  白居易的诗歌题材广泛,形式多样,语言平易通俗,白居易曾将自己的诗分成讽谕、闲适、感伤和杂律四大类。白氏自己比较重视前两类,认为讽谕诗反映了“兼济之志”;闲适诗显示出“独善之义”;都是他人生目标的直接体现。感伤诗和杂律诗则“或诱于一时一物,发于一笑一吟,率然成章,非平生所尚”(《与元九书》)。讽谕诗是白诗中的精华。代表作有《新乐府》50首,《秦中吟》10首。它们广泛反映了中唐社会生活各方面的重大问题,着重描写了现实的黑暗和人民的痛苦。这些诗措辞激烈,毫无顾忌,突破了“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在古代批评时政的诗歌中十分突出。形式上多直赋其事。叙事完整,情节生动,人物情节细致传神。另一部分讽谕诗则采用寓言托物的手法,借自然物象寄托政治感慨。这两类作品都是概括深广,主题集中,形象鲜明,语言晓畅明白。部分《新乐府》还采用“三、三、七”言句式,有民间通俗文艺的痕迹。闲适诗多抒写对归隐田园的宁静生活的向往和洁身自好的志趣。不少诗也宣扬了知足保和、乐天安命的思想。但也有些诗从侧面表现对现实的不满,说明他追求闲适只是无可奈何的解脱。感伤诗以叙事长诗《长恨歌》、《琵琶行》最为著名。此二诗叙事曲折,写情入微,善于铺排烘托,声韵流畅和谐,流传甚广。白氏还有不少赠酬亲朋篇什,情真意切,挚朴动人。但这类诗中较多叹老嗟病,伤往悼亡的伤感色彩及度脱尘嚣的佛家思想。杂律诗在白诗中最多,以一些耐人寻味的抒情山水小诗较著名,白描手法,寥寥几笔,生意盎然。白诗在当时流传广泛,上自宫廷,下至民间,处处皆是,其声名还远播新疆和朝鲜、日本。白诗对后世文学影响巨大,晚唐皮日休、陆龟蒙、聂夷中、罗隐、杜荀鹤,宋代王禹偁、梅尧臣、苏轼、张耒、陆游及清代吴伟业、黄遵宪等,都受到白诗的启示。后代剧作家也多有据白诗故事进行再创作,如白朴、洪据《长恨歌》分别作《梧桐雨》、《长生殿》;马致远、蒋士铨据《琵琶行》分别作《青衫泪》、《四弦秋》。白诗词句,也多为宋、元、明话本所采用。

  白居易还是词创作的有力推动者,《忆江南》、《浪淘沙》、《花非花》、《长相思》诸小令,为文人词发展开拓了道路。

  唐宣宗有吊白居易诗:“缀玉联珠六十年,谁教冥路作诗仙。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无为字乐天。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此诗可作为白居易一生的概括。清乾隆皇帝敕编的《唐宋诗醇》对白居易的诗文与为人均给予极高的评价,认为白居易“实具经世之才”,并认为官员应以白居易的诗“救烦无若静,补拙莫如勤”作为座右铭。《旧唐书》则认为白居易和元稹是元和年间文坛盟主:“元和主盟,微之、乐天而已”。

  白居易先后做过杭州、苏州刺史,江南的旖旎风光给他留下了难忘的记忆。晚年在洛阳写了不少怀念旧游之作。他的诗友殷尧藩曾写有三十首回忆江南生活的组诗。白居易在和诗中写道:“江南名郡数苏杭,写在殷家三十章。君是旅人犹苦忆,我为刺史更难忘。境牵吟咏真诗国,兴入笙歌好醉乡。为念旧游终一去,扁舟直拟到沧浪。”(《见殷尧藩侍御忆江南诗三十首,诗中多叙盛事.余曾典二郡,因继和之》)。之后又写下《忆江南》三首,再次抒发了他对江南的赞美、忆念之情。至于作词的具体时间,历来说法不同。有说在白居易离苏州之后;有说在开成三年(838年);有说在大和元年(827年);王国维则说写于“大和八九年间”。其中最有可能是开成二年初夏。因为前面我们欣赏过的的刘禹锡《忆江南》,题下有小序“和乐天春词,依《忆江南》曲拍为句。”注明和白居易之作。刘禹锡的《忆江南》,依据卞孝萱的《刘禹锡年谱》是作于唐文宗开成二年(837)初夏,由此可推白居易所作的三首词也应在此时。这年诗人六十五岁。

  白居易的《忆江南》是三首连缀的组词。第一首词总写对江南的回忆,选择了江花和春水,衬以日出和春天的背景,显得十分鲜艳奇丽,生动地描绘出江南春意盎然的大好景象;第二首词描绘杭州之美,通过山寺寻桂和钱塘观潮的画面来验证“江南好”,表达了作者对杭州的忆念之情;第三首词描绘苏州之美,诗人以美妙的诗笔,简洁地勾勒出苏州的旖旎风情,表达了作者对苏州的忆念与向往。这三首词各自独立而又互为补充,分别描绘江南的景色美、风物美以及女性之美,艺术概括力强,意境奇妙。下面对此略作分析:

  第一首的首句“江南好”,开门见山,实话实说。一个既浅切又圆活的“好”字,囊括江南春色的种种佳处,作者的赞颂之意与向往之情也尽寓其中。同时,唯因“好”之已甚,方能“忆”之不休,因此,此句又已暗逗结句“能不忆江南”,并与之相关阖。次句“风景旧曾谙”,是说自己非常熟悉江南风景。谙(ān)是熟悉之意。这个“旧曾谙”,不仅包括上述的作者曾在杭州、苏州做过太守,而且白居易十一二岁时,因其父白季庚任徐州别驾,白居易也从家乡河南来到了徐州。当时徐州一带遭遇兵乱,战火不息。为避战乱,白居易曾到过杭州、苏州,对两地留有很深的印象。如《江南送北客因凭寄徐州兄弟书》,其中提到:“故园望断欲何如,楚水吴山万里余”。散文《吴郡诗石纪》开头就是:“贞元初,韦应物为苏州牧,房孺复为杭州牧,皆豪人也。韦嗜诗,房嗜酒,每与宾友一醉一咏,其风流雅韵,多播於吴中,或目韦房为诗酒仙,时予始年十四、五,旅二郡,以幼贱不得与游宴”明确提到自己曾在杭州、苏州住过,年龄为“十四、五岁”抚今追昔,说明江南风景之美是当年自己亲身感受到的,是非常熟悉的。这一句既落实了“好”字,又点明了“忆”字,为结尾的“能不忆江南”埋下伏笔。

  “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两句,具体描写“旧曾谙”的江南春色。要用十几个字来概括江南春景,实属不易,白居易却巧妙地做到了。他没有从描写江南惯用的“花”、“莺”着手,而是别出心裁地从“江”为中心下笔,又通过“红胜火”和“绿如蓝”,异色相衬,展现了鲜艳夺目的江南春景。异色相衬的描写手法,在大诗人杜甫的诗里常常可见,如“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江碧鸟逾白,山青花欲燃”,两种不同的颜色互相映衬,使诗意明丽如画。白居易走的也是这条路,从他的诗里也可见端倪,“夕照红于烧,晴空碧胜蓝”、“春草绿时连梦泽,夕波红处近长安”、“绿浪东西南北水,红栏三百九十桥”等等皆是如此。在这首小令中也是如此:从初日,江花(可能是水花),江水之中获得了色彩,又因烘染、映衬的手法而形成了我们想象中的图画,色彩绚丽耀眼,层次丰富,几乎无需更多联想,江南春景已跃然眼前。红日东升,阳光灿烂,在朝阳的映照下,江畔姹紫嫣红的鲜花比火还要红;春江水清,波碧,在满地绿草的映衬下,显得比蓝草还要绿。最妙的是“红胜火”“绿如蓝”六个字,既用同色烘染的手法突出了花红、水绿,又用异色映衬的手法使江花和江水互为背景,显得更加绚丽可爱。

  结尾“能不忆江南”一句用反问语气,流露出强烈的赞叹和眷恋之情。既托出身在洛阳的作者对江南春色的无限赞叹与怀念,又造成一种悠远而又深长的韵味。在结构上也与前面的“风景旧曾谙”相呼应。

  接下来的两首采用中国诗歌的连缀方式,用下篇的篇头承接上篇的篇尾。上篇的篇尾是“能不忆江南”,第二篇和第三篇的开头均是江南最值得回忆的两地——杭州和苏州。原因还是上篇“风景旧曾谙”中提到的两个原因:在穆宗长庆二年(822)七月赴任到四年五月任满离开杭州,白居易在杭州生活了近两年;唐敬宗宝历元年(825)三月任苏州刺史,次年秋因眼疾回到洛阳,并在洛阳终老再未担任过地方官员。白居易在来杭州上任的路上,就曾回忆他在贞元初年来过的杭州:“余杭乃名郡,郡郭临江汜,已想海门山,潮声来人耳昔予贞元初,羁旅曾游此。甚觉太守尊,亦谙鱼酒美。”(《长庆二年》)所以这次外放杭州,他觉得就像如鱼归渊:“杭州五千里,往若投渊鱼,虽未脱簪组,且来泛江湖”(《马上作》)。白居易在赴任前向往杭州,离任时不愿告别杭州:“处处回头尽堪恋,就中难别是湖边”(《西湖留别》)离任后最忆的也是杭州。他在洛阳寄给杭州一位友人的诗中自白:“历官二十政,宦游三十秋。江山与风月,最忆是杭州”(《寄题余杭郡楼兼呈裴使君》)。所以在这组《忆江南》的组词中第二首的开头就是“江南忆,最忆是杭州”领起。在结构上,前三字“江南忆”和第一首词的最后三字“忆江南”勾连,形成词意的连续性。在布局和选材上又有意识与前一首区别开来,突出其独特性。如果说第一首是突出江南美景的普遍性的话,那么第二首这是其中一个独特的具象。前者像画家从鸟瞰的角度大笔挥洒而成的江南春意画册,那么,第二首词便是独具特色杭州秋色单页。这当然又是白居易一贯的观感。他曾说过:“天下山水,东南为首,越为眉”。那么这个脑袋上最高处的眉间美景又是如何呢?诗人在四季美景中选择了秋季,在众多反景点中选择来灵隐寺的桂枝和郡亭枕前的钱塘潮。其实,杭州四季皆美,以西湖而言,春有“柳浪闻莺”,夏有“曲院风荷”,秋有“平湖秋月”,冬有“断桥残雪”。诗人之所以秋景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他认为杭州的秋色最美,当然也不是他一人有这感觉,宋代的柳永在那首著名的夸耀杭州美景的《望海潮》中,选择的也是秋季:“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重湖叠巘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而且突出的也是“三秋桂子”和钱塘潮。另一个原因也是更重要的原因就是不和第一首重复,第一首选择的是江南春意,这首则突出杭州秋色。在杭州众多的秋景中,他又选择灵隐寺的桂子和郡亭枕前的钱塘潮。因为这两处最能代表杭州美景,而且一是人文景观,一是自然景观。白居易不愧是大诗人,是非常有眼力的。灵隐寺始建于东晋咸和元年(326),至今已有约一千七百年的历史,为杭州最早的名刹,也是中国佛教禅宗十大古刹之一。地处杭州西湖以西灵隐山麓,背靠北高峰,面朝飞来峰,两峰挟峙,林木耸秀,深山古寺,云烟万状。古朴幽静、景色宜人内又有飞来峰等神话传说,所以历来文人墨客咏歌不绝;钱塘潮钱塘潮是世界三大涌潮之一(另外两个是印度恒河潮,巴西亚马逊潮)。在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涌潮有三处:山东青州涌潮、广陵涛和钱塘潮。山东青州涌潮盛于春秋时期,江苏广陵潮盛于汉到六朝。由于北方水源渐,唐、宋以后就只剩下钱塘潮。(清·费饧璜《广陵涛辩》)。钱塘潮自然也是历代文人墨客咏歌不绝,其中最有名的当属宋代潘阆的《酒泉子·观潮》和周密的散文《观潮》前者将钱塘潮铺天盖地而来的气势和观潮盛况形容殆尽,所谓:“长忆观潮,满郭人争江上望。来疑沧海尽成空。万面鼓声中”。但白居易作为诗文大家写这两处景色,又自有独特功力,他把客观景色的描写与浪漫的神话传说、诗中人物的悠闲安逸的心态结合起来,构成截然不同的美感:对灵隐寺的回忆又只选择一件事:寺中赏月,寻找桂树落下的果实——桂子。灵隐寺这座古老的寺庙,有着许多美丽的神话传说,例如庙前的飞来峰就是从西天的灵鹫山飞来的,并因此而得其名。灵隐寺的桂花树是从月宫中掉下来的。所以“山寺月中寻桂子”也就蒙上一层神话色彩。况且是在月下寻桂子,这更增添了一层浪漫色彩。从中当然也透露出词人心境的安详和悠闲。王维在《鸟鸣涧》中形容山间月夜的静谧和诗人心态的悠闲是“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白居易词中的山、寺、月影下,寻桂子也是在显示类似的境界。钱塘江潮是大自然的奇观,观潮的最佳地点是在海宁盐官镇,此为观潮第一胜地,因此“钱塘潮”亦称“海宁潮”。但诗人偏偏在郡亭里观潮,而且是躺着观潮:“郡亭枕上看潮头”。因为如在观潮第一胜地观潮,那里潮头虽高,但太喧闹,万头攒动,人声鼎沸,就像上述潘阆词中描述的那样:“满郭人争江上望”。白居易要闹中取静,宁可躺在“郡亭枕上看潮头”。这两句在表现手法上也是一动一静。“山寺月中寻桂子”呈现的是一种静谧而朦胧的美感,“郡亭枕上看潮头”则是一种惊涛骇浪的动态美。两个境界形成鲜明的对照,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变中又有不变,诗人的心态在两种对立的意境中则是一以贯之:安适而幽闲。而如此的美景必然导致一个愿望:“何日更重游”!这个“何日更重游”也是词人离开杭州后始终魂牵梦云的愿望。清代古吴墨浪子搜辑的《西湖佳话》卷二“白堤政绩”记载:白居易在回京路上不言不语,酒不饮,诗懒作,终日心情怏怏。对随行的亲友说自己患了相思病:“相思者,乃是南北两峰,西湖一水耳!,”南北两峰,即杭州的南高峰和北高峰。一水即西湖。并写诗一首:“但闻山水癖,不见说相思。既说相思苦,西湖美可知”《西湖佳话》是笔记小说,自然仅供参考。但下面这首《杭州回舫》却见于白集:“自别钱塘山水后,不多饮酒懒吟诗。欲将此意凭回棹,报与西湖风月知”。可见他对杭州惦念之深。在洛时,听说著名诗人姚合要到杭州当刺史,十分高兴,写了两首诗为姚合送行。“且喜诗人重管领,遥飞一盏贺江山。”他为杭州又有了一位诗人当刺史而感到高兴。并嘱咐姚合:“与君细话杭州事,为我留心莫等闲。”这都可以作为“何日更重游”的注脚。

  第三首“江南忆,其次忆吴宫”很多选本都不选,据说是因为“在思想艺术上都不及第一、二首,加上他又写到歌舞生活,因而许多选本都不介绍它。”其实,歌舞宴饮是封建士大夫生活的常态,在思想开放的唐代,尤其是在官僚士大夫之间在聚会中,就像是拈韵赋诗或联唱一样不可缺少。在白居易其他关于咏歌苏杭生活乃至后来念念不忘的回忆中,都有相当数量的这方面内容。如《杭州春望》:“涛声夜入伍员庙,柳色春藏苏小家。红袖织绫夸柿蒂,青旗沽酒趁梨花。”更何况,第三首在艺术表达上也有特异之处:前两首都是咏物(当然景中亦有人)。第一首以江花江水为代表,总写江南春色;第二首以灵隐寺桂树和钱塘潮为代表,写杭州著名的景点。这首虽点到吴宫,但主要却是写人,写诗人在苏州的歌伎和词人自己,突出词人在苏州的诗酒风流。这样就从不同的角度反映出江南值得回忆留恋之处,使这三首连章组词显得变化多姿,丰富多彩。“江南忆,其次忆吴宫”,是接着忆杭州而下,所以说是“其次”。“吴宫”指吴王夫差为西施所建的“馆娃宫”,在苏州西南灵岩山上。这里是用“吴宫”代指苏州。因为“馆娃宫”是苏州著名景点,就像词人在第二首用灵隐寺和钱塘潮代表杭州一样。并非是怀古,想起西施的故事。“吴酒一杯春竹叶”是写自己的诗酒生涯。白居易诗写得好,世人皆知;他也嗜酒如命,甚至超过李白,世人知道得却不多。他的善饮,在笔记《胜饮录》中有记载:“乐天历仕,皆以醉为号,为河南尹曰‘醉尹’,谪江州司马曰‘醉司马’,及为太傅曰‘醉傅’,而总曰‘醉吟先生’”。开成三年,白居易在洛阳写下《醉吟先生传》记叙了自己放浪山水诗酒的生活。其中提到“性嗜酒,耽琴淫诗,凡酒徒:琴侣、诗客多与之游”。他认为天下之事,头等是坐禅,第二便是饮酒:“因君知非问,铨教天下事。第一莫若禅,第二无如醉”(《和知非》)甚至把酒把酒推崇为生活中第一必需品,自称“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且饮。”白居易隐居洛阳以后几乎无酒不成诗,此后的人生就浸泡在诗酒风流中了。据方勺的《泊宅篇》中统计:“白乐天多乐,诗二千八百,言饮酒者九百首。”其原因,除了上述的文人心性外,可能与后期的白居易回避矛盾,有意逃避现实有关,与他信佛成为居士,要“面上灭除忧喜色,心中销尽是非心”是一致的。白居易在苏州留下了三十多首饮酒诗。可能就是与苏州令人陶醉的自然风光和吴越赏心悦目的歌舞,给予白居易那一颗曾经因“打击”而变得脆弱和恐惧的心得到慰藉,逐渐地使他沉醉于其中。“吴酒一杯春竹叶”中的“吴酒”即苏州一带的酒,“竹叶”是酒名,“春”在这里是形容词,指能带来春意的酒并非一定是指今日的“竹叶青”,因为白居易在饮酒诗里就有“毯簇桃花骑,歌巡竹叶殇”、“瓮头竹叶经春熟”等句,他饮的酒品种也很多:除“竹叶”外,还有“薤白”、“蒲黄”(“酥软薤白酒”“蒲黄酒对病人眠”);“地黄”(“坐依桃叶妓,行呷地黄杯”);“桂酒”(“绿蕙不香饶桂酒,红缨无色让花钿”)等等。古代士大夫饮酒是需要歌舞佐酒的,如无歌舞音乐,那就不成酒宴。白居易贬在江州写的《琵琶行》,在“浔阳江头夜送客”,就是因为“举杯欲饮无管弦”,才“醉不成欢惨将别”的。但在苏州,这位白太守的歌舞就大不同了,伴随着“吴酒一杯春竹叶”的是“吴娃双舞醉芙蓉”。“吴娃”即吴地的歌女。“娃”,即娇娃,苏州一带对少女的称呼。就被称为“娃”,吴王夫差为西施建的房子就叫“馆娃宫”。“醉芙蓉”有两种含义:一是形容这些舞女的面容如芙蓉花开,如王昌龄的《采莲曲》形容“吴姬”是“荷叶罗裙一色裁,芙蓉向脸两边开”;二是歌舞曲名称。白居易在杭州当太守时,曾把当时京城十分流行的《霓裳羽衣舞》带到杭州,并亲自教杭州的乐妓们排练:“千歌百舞不可数,就中最爱霓裳舞……移恋钱塘第二年,始有心情问丝竹。玲珑箜篌谢好筝,陈宠语栗沈平笙。清弦脆管纤纤手,教得霓裳一曲成。”在在苏州太守任上不知是否也有此好?知道的是他除了这首《忆江南》之三外,还有一首寄给好友刘禹锡的《早春忆苏州寄梦得》,回忆他在苏州歌舞的情形:“士女笙歌宜月下,使君金紫称花前。诚知欢乐堪留恋,其奈离乡已四年”。喝着竹叶美酒,欣赏“吴娃双舞”妙曼舞姿,词人对这种惬意生活,真希望再来一次,所以结句说“早晚复相逢。”“早晚复相逢”并非像有的论者所解释的那样,表达自己要重回江南(包括苏州)的愿望。是表达希望而不是下定决心。事实上也是如此,白居易晚年的十几年中一直是在洛阳度过的,即使是退休之后闲散之中也一直没有再到过江南,倒是写了几十首回忆江南的诗篇。当然,这个“早晚复相逢”所表达的愿望也是三首组词的总结,既包括欣赏苏州的歌舞宴乐,也包括醉心的春日江花江水和秋天的杭州美景。在结构上也与第一首的开篇“江南好”遥相呼应。

  以上是对三首组词的简析,下面还要强调三点:

  第一,三首组词涉及到的景和事是经过词人进行选择的。实际上他对江南山水风物乃至一草一木无不留恋,从馆娃宫的春日长、乌鹊桥的秋夜凉,乃至江南特有的梅雨季节,从杭州的游船画舫,到苏州的天平上、虎丘剑池乃至香粽嫩笋、黄酒鲜鹅,无不怀念,也无不写入诗篇如:“为忆娃宫与虎丘,玩君新作不能休。”(《重答汝州李六使君见和《忆吴中旧游五首>》);“归来未及间生涯,先问江南物在耶?”(《问江南物》);“江南故吏别来久,今日池边识我无?”(《苏州故吏》);“忆在苏州日,常谙夏至筵。粽香筒竹嫩,炙脆于鹅鲜。水国多台榭,吴风尚管弦。每家皆有酒,无处不过船。交印君相次,寨帷我在前。此乡俱老矣,东望共依然。(原注:余与刘、卢三人,前后相次典苏州。今同分司,老于洛下。)洛下麦秋月,江南梅雨天。齐云楼上事,已上十三年”(《和梦得夏至忆苏州呈卢宾客》)等。

  第二,白居易江南,无论是在杭州或苏州任职,并非是只是在悠闲地在灵隐寺的月下寻桂子,或是躺在君亭枕上看钱塘潮;也并非只是沉溺于歌舞宴饮之中。他更是恪尽职守,为民谋利,以至获得万民拥戴,并泽被后人。白居易来杭州时,西湖上原已筑有堤,但因年久失修,加上堤身较低,起不到天旱时蓄水灌溉,汛期时蓄水防洪的作用。因此他亲自主持修建了一条拦湖大堤。这条大堤建成后,不仅解决了农田灌溉问题,还促进了杭州交通的发展和城市的繁荣。湖防完成后,为了说明筑堤的作用、灌溉方法,告诫后任刺史在使用这条堤时应注意的事项,白居易写了一篇《钱塘湖石纪》,并刻石立于湖边。如今,白居易的这篇《钱塘湖石记》刻于杭州西湖北角圣塘闸照壁。白居易还十分注重西湖的环境保护,保护西湖水面不受侵占。他作出规定:谁破坏了西湖的环境,就要受到惩罚,如果是穷人就罚他在西湖边上种树,是富人就罚他到西湖上去除葑草。由于白居易的努力,西湖及周围“湖葑尽拓,树木成荫”,更加秀丽。乾隆《杭州府志》还记载,白居易把西湖水引入运河,使大运河与杭州城市相沟通,从而推进了杭州城市的发展。杭州地处钱塘江边,由于常受海潮的侵袭,古时土地的碱性很重,地下水不能饮用,淡水资源不足,居民饮水成为一个大问题。唐德宗时,杭州刺史李泌在杭州城内开凿六井,引西湖水入井,使居民有了淡水可以饮用。但到白居易任时,西湖与六井的通道已严重淤塞,于是白居易又带领杭州人民疏浚了输水通道和六井,使西湖清水又能长流杭城。对此,史书都有记载。《新唐书·白居易传》载“复浚李泌六井,民赖其汲。”白居易对杭州百姓也有着深厚的感情:“若令在郡得五考,与君展覆杭州人。”意思是说让我在杭州的任期由三年延长五倍,我会让每个杭州都得到实惠。白居易还把自己的大部分官俸留在了杭州的官库中,以使他的继任者可在急需时调用。临别时仅天竺山中捡了两块小石子作为纪念。就这样,仍使这位刺史感到了不安。“此抵有千金,无乃伤清白。”(《三年为刺史》二首之二)就像在《忆江南》三首中一样,白居易在诗文中从不提自己在杭州的政绩:“三年为刺史,无政在人口。唯向郡城中,题诗十余首。”(《三年为刺史》二首之一)。唯一感到欣慰的是“惟留一湖水,与汝救凶年”(《别州民》)。但正因为上述政绩和廉洁,获得了杭州百姓的拥戴:白居易离开杭州的那一天,杭州的老百姓扶老携幼,提着酒壶前来送行。白居易在杭州人民的夹道相送中离开了。后来杭州人在孤山南麓建立了白公祠,以纪念白居易。据考证,如今西湖上的“白堤”并非当时白居易作的那条堤,但人们为了纪念白居易,还是愿意把现在西湖上的那条堤称为“白堤”。这种历史形成的误解,体现着人民的情感,已经成为历史的一部分。不然,即使他“能不忆江南”,老百姓也不会如此记住他、怀念他。

  在苏州也是如此,白居易在苏州的时间很短,他于唐敬宗宝历元年(825)五月接任苏州刺史,第二年九月因眼疾辞官,在任约一年零四个月,但还是力所能及为民谋利。他在少年时期,曾随家人避难往来于吴越之间,就爱上这座江南的人间天堂。他在《吴郡诗石记》中追叙说:“以当时心言,异日苏杭苟获一郡,足矣。”为了便利苏州水陆交通,他主持开凿了一条长七里西起虎丘东至阊门的山塘河,山塘河河北修建道路,叫“七里山塘”,简称“山塘街”。为了农田灌溉和游人舟揖往来的便利,白居易特从间门到虎丘修筑了七里山塘,后人称“白公堤”。为了巩固塘堤美化环境,堤边栽种桃李莲荷,诗人曾这样描写过:“黄荷生欲遍,桃李貌仍新。好住湖堤上,长留一道春。”这条河使阊门与运河相接。在河塘旁筑堤,即山塘街。山塘河的开凿和山塘街的修建,大大便利了灌溉和交通,这一带成了热闹繁华的市井。今日更成了著名的旅游景点.苏州百姓非常感激白居易,据接替他担任苏州太守的刘禹锡说,但白居易因眼疾到任不到一年就离任时,“苏州十万户,尽作婴儿啼”(刘禹锡《白太守行》),这眼泪中可能既有感激,又有惋惜.白居易走后,苏州百姓即把山塘街称之为白公堤,还修建了白公祠,以作纪念。今日白公祠大门两侧的照墙上,一边题有“山塘始祖”四个大字,即是在咏歌白居易开辟的山塘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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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苏州白公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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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杭州西湖白堤

  第三,白居易在杭州、苏州任上写的以及后来的包括三首《忆江南》在内的回忆诗文,是两地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白居易有关杭州的诗文有近200篇。著名的除《忆江南》外,还有《钱塘湖春行》,以及一年后又写下的《春题湖上》,再次咏歌西湖之美。并表白自己“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勾留是此湖”另一首《江楼晚眺,景物鲜奇吟玩成篇寄水部张员外》则写尽了杭州秋色:“淡烟疏雨间斜阳,江色鲜明海气凉。蜃散云收破楼阁,虹残水照断桥梁。风翻白浪花千片,雁点青天字一行”。这是多么难得的佳句佳篇,更可贵的是,他把诗人的气质和可贵的人文精神留在了杭州,留给了西湖。

  白香山集中的诗歌有二千八百余首,其中在苏州剌史任上或离开苏州后的回忆性诗作中涉及苏州的诗歌有二百余首,约占白居易所有诗稿的7%。经过亿万人的反复吟咏,也诗化了苏州。他的那首《登阊门闲望》描绘了苏州山青水美、物阜民丰的景像,至今皆可作为苏州的名片:“阊门四望郁苍苍,始觉州雄土俗强。十万夫家供课税,五千子弟守封疆。阊门城碧铺秋草,乌鹊桥红带夕阳。处处楼前飘管吹,家家门外泊舟航。云埋虎寺山藏色,日耀娃宫水放光。曾赏钱塘嫌茂苑,今来未敢苦夸张”。《三月三日闲行》描绘了苏州特有水色的名句:“绿浪东西南北水,红阑三百九十桥”更是妇孺皆知。另外像《吴中好风景二首》、《虎丘寺路》、《题东虎丘寺六韵》、《灵岩寺》、《白云泉》、《早发赴洞庭舟中作》等对苏州著名山水风物也皆一一咏歌。白居易在苏州时间虽不长,因为尽力为民谋利,也获得了民众的拥戴。继任白居易为苏州太守的刘禹锡在诗中记下白居易离开苏州时是“姑苏十万户,皆作婴儿啼”(《白太守行》)诗人的答诗则云:“为郡已周岁,半岁罹旱饥。襦袴无一片,甘棠无一枝。何乃老与幼,泣别尽沾衣。下惭苏人泪,上愧刘君辞。”(《答刘禹锡白太守行》)对百姓的感激和刘禹锡的盛赞,深感惭愧,这就是白居易在苏州的行事和为人。

  作为文化人,白居易自然比较关心两州的文化建设,提倡文化教育,用他的话来说,是“唯化州民解咏诗”。灵隐寺是杭州著名的古刹,唐代到杭州任刺史的官员,比较通行在灵隐建亭寓志。从刺史相里造的虚白亭开始,白居易到杭州任刺史前一共建了5座亭子。白居易不想再耗民力民财:“五亭相望,如指之列,佳境殚矣,虽有敏心巧目,复何加焉?”于是发挥其文笔优长,写了一篇流传了千百年的脍炙人口的《冷泉亭记》,还挥笔题写了“冷泉”二字为灵隐寺、为杭州增色十分。两百年后,苏东坡杭州太守,在“冷泉”二字后,加上了一个“亭”字,为灵隐和冷泉亭又留下了一段佳话。这也成为今日杭州和灵隐寺旅游的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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