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的结缘人——回顾采访齐赫文斯基

20180307_001

2013年9月2日,我驻俄大使李辉向齐赫文斯基院士赠送烧制其头像的瓷盘作为其95岁生日贺礼。资料照片

20180307_002

齐赫文斯基。赵和平画

  莫斯科时间2月24日晚,俄罗斯著名汉学家、历史学家和外交家谢尔盖·列昂尼多维奇·齐赫文斯基院士在莫斯科逝世,享年99岁。消息传来,我不禁回想起担任光明日报驻莫斯科记者时专访他的往事。

  作为光明日报驻莫斯科记者,2013年夏天,我曾有幸在齐赫文斯基老先生95岁高龄时对他进行专访,现在回忆起采访时的场景,仍历历在目。当时,齐赫文斯基虽已近期颐之年,但仍精神矍铄、思维清晰、谈吐有条不紊,对自己在中国的经历如数家珍,这也从一个侧面体现了他对中国的深厚感情和深入了解。

  采访结束时,齐赫文斯基握着我的手说:“希望光明日报读者能一如既往地关注中国文化,关注俄中文化关系的发展,成为俄中文化交流的桥梁!”老人这番专门讲给光明日报的话,发自肺腑,情真意切,言犹在耳,让我至今仍心怀感动。

  齐赫文斯基1918年9月生于彼得格勒(现圣彼得堡),历史学博士、教授,曾任苏联科学院(现俄罗斯科学院)院士(1981年)、苏联特命全权大使(1967年)。他自1935年起开始研究汉学,师承俄著名汉学家、俄罗斯汉学研究彼得堡流派奠基人彼莫阿列克谢耶夫,在此基础上形成具有自己特色的中国学研究流派,被公认为当前俄罗斯汉学界的泰斗。20世纪60年代,他任苏联科学院中国学研究所所长,在东方学、中国学研究方面造诣深厚,成果丰硕。

  齐赫文斯基也是资深外交家,是苏中、俄中关系和新中国发展的见证者。他作为苏联高级外交官参与了苏联承认新中国政权的全部过程,并参加了开国大典。1981年后,他任苏中友好协会主席、荣誉主席。他曾多次作为外交官来华工作,目睹或参与了中国许多重大历史事件。他一生不遗余力研究和传播中国历史和文化,致力于发展苏中(俄中)友好关系,并作出了杰出贡献。

向往东方的青少年

  齐赫文斯基在接受我专访时谈道,俄罗斯作家和旅行家奥布罗切夫的《中国游记》一书,使他从小就对东方古国——中国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后来,他又读了普罗日瓦尔斯基等人写的关于中国和中亚各国的游记小说,书中讲述了中国奇妙有趣、内涵丰富的文化和故事。此后,他经常去艾尔米达什博物馆(冬宫)内的中国厅,将里面的中国藏品同书中的描写一一对照。瓷器、丝织品、地毯、大瓷瓶、青铜器和硬木家具等中国传统文化瑰宝使他流连忘返,神秘的中国文化让他着迷。“那本书让我对中国产生了极大的兴趣,点燃了我探究中国的渴望,总想着有一天能亲自去看一看。”

  齐赫文斯基说,中学毕业后,他毅然报考了列宁格勒语言学院。当时28个学生中,齐赫文斯基是唯一自愿报名学习中文的。当时的教学环境很简陋,而且没有中国老师,齐赫文斯基只能通过唱片学习中文发音,难度很大。读到四年级时,班上只剩下齐赫文斯基和一个女生。但他仍然坚持了下来,因为第一堂课教授在黑板上写下了一句中文让大家描摹,那句中文就是孔子的名言:“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从此,这9个字便深深扎根于齐赫文斯基心中,激励他在汉学研究的道路上攻坚克难、不断前行。

中苏外交的亲历者

  齐赫文斯基回忆说,1939年5月的一天,时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兼外交部长的莫洛托夫召见了他,向他询问了学习中文的情况,当时他年仅21岁。后来,莫洛托夫的秘书打来电话说:“莫洛托夫让你现在和他一起去克里姆林宫,你给一个中国人当翻译。”

  齐赫文斯基说,到了克里姆林宫才知道,来访者竟是孙中山的儿子、中国立法院院长孙科。但他毫不怯场,主动用中文与孙科打招呼:“你好!”孙科应答说:“你好,年轻人。你懂英文吗?虽然我是中国人,但讲不好中文,我说的中文在中国都没有人能听懂!”他本来以为自己能第一次用中文做翻译了,孙科这番话让他顿时感到十分遗憾,同时又紧张起来,因为他对英文翻译毫无准备。

  齐赫文斯基回顾说,他默默陪孙科进入会见大厅,一眼就看见了斯大林、伏罗希洛夫和米高扬等人。斯大林与孙科互致问候。斯大林看看他就笑了,说:“这么年轻的翻译。”会谈开始后,他便用英文给孙科翻译,有时实在翻译不出来了,在座的外交部副部长波焦姆金就会帮忙。齐赫文斯基仍清楚地记得,会谈的内容是关于苏联政府向中国国民政府提供第三期贷款的事。这次经历给了他很大的鼓励,也是在那一年,他以外交官的身份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就任苏联驻乌鲁木齐领事馆副领事。

  此后,齐赫文斯基又被派往北平工作,成为苏联使馆驻中国北方地区负责人兼总领事。尽管已经过去几十年,在接受我专访时,齐赫文斯基依然清晰地记得,使馆地址是东交民巷37号,甚至报出了当时的电话号码——592062。

  1949年10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期间,齐赫文斯基以苏联驻北平总领事和苏联驻华使馆临时代办的身份,参与了苏联承认新中国政权的全部过程。1949年10月1日,是齐赫文斯基记忆中最难忘的一天,他受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的邀请,走上新中国开国大典的观礼台,成为新中国成立的见证者。他深情地对我回忆说:“记得10月1日那天,天安门广场上人声鼎沸。我被安排在天安门城楼下方的看台上就座,亲眼见证了毛泽东主席按下按钮,升起五星红旗的那一刻。铿锵的《义勇军进行曲》奏响了中国的新纪元。”

  齐赫文斯基说,典礼结束后,已近傍晚,他刚回到总领馆就收到了周总理的一封信。信中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希望所有的友好国家承认这个新生的共和国。齐赫文斯基当即意识到这封信的重要性,马上着手译成俄语,以最快速度发回了莫斯科。莫斯科与北京有5个小时的时差,电报发到莫斯科时,斯大林还在工作。第二天一早,莫斯科广播电台播出了“苏联向全世界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消息。

著作等身的汉学家

  莫斯科河畔的斯大林时期标志性建筑“艺术家大楼”是齐赫文斯基的居所,我对齐赫文斯基的专访就是在这里进行的。书桌上摆满了书籍,我发现,所有书籍都有一个共同的关键词——中国。

  齐赫文斯基一生撰写了10多部专著、500多篇论文。其中,《19世纪末中国维新运动与康有为》(1959年)和《孙中山的外交政策观点与实践》(1964年)被认为具有重要学术价值,与《1898-1949年中国独立和统一的道路:根据周恩来的传记资料》(1996年)构成他研究中国近现代史三个不同阶段的奠基之作,其研究方法、翔实史料和观点对俄汉学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他主编的《中国近代史》(1972年)出版后即被译成多种文字,影响延续至今。2000年,由他主编的《中国的改革与革命》系列丛书获俄罗斯联邦国家奖,普京总统亲自给他颁奖。2009年,齐赫文斯基被中国社会科学院授予“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称号。

  采访时,齐赫文斯基向我津津乐道他负责的两大科研计划:一是《俄中关系400年文件汇编》,已出版了一本,以后还将继续出版。二是十卷本系列丛书《中国通史——从远古时期到21世纪初》,从夏朝讲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他是总编纂人,同时还负责全书的统稿工作。“我今年95岁了,非常希望在有生之年能看到这两部巨著出版发行。”齐赫文斯基这番话,令我当时十分感佩。现在回忆起他,真是斯人已去,言犹在耳。

  2017年11月10日,齐赫文斯基主编的俄文《中国通史——从远古时期到21世纪初》最后一卷(第十卷)首发式在莫斯科举行,这也标志着俄汉学界耗时5年的《中国通史》全部编纂完成。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所长卢贾宁对此书的评价是“俄汉学界的里程碑式工程”。齐赫文斯基的心愿得以完成,他驾鹤西去,也应无憾。

两国友好的推动者

  20世纪50年代初回国之后,齐赫文斯基担任了苏联科学院历史部秘书,专门从事研究工作。他先后担任中国学研究所和东方学研究所所长。与此同时,他开始在苏中友协工作,担任名誉主席。

  作为中苏和中俄各领域交流的亲历者和推动者,齐赫文斯基在接受我专访时重点谈了他对于未来俄中关系的期许。他认为,俄中关系正处于上升阶段,中国新一届领导人十分重视中俄关系的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中国梦在俄罗斯也很受关注,成为俄罗斯学者的新研究课题。他还谈道,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中占据重要位置,俄罗斯各地的孔子学院在俄中文化交流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俄社会对中国文化的兴趣和需求越来越大。

  齐赫文斯基一生致力于发展苏中(俄中)两国关系,他不懈增进两国友好交流合作,是俄汉学界里程碑式的人物,在汉学研究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齐赫文斯基走了,我们在世者应继续加强中俄关系、深化睦邻友好、开拓合作领域,不仅涉及政治、经济还包括科学、教育、艺术、文化等各领域,推动中俄合作向更深层次迈进。这是对齐赫文斯基最好的纪念。

  (本报前驻莫斯科记者杨政口述 本报记者肖天祎整理)

  

Comments are clos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