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全集续编》能为孙中山研究贡献什么

20180305_008

《孙中山全集续编》,林家有、李吉奎等编,中华书局2017年7月第一版,460.00元

  《孙中山全集续编》(以下简称《续编》)全书五卷已经出版,中华书局近代史编辑室的同志,以我曾参加《孙中山全集》(以下简称《全集》)编辑,又参与《续编》编务,定有所感,建议我写一些印象记。我和张文苑同志承担的,仅是1913-1919年部分,所以谈编后印象,也只能就这一时段而言;涉及前、后部分,就只能说是读后感,所言可能不尽妥当,姑妄言之而已。

    一

  进入新世纪以来,孙中山研究已经很难说是什么“显学”了。不过,在上海、北京、广东等地,有不少学者和从业人员仍然在积极从事资料整理、编纂和研究工作,而且作出了不俗的成绩。上海市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上海宋庆龄研究会坚持每月出版《孙中山宋庆龄研究动态》。长编巨著,则有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所桑兵教授的团队,在2012年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了十卷本约四百八十万字的《各方致孙中山函电汇编》;2017年,又由中华书局出版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成果《孙中山史事编年》全十二卷,五百五十余万字,百余年来孙中山年谱系列,无出其右者,令人叹为观止。全集方面,北京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以尚明轩先生为首的团队,获得国家出版基金支持,由人民出版社于2016年出版了全新版的《孙中山全集》,十五卷一千万字。广东省社科院孙中山研究所的黄彦先生,获地方政府的财政支持,集结院内外力量,穷二十年之功,编为《孙文全集》二十卷,都一千二百万言,于2016年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或谓此乃目前资料收集最齐全、考订最严密的孙中山全集。尚、黄二书,与台版《国父全集》(含补编)一样,都是类编。类编这种载体,对专业研究者而言,比较省事;但对并不十分熟悉孙中山研究的人来说,必先知篇名而后于各卷之中查找所需,或将一事分置于两处,则未免使人感觉支离、不便。

  中华书局版《全集》收文按时间排序,不能精确系月者系于本年之末,不能精确系日者系于本月之末,知道大体年代,查找不难。萧规曹随,《续编》之纂修,依例操作,省去分类成编的困扰,诚省时省事便利读者之举。《全集》十一卷,近五百万字,《续编》一百八十余万字,合并约七百万字。与尚明轩版《孙中山全集》和黄彦版《孙文全集》相较,所差数百万字,差在何处,读者见书之后,自不难分晓。

  《全集》成书于1981-1986年间,当时虽在报章杂志书籍间及若干档案馆中可以不断发现新资料,但许多境外书刊未易征引,且保存于公私收藏者(如档案、图书馆或个人)手中的文章函牍,亦不轻易公示,故可见资料,极为有限。迨入1990年代后,不惟报刊书籍资料日繁,即东、西文书籍、档案可用者亦有无穷之势,对《全集》作续编,条件已备。今见录于《续编》各卷中者,可资说明。

    二

  当然,号称“全集”者难言“集全”,这是编书者的共识。“续”之与“补”,其义亦不尽同,除“补”之外,实有延续、新建之义。《全集》与《续编》体量比例约为5比2,若仅为“补”,则未免视之过浅。以下数端,或可概见此义。

  编辑“全集”,其义在“全”。所收文献,只要判明不属赝品,即应考虑收录。作为资料,读者(或使用者)有权“求全责备”,而编者义务,则是不作选择性对待,更无权删繁就简,如三秋之树。故《续编》对新出新见文献,避免偏颇,尽力收录,使之能以丰赡资料提供给使用者。

  孙中山是职业革命家,是站在时代潮头的领航人,其立身处事,常有轶于常人者,固不可以凡夫俗子视之。《续编》参与诸人,多数曾参与《全集》编辑,以三十余年“孙学”研究,深识孙中山之所以为孙中山。《续编》收录了几件过去鲜为人知或颇存争议的资料。例如,①1895年3月1日和4月17日在中日甲午战争进行之际孙中山会见日本驻香港领事中川恒次郎,告以起义计划,寻求军械援助和“声援”,这个谈话记录,是孙中山为反清起义第一次寻求外国支持。②第一卷收录了孙中山在南京临时大总统任上,1912年2月3日、6日与日本三井财团的代表森恪、益田孝的谈话、电报,即所谓“满洲借款”谈判的实录。③如果将《续编》第二卷所收1914年11月孙中山与日本军部巨头上原勇作的谈话与同卷所收1915年3月14日致小池张造函及所附《盟约草案》两相对照,就不会对该函与“密约”的出现感到不可理解了。④1921年1月17日,孙中山与美国商人萨恩克签订了一亿美元的贷款合同,规定提供的“种种实业,系无限制者”,这个合同的签订,引起北京政府的严重关切与对美交涉。类似这些有关国家权益的承诺,非仅一时一事,收录这些文献,尤显孙中山从事革命之艰辛。

  另有一些文献,虽然已广为人知,但此前的收录者可能考虑到他种原因,所收并不完整,此次《续编》重新收录完整版本。如①第三卷所收1922年6月12日孙对新闻记者的讲话,《全集》系取《陈炯明叛国史》一书中的“节录”本,而《续编》则从上海《申报》所刊全文收录,以见全豹。②《全集》第八卷所收1923年11月29日《批邓泽如等的上书》,仅收录孙中山的批示,对邓泽如等人的上书内容完全略去,省去被批示的内容,到底邓泽如等人说了些什么,读者满头雾水。而《续编》的处理方式则有不同。孙之批示原来写在该函天头,《续编》用小字体收录邓函全文,将孙的批示移入函中各该处,使读者知孙所批之针对性。当然,孙中山的批示为数甚多,若皆照录来函(或呈文),不知凡几。故多数地方还是仅收批示,未录来函。③1924年1月23日下午为国民党“一大”通过宣言的时刻,但在是日上午,孙中山派人招来苏联顾问鲍罗廷,表示要取消“宣言”,而以《建国大纲》代之。“宣言”为莫斯科所批准,若予以取消,则不但此次代表大会毫无意义,即鲍罗廷亦无法向莫斯科交代。故鲍用尽一切办法,说服孙中山,终于使得将“宣言”交代表大会讨论、通过。有关此事,仅在鲍的笔记中记述,中方文献,了无痕迹。中文资料,最早见之于苏联军事顾问切列潘诺夫所著《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一书,《全集》未予收录。此次《续编》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编《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第四部分“国民党改组及其初步成果”之鲍罗廷的札记和通信收录。而切列潘诺夫的转引,作为附录收入。如此重大之事,若弃之不顾,殊非研究真实孙中山之道。至于孙中山为何要取消“宣言”及其后续动作,则是研究者们的事了。④1924年8月21日国民党中央根据一届二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国民党内之共产派问题的决议案》,形成并公布《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关于党内共产派问题之训令》,此训令先刊于《中国国民党周刊》(第40期,1924年9月18日),随后在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9月24、27、29日)连载。它之所以十分重要,是因为它强调了两党合作,国民党内的跨党成员“不容有党团作用”问题(可参阅前揭《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一书的若干部分)。此文《全集》缺收,《续编》予以收录,并将后出之《革命文献》(第十六辑)作为同题异文一并载出。此类《全集》编辑时已问世却未收而由《续编》收录者尚有多件,本文未拟逐一指出。

    三

  作为编者,感到各卷所收资料,有一个共同点是,有几组资料,收入时较为系统,大体上能反映该件事的原委,较《全集》为优。例如,①第一卷收录了余定邦所撰《一九〇三年孙中山在曼谷的活动——读泰国国家档案馆藏有关孙中山一九〇三年访问曼谷的资料》一文中的几则资料,补充了孙中山在南洋活动的重要史事。②第一卷还系统收录了一组孙中山1913年3月访日及此后与涩泽荣一等人谈判设立“中国兴业公司”的资料,此事至1913年8月“二次革命”失败亡命日本之后才结束。③历来的说法是(根据孙的自述),“宋案”发生后,孙中山从日本回到国内,即力主对袁武力解决,而黄兴则坚持法律解决。(见《全集》第三卷第87页,1914年5月29日《复黄兴函》)但是,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续编》收录了一组孙中山在1913年3月25日由日本归沪后至“二次革命”爆发前与日本驻沪总领事有吉明的谈话、有吉报告外务省的记录,这组材料远比《全集》更准确地反映了“二次革命”爆发前孙的态度变化。宋案发生于1913年3月20日,《续编》收孙中山3月25日在归来当日对外称“以法律为准绳”;28日与有吉明谈话谓,“坚决采取光明正大的手段,在议会上弹劾袁世凯”,但如果袁世凯用武力对付议员,“我方也用武力对抗,南方已有这一决心”,可见28日孙已有武力主张,但仍犹豫不定;至3月31日与孙谈话后,有吉判断“孙文此时已主张武力讨袁”。《续编》所收为当时谈话,《全集》所收仅为孙氏日后追述,《续编》当是更准确。④当《全集》出版时,俞辛焞、王振锁先生编译的《孙中山在日活动密录(1913.8-1916.4)》即日本外务省档案,以及其他日文公私文书,尚未翻译刊布,《全集》无法收录。《续编》利用汉译日本资料,较为完整地展示了孙中山组织中华革命党在日本谋划“三次革命”反袁的种种言行。⑤1922年4月上旬开始,孙中山与陈炯明关系迅速恶化,迄6月12日止,《全集》所收录涉陈者不过7篇,而《续编》所收录者为12篇(含与《全集》同题异文者三篇)。《全集》与《续编》两书资料合在一起,大体上可完整反映出孙陈决裂之由来。⑥1922年“六一六”陈炯明部兵变,是改变中国历史发展走向的重大事件。自兵变至次年1月26日《孙文越飞宣言》发表,《全集》所收录涉及莫斯科(共产国际、联共(布)、苏俄政府)有关人士者仅两件,其中除“宣言”外,另一件是1922年9月29日《对联俄联德外交密函的辨正》。可以说,从《全集》完全看不出孙中山“联俄”外交的形成过程。然而,《续编》得益于新资料的出现,编者将孙中山与达林、齐契林、马林、越飞、李大钊、格克尔、列宁等的谈话、通信、宣言等十一篇文字材料收录,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孙中山“联俄”外交是“六一六”兵变的结果,随之而来的是“容共”政策的形成,这便是1922年以来国共关系的起点。与之相关,当共产国际结束了它与吴佩孚的关系后,莫斯科方面也完全放弃了对陈炯明的联络。它在华南地区,便专注于孙中山了。在后续部分,如国民党“一大”、商团事件等,《续编》都利用了各方资料,较系统地形成一组组史料,展现孙中山其时的主张与举措,以及史事的全过程。

  《全集》凡例中,对同一演说、谈话的原始记录如达两种以上,而内容文字出入较大并各具特色者,则选用其中较完整者为主文,其余附载于后。这种设定,从第一卷开始,称之为“同题异文”。《续编》基本上仍循《全集》编例,值得注意的是,《续编》所收录的正文,有属于《全集》某篇的“同题异文”;而该文,亦有其“同题异文”,“异文”且有多至三篇者。此是当时不同来源的记录,除非有本人发表的正式署名文字,否则不同记录者记录角度不同、取舍不同,照收更能全面反映该演说或谈话本身的内容、当时记录者的判断与所取立场及受众接受的信息。资料编纂,是供研究用的,只要不是伪件,多一点比少一点好。

  现在,较为完备的孙中山全集,有五个版本: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会版《国父全集》、北京中华书局版《孙中山全集》、台北秦孝仪版《国父全集》、北京尚明轩版《孙中山全集》与广东黄彦版《孙文全集》。它们为国内外学术界研究孙中山和中国近代历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其中固然有不少重叠之处,但无疑是各有千秋。北京中华书局《孙中山全集》十一卷本出来后,三十余年间曾在大陆独领风骚。今《孙中山全集续编》刊世,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是弹是赞,作为编者,都愿持谦卑的态度,等待读者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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